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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08-30 | 来源: 心灵自由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野兽按：8月29日晚在朋友圈惊闻译者孙仲旭于8月28日下午因抑郁症自杀离世。06年-09我在豆瓣上还是活跃用户的时候，曾与仲旭兄有过一些交流，当时是购读了他翻译的《奥威尔传》，非常喜欢，曾购过多本赠送友人。仲旭兄去了另一个世界，但死亡并不是结束。逝者已矣，来者可追!目前我最关心的仲旭兄的爱人和孩子的状况，她们也许比仲旭兄更需要关心和爱护。据我所知，中国大陆关照“自杀遗族”的着作极其稀少，台湾是已经有所关注了。分享《难以承受的告别：自杀者亲友的哀伤旅程》一书的两篇推荐序给诸位书友，期望大家有一天学会以智慧的慈悲关照到身边的“自杀遗族”。
从窗户到门的距离
吴淡如/文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纵然谁都明白，在世为人，生死无常。
这是一本为生者写的书。骤然失去亲人或挚爱，已是锥心之痛，但自杀者亲属的感受更加复杂、罪恶感更加深重、遗憾更是刻苦铭心，有些人花了一辈子时间把自己的难言之苦压抑在看不见阳光的深处，有些家族刻意埋藏对自杀者的所有记忆，有些人则追随着自杀者的脚步，一阶一阶踏入没有光的所在。
自杀问题已经受到社会或当局相当的关切（但是，未必是正确的关切），然而自杀者亲人的创伤却罕被过问。我们总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
以我的亲身经验与切身观察，时间却未必会冲淡一切。没有被正面面对的负面情绪，常会自行寻找出路，以其它的方式浮现台面。即使愿意以理性的态度面对，也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从惊吓、自责、愤怒、失落、失眠、忧郁与身心失调中渐渐回复。
可以这么说：生命中的一扇窗关闭时，总有另一扇门打开——但中间的走廊，真他妈长得受不了。
我，自认为生命力强韧的人，花了足足六年的时间，才有足够的力量走出来。六年来，我一直在尝试解放自己的负面情绪。
在小弟去世六年后的某个晚上，我一如往常地坐在计算机面前写作，感觉到有一种能量疾疾推开内心中那一扇沉重的大门，那一扇平日难以开启的门，变得像羽毛般轻柔，有一种声音急于倾吐，在多年的结结巴巴之后。
我想，该是痊愈的时候了，不但我必须为自己的伤口贴上最后一帖药，也该有一些药方帮助那些还在流血的心。
我把我的心路历程写成了《昨日历历，晴天悠悠》，出版不久，我收到许多忧郁症患者传来的心声、想不开的失恋者恍然大悟的感谢，以及受害家属心情激荡的故事——一大部分语带感谢，表示他们可以稍稍对苦痛释怀。然而，负作用力仍然强大，来自我母亲的家族。
追溯家族史，我的小弟并非三代中第一个自杀的人。我的外祖母也是自杀身亡的……。
精神医学专家们在探讨自杀时，已发现忧郁症是最大教唆者，而家族遗传机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在《难以承受的告别》这本书中也指出，遗族自杀的机率比一般人高百分之八十到三百。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自杀者家庭，往后那几代至少又有一个人自杀……。
我的父亲首先接到了某一位舅舅满口三字经的辱骂电话，他似乎是借着惯常的酗酒装疯发泄不满。我的父亲向来支持我，他对于不可理喻的姻亲发了火，警告他不要再打来，挂掉电话（我从小知道，这位亲戚不是坏人，却是一个精神性格不太稳定、很难有固定工作、常常让自己的兄弟姐妹收烂摊子的人）。过不了多久，许多报社都收到一封电子信，上头指责我在书中所说有关外祖母自杀的事实是“满口胡言”，是“为了成名，不择手段”，还诬赖我诋毁自己的母亲，并声称他讨伐我是我母亲、所有舅舅都知道的事情。（后来几位舅舅和母亲都极力否认知情。）
他识字不多，电子信函是另一位舅舅的儿子帮忙发的，这位表弟与我多年来只有数面之缘，彼此并不了解。我想，原生家庭状况不稳定的他，也许只想隔岸观火。
他必然不知道，这位舅舅打从我念大学时就曾来向我借钱，我没有同意。
我不是个擅长说谎的人。我和母亲之间从未情同姐妹，确是事实。我不是个听话的小孩，永远有自己的主张，成长过程中四面楚歌的情况常常发生。至今，也还是“顺”得不多。但“孝”心未曾缺席，只要她快乐，我无不支持。我生平最恨诬赖，“凡是我没做的，千万别栽赃在我头上”是我始终没改的牛脾气，因而在第一位记者提出采访要求时，我立刻出面了。
