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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09-16 | 來源: 澎湃新聞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起，當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西方觀察者就試圖探求中國崛起的來龍去脈，並預測了中國社會與政治的未來發展。在改革開放初期，大多數西方的中國專家----及壹些中國領導層成員----認為，經濟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治變革。當中國公民富裕起來的時候，他們將會追求可預測的政治模式，並要求壹個能更好地代表他們利益、保護新進個人資產的政府。
中國富人特點
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治似乎跟隨著經濟的腳步逐步走向民主化，壹些初期的民主運動開始成型，年輕人表現最為突出。但在1989年中共在天安門的鎮壓使這些希望破滅。此後25年裡，中國經濟發展之快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中國社會也幾經變換。但是，國家政治形態似乎停滯，甚至倒退。
1976年毛時代結束後，壹些中國領導人時而暗示著可能的政治變革。但是由現任主席習近平領導下的政府，從其對西式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所表現的不友好態度中看出，這似乎是毛時代的翻版。舉例來說，去年中共中央起草的壹份文件中，將所有“捍衛憲法”或“法治”的要求，都視作試圖“破壞現政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
同時，即使中國崛起使得中國社會出現壹批中產階級，甚至出現極富人群，但他們都沒能走向預想的結果。對於人數頗多的新型中產階級來說，他們的生活似乎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被持家的和養孩子的壓力全部占據，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涉足政治。而那些富豪新秀們，他們也沒有推動壹個更公平、更具代表性的政府來保護他們的財產。他們之中的大多數要麼接受共產黨的收編，要麼直接移居到那些擁有更完善法律制度的國家去了。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在如今的中國社會經濟環境下，幾乎沒有壹個年輕人懷有著帶領成千上萬的學生上街的政治熱情了。中國教育制度給青年人不停灌輸著愛國主義思想，以磨滅反叛意識。其實，這類舉措似乎是多余的。因為與為民主變革而奮斗相比，中國年輕人似乎對購買iPhones和LV產品更感興趣。
從表面上看，中國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革會攜手並進的這類預言是不會實現了。然而事實上，事情本身更復雜。歐逸文在《野心時代》中認為，對中國發生變革持樂觀看法的人並不完全是錯的。這些觀點的出現不過是因為政治觀念過於狹隘才捕捉不到壹些微妙但深遠的變化，這些變化正以壹種並不明顯的方式改變著中國。在他所描述的那些企業家、記者、藝術家、政治異見者、奮斗者中，歐逸文發現，中國社會中某種東西的出現要比追尋政治民主更貼近社會的本質，那就是對尊嚴的追求。
《野心時代》是基於歐逸文在北京收集到的故事而創作的，歐逸文先是《芝加哥論壇報》的駐京記者，後於2005年至2013年任《紐約客》雜志駐京通訊員。在這些年裡，他敏銳地觀察到普通中國人抱負和希望的巨大轉變。中國經濟增長著實提高了物質水平、加大了消費力度，這是在早年難以想象的事情。但是，由於中國國門大開，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也逐漸湧現出來。現在，社會裡各個階層的人群不僅僅希望穿得好、吃得好，也強烈追尋著真理、價值、精神的滿足。
後天安門時代出現的壹種暗含的社會契約是通過豐富物質生活條件和穩定的社會環境來換取人民遠離政治生活。歐逸文的敘述揭示出這種交換契約帶來的某種結果。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已不滿足擁有壹車壹房的時候;當越來越多的普通中國人開始上網、出國旅行、接受最新近的精神食量或是自助時尚的時候，共產黨政府發現自己難以滿足這些不僅僅是物質保障的需求了。
即使歐逸文再沒能往深處挖掘問題，但他的書揭示出中國人對價值生活的追求，與他們在當今時代背景下煩惱不斷之間的關系所在。對尊嚴的追求不僅僅意味著新時代的繁榮，也反映出壹個社會充滿系統性危險的恐懼與挫折。這些潛在危險包括：環境破壞、經濟泡沫爆裂、被腐敗侵蝕的體制崩塌。每壹種威脅都可能以難以預測的方式戲劇性地改變中國進程。對這個脆弱社會不斷覺醒的中國人還沒能擁有明確的政治敏感。但是，如果這壹切發生了，這將對統治政權造成極其重大的打擊。
窮與富
即便不考慮歐逸文所發現的這種深層次變化，共產黨也很難阻止天安門事件後政治交易原則的終結。從80年代末就開始離開家鄉奔赴大城市和工業城鎮的農民們，他們的孩子現在夢想著獲得大學學歷，並且找到白領工作。與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相比，由於政府對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中國現在的大學生人數是那時的11倍。
但現在持續多年的情況是，壹名本科畢業生的起始工資甚至要低於剛入門的工廠工人。當然，在家人盡其微薄之力供養壹個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後，大多數的學生畢業後都不會選擇藍領工作。為了追求高樓大廈辦公室中的白領工作，從鄉鎮和小城市考來的高校畢業生都聚集在中國沿海大城市的狹窄公寓或寄宿房屋裡。中國人稱他們為“蟻族”。
可能更讓這些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感到沮喪的是，黃金時代已與他們擦身而過了。用歐逸文的話來說，中國崛起是“壹趟座位有限的快車”。不僅如此，許多年輕人的成功得依賴父母的關系網。在網上你能輕易感受到人們對這些富贰代們的不滿情緒。
這些不滿的情緒不僅限於年輕人和貧困人口。我在肆川省開展對富人進行人類學研究的時候，不斷地聽到商人(其中許多人都很成功)抱怨說：今天的中國，只有那些在政治上有強硬關系的人才能真正地賺到錢。盡管許多中國新富人(包括歐逸文記述過的幾位企業家)白手起家成功地獲得了巨量的財富，但從長期來說卻過得並不太好。福布斯2011年估計道，在前八年的時間裡，平均每40天就有壹位億萬富翁非自然死亡。除了疾病之外，最常見的死亡原因是謀殺、自殺和死刑。中國已經有評論不無嘲諷地說，福布斯年度富豪排行榜其實是壹張“死亡榜單”。
板上釘果凍(徒勞之事)
網絡時代發端之時，許多觀察家預測，數字通信技術會讓中國政府失去壓制社會內部不滿和矛盾的能力。2000年，克林頓宣稱，中共試圖控制互聯網就像“向牆上釘果凍”壹樣徒勞。這句台詞不錯----但控制互聯網並未像克林頓和其他人所料想的那樣困難。今天，中國政府用所謂的“長城防火牆”來屏蔽網站和搜索結果，它是壹支審查員組成的部隊，刪除那些被認為是政治敏感的文章和評論;也是政府贊助的網絡水軍軍團，通過在各類論壇發布支持共產黨和民族主義的言論，依照政府的喜好把控網民的情緒。
像微博(中國版的“推特”)和微信(壹個極為流行的通訊軟件，約有3.55億用戶)這樣最近興起的社交媒體平台，都增加了政府限制網絡信息的難度，因為在審查員捕獲它們之前，這些平台上發布的信息便已飛速傳播。雖然如此，中國當局似乎不會馬上面臨失去控制公民網絡生活的權力。然而，他們的勝利目前已經變成壹場慘勝，控制互聯網不但意味著壓制異議，也意味著抑制創新。
2011年，蘋果公司的創立人喬布斯去世之時，中國出現了許多的討論：中國到底能不能出現可以與喬布斯比肩的人物。喬布斯勇於冒險，也富於創造力，這些不僅受益於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也源於美國社會的開放程度。中國高層領導人迫切地希望改變國家對低端(低附加值)制造業的依賴，向知識密集型產業、信息產業和服務業轉型。中國希望不再僅僅組裝蘋果手機，而能開始設計它們。