记者已经去拜访了那位舅舅。他最主要的愤怒来自于我在书中指出外祖母是自杀的事实（当然，在我记忆中，我没有见过她的面，她自杀的事实是我小时候到外公家时偷听来的），他认为母亲自杀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大家隐藏得这么好，外人都不知道，我忽然在书中提起，使“家族蒙羞”。
“你说她讲的不是事实，那事实是什么呢?”记者这么问。
“这……是一个秘密。”
“可是你如果不把秘密说出来，就没办法证明她说的不是事实。”
最后，他还是说，那是个不能说的秘密。记者问不出所以然来，她无奈地告诉我：我最大的罪状，就是把秘密公诸于世，让我的上一代在记忆中再痛苦一次。缄默已久的悲伤变成上一代沉重的担子。
他至今还认为母亲自杀是自己的耻辱。这不能怪他，人们对于自杀者遗族的态度常常充满谴责，那种不经意的严苛质问也曾使我痛苦难当。
六年，我已克服这样的负面情绪。他还在其中旋转，三十多年过了，窗子关了，门却还没找到，他还在恐惧、羞耻、焦虑和愤怒中，任谁也没办法碰触这个地雷。
我听到有关外祖母自杀的街坊耳语，大意是：她玩四色牌输了一百元，外祖父骂她，她将农药一饮而尽。
听说这位舅舅找麻烦之后，我的几位表哥则来电，愿意和我一起开记者会，他们说，真相是：她因赌博输了五万元，被外祖父骂，由一位从小送出去当童养媳的女儿拿出钱来为她还债，但这笔钱却给一个儿子花掉了。她默默地选择了自杀。
我很感谢表哥们的支持，但也说明：不必小题大作，我的家族只是满山芒草花中的一株，是台湾岛上百万个平凡家族之一，何必陪着媒体喧闹呢?我只是想借着现身说法，多让几个人看见他们可以打开的门。表哥们也是受害者——他们多半事业有成，却因母亲和舅舅们的金钱纠葛而为上一代负债。上一代在母亲去世后紧密结合成一个“对抗外侮”的家族，很重视彼此之间的照应关系，然而，精神上的共生常变成经济上的寄生，过度的依赖与牵扯却使下一代负担了不该负的责任。
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真相也可能只是表相。
自杀就是自杀，没有凶手害死他。自杀者花一辈子追索原因或凶手，只是让自己困在没有路的迷宫里。《难以承受的告别》一书说得很清楚：自杀者显然并未看重亲友到某个地步、认为值得为他们继续活下去。
逝者已矣，我们不必成为终极受害者。
不必成为终极受害者，但自杀者遗族也没法像“一般人”一样马上得出正面意义。我记得当初我在找回小弟分散各处的摄影作品时，最后一位把他的幻灯片还我的某个台大保育社学妹，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她和小弟见过面，我的小弟没有那么忧郁，她还记得某年夏天去参加暑期活动，小弟在当辅导员，眼神明亮，一直在笑。她说我得了解小弟的自杀是灵魂的自由展翅飞翔，他仍留给她美好的印象，使他们一群朋友更感觉友谊可贵，更紧密相连，她不喜欢我悲伤沉郁的描述，希望我心胸更开阔……
看样子，她觉得我应该阐扬小弟自杀的美学理念。
她可能以为自己很豁达。然而，她说的话，是将自杀美化，对自杀者遗族却是十足风凉话，完全不知路有冻死骨。
我简单地回了信给她，谢谢她物归原主，却也义正辞严地告诉她：对于深爱自杀者的人，对于我的家人、他的女友，他的离去是我们巨大的伤痛，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轻描淡写地归纳出正面意义来。小弟的去世，是一个既成事实，也仍是我终生的遗憾，也许我不得不从黑暗中摸索亮光，但它绝非只是一个肤浅的正面启示。
伤痛的深浅在于：我们非常非常爱他。他不只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也不是一个只有数面之缘的朋友。
但愿所有的安慰者，不要轻忽遗族受伤的心，和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
走廊真的很长，就像这本书中所说，我走过大吃一惊、否认事实、追索原因、“如果早知道……”、自责、怨天尤人、愤怒……等各种阶段。
身为自杀者的亲友，我知道，每一个在遭遇如此苦痛的人，都需要一个指南针。不只是自杀，在亲友不声不响地意外过世时，人们也都像浑沌之水中瞎了眼的泥鳅，只能无助地钻动。
是的，悲伤未曾说出，就是最沉重的担子。
选择面对问题，总能找到那扇门。伤痕也许会留下永远的疤，但不必继续流脓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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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承受的告别：自杀者亲友的哀伤旅程》（Silent Grief: Livong In The Wake Of Suicide）