中國要想為年輕人創造報酬豐厚的工作職位，推動經濟轉型是唯壹的道路。但是，許多人都質疑，在壹個屏蔽Facebook(臉譜網)、Twitter(推特)、和YouTube的國家，到底能不能培養出技術創新和敢於試驗的文化氛圍。中國有網民評論說，世界上只有另外兩個國家這樣做：伊朗和朝鮮----它們幾乎是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沙漠。
來到耶穌身邊
政治、經濟和技術對中國的社會穩定產生了壓力，歐逸文對這方面的分析拾分到位。但這些主題----以及他關注的某些人物，像藝術家艾未未和人權律師陳光誠----多少給人以熟悉之感。歐逸文在書中設法提出壹個嶄新的角度，來理解中國不斷變化的時代精神。同時，他也探索著信仰在中國社會中的角色，以及當前中國人對意義和價值問題的追尋。
1976年，毛澤東的去世結束了拾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拋棄了階級斗爭和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留下了壹個意識形態真空。隨後，經濟的飛速增長、政府對政治異見人士的鎮壓以及官方對有組織宗教的敵意，幾乎都保證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能夠壓倒信仰或意識形態。這導致了知識分子和普通中國人所稱的“道德危機”或“精神空虛”，從無處不在的腐敗問題到致使數百人死亡、引起眾怒的有毒食品事件，他們都用這個來解釋它們。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在缺乏壹套共同價值體系的情況下，對自己同胞們的關心已經成為壹種稀缺資源----生命本身已然無足輕重。
人們對這種社會異化現象愈感憂慮，歐逸文記載的小悅悅事件很有可能會成為公眾態度的轉折點。2011年，在南方城市佛山，兩歲的小悅悅從家中跑到擁擠的市場，被壹輛正行駛在市場狹窄街道上的面包車撞上。不但司機並未停車，而且至少有18個人從受傷的小悅悅身邊走過而沒有提供救助。然後，另壹輛車再壹次壓過了她，司機同樣駕車逃逸。最終，壹位老年拾荒者停下來救下了小悅悅，但她仍因傷死亡。整個事件都被附近的安保攝像頭拍了下來，這壹視頻通過網絡迅速傳播。除了對中國社會現狀的哀歎以及對司機的痛罵之外，這壹新聞引發了對受害者家庭以及拾荒老人源源不斷的捐款。
歐逸文將這次事件的反響與1964年紐約珍諾維絲謀殺案做了對比，小悅悅事件已經成為公民道德和社會信任感下滑的寓言。但是，就如歐逸文指出的那樣，盡管小悅悅的死亡確實觸到了中國人的痛點，但中國社會依然展現出了對他人巨大的集體關懷。從2008年肆川地震的大規模社會救助開始，近來年慈善組織和志願組織都飛速發展，慈善捐款也持續增加。
或許，對道德和精神危機最重要的反應，是宗教在中國出人意料的繁榮。中產階級的職業人士和企業家群體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數量轉向基督教和佛教。中國東南部的富裕城市溫州見證了教堂數量的爆炸式增長，它們多由富有的商人們贊助，全市人口裡至少有15%認為自己是基督徒，因而它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從全國來看，基督徒的人數已經從70年代末的幾百萬地下信徒，增長到了今天的約6700萬人。考慮到基督教是國家認定的“外來宗教”，加上80年代基督教在東歐扮演的反共角色，中共對基督教的崛起抱有相當大的擔憂。
對中共來說，比基督教的傳播更為難以忍受的是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皈依藏傳佛教。比起中土的禪宗，他們認為藏傳佛教更有力更純潔。西藏之外的漢族人已經開始贊助青藏高原上眾多寺廟的建設和維護。喇嘛們現在經常到中國的大城市裡進行宣講和“開光”儀式。預計未來將有數百萬漢族人皈依藏轉佛教，而其領導人達賴喇嘛則被視為國家的敵人，這已經明顯引起了北京的不安。
面對這些問題，中共做出了回應：鼓勵公民信奉儒家的信條。這代表著對毛時代的巨