克里斯多福·路加斯（Christopher Lukas）&亨利·赛登（Henry Seiden）着
“这是一本非常感动我、令我印象深刻的书。……书中将自杀者亲友所自述的真诚情感以及完整的专业学理做了非常动人的联结。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作者非常关注儿童在自杀悲剧中所承受的冲击，尤其孩子又是如此脆弱。希望得到安慰与鼓舞的读者，这本书有他们想要的东西。”——Eda LeShan, Learning to Say Goodbye: When a Parent Dies一书作者
“这本书我等了很久了。隐密的悲痛在每个自杀者亲友的灵魂深处，像个杀手……本书的讯息足以挽回自杀者亲友的人生：当他们不再沉默时，生命就会更新。路加斯说，谈论自杀的故事，对他很有帮助。现在，他则是帮助了我。”
“这本书是事后处理疗法（post-Vention）的个人宪章，协助处理自杀衍生之余波重担。这本书是少数同时具有知照和安慰功效的书。”——爱德文·施奈德曼博士，美国自杀学会创办人
“这本指导自杀者亲友如何自助的书，将启发、安慰那些受苦于自杀阴影的人”“两位作者非常熟悉亲友自杀的心痛经验，他们用流畅的笔法，写出许多动人的故事以及有用的协助信息。我相信，在床边书架摆上这本书，有助于自杀者的亲友度过漫漫长夜。而翌日清晨，他们也可以透过书中所提供的有效且令人安慰的咨询方法，开展他们的人生。”。”——《出版者周刊》
作者简介
克里斯多福·路加斯(Christopher Lukas）
路加斯是得过许多奖项的作家和电视剧导演，在美国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工作了三十八年，目前担任纽约一家纪录片制作公司的资深制作人和副总裁。路加斯因为自己家中发生过多起自杀事件，有感而发撰写此书。他和太太现育有两个女儿。
亨利·赛登(Henry M．Seiden、Ph．D．）
赛登是一位心理医师和精神科医生，目前在纽约市森林岗(Forest Hills）开业。赛登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教书，且是金布鲁克犹太医学中心(Kingsbrook Jewish Medical Center）的心理学部门主管，及长岛心理卫生研究所(Long Island Institute forMental Health）所长。他撰写过许多有关临床心理学、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书，也做过这些主题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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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已矣，来者可追!
蔡昌雄/文
（作者为南华大学生死学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书是为抚慰自杀者亲友而作的。作者路加斯以身为自杀者亲友的遭遇为基础，在心理医生赛登的协助下，藉由个人经验的分享、自杀者亲友心路历程的剖析，以及可运用之社会协助资源等面向的讨论，呈现出这本主题十分罕见，但价值却难能可贵的生死学着作来。
在生死学的研究领域中，探索丧亲家属心路历程，及其悲伤辅导原则与实务方面的书籍，虽然并不少见，但是针对自杀遗族的创伤，以及其特殊调适历程专门论述者，却可谓凤毛麟角：然而此一研究课题的重要性，却不因为自杀族群的相对稀少（事实上绝对数字与日俱增）而有所减损。相反的，此一议题的长期被忽略和研究讨论的困难重重，正好反映出死亡意识在当代社会中被高度压抑的现象。因此，着书立说以求经验分享和深思反省的动作，乃是直接撞击此盘根错结之社会深层心理结构的具体作为：若效应得以扩散，则它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是可以期待的。
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死亡意识的压抑究竟对现代人的心理焦虑与社会行为，造成了何种程度的制约与侵扰。社会学家纪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指出，死亡固然是亘古永恒的社会现象，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理性发展，使得死亡这个社会现实却被「隔离」在大众的觉知范畴之外，而无法成为被正视的议题或列入公共讨论的议程内。例如，死亡社会学的研究是非常晚近（约始于一九六○年代）的事，而当代死亡学与死亡教育的提倡，以及安宁照顾社会运动的推行，则是记录了现代人如何使死亡提升至意识层面的集体努力。然而，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死亡禁忌，在在显示人类对死亡的深刻恐惧，是无法被理性所克服的。当过度仰赖理性的现代社会，失去引导个体调适死亡压力的传统礼仪机制之后，个体必须独自面对死亡情境所加诸的庞大压力，便势不可免。这也是现代人面对死亡课题时的基本处境。
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女士在经典之作《最后一程》（On Death and Dying）中，所描述的临终病患心路历程，便突显出现代人在制式医疗环境中孤立面对死亡的窘境。于是，无论是以临终者或丧亲者为主的死亡悲伤辅导课题，便成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对于丧亲者心理需面对的情绪挣扎、意义把握，以及调适历程，相关的心理辅导专业书籍皆有详尽的讨论。就其主要的精神而言，我们首先要确认的是，经历丧亲之痛者的哀伤情绪毋宁是正常的需要，适度与适时的情感宣泄与表达，更是迈向心灵健康之路的必要条件。因此，过度延迟或压抑的死亡悲伤，在临床的辅导与治疗上，都需要相对付出更大的代价。此外，哀悼与悲伤历程中，案主的精神是否疗愈亦系乎其对死亡事实的接纳与意义的升华。从仪式或生命礼仪的观点而言，案主是否能对死亡意义有所领悟，并使其精神臻于健全，则需视此一生命的「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是否顺畅而定。一般而言，丧亲者需通过两道历程：首先，是从与社会脉络层层关联的世俗世界，进入临终者或亡者的超世俗世界中：其次，则是从临终者或亡者的超世俗世界中，再次融入原本与社会脉络层层关联的世俗世界中。事实上，所有的心理辅导介入与社会资源的协助，都可以被看成是协助案主完成这两重生命「通过仪式」的手段，使生者从对逝者的恋着纠结，转移到追寻未来可能的人生方向去。与传统的礼仪或仪式的集体倾向相较，当代的专业谘商或协谈手段施与的对象则始终是个体。此乃前述现代社会情境限制的具体写照。
自杀者亲友对于死亡事件的压抑，除了一般性的社会过滤作用外，由于自杀行为本身的宗教与道德争议，使其不为社会规范所见容，于是案主的心理焦虑与困境，便无法提升至公共意识与社会救助的层次。这与艾滋病患者的临终照顾，始终无法得到和其他临终患者一样的社会透明度与支援，是同样的道理。在这种形同被社会「隔离」的情况下，对自杀者亲友予以辅导或施以援助便显得愈加困难，本书中诸案主的自我剖白与作者对其处境的描述，均可视为是此一陈述的真实脚注。国内近来自杀案件节节攀升，有关自杀的相关议题亦引起社会大众相当的重视，以及学者的热烈讨论。但是，对于自杀者亲友这个社会族群的关照，一样是付之阙如的，更遑论深入的学术探讨。
国内社会近十年来掀起一股生死学研究的热潮，除了相关翻译书籍与论着出版的数量大增外，大学中几所与生死学研究有关研究所的设立、相关通识课程的教授，以及各级学校对生命教育的重视等举措，皆使得死亡这个议题不再完全被封闭于社会的神秘箱匣中。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死亡禁忌的突破在我们这个偏属「否认死亡」（death-denial）文化的社会中，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例如，目前在教育当局推动生命教育的过程中，死亡教育被归属在两性教育范畴的尴尬角色中，尚未得到应有的独立定位：而看似热烈的生死学研究，迄今也尚未在科际整合的视野中，厘清生死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提出具理论建构意含的基础概念，以及确认它与各个学门之间的理论联系。凡此种种，当然决非一蹴可几，非长期持续努力无以竟功。
本书主题在生死学研究领域中的特殊性已如前述，心灵工坊能出版这样小众的书籍，就某种意义而言，足见我们已逐渐脱离对生死议题泛论的阶段，而逐渐迈入对具体面向、特殊族群与深入层次关怀探究的境地。这点毋宁是值得鼓舞的现象。就此意义而言，本书不仅只是自杀者亲友悲伤辅助的自学手册而已，它同时也可以做为每个社会成员提升死亡意识的试金石。-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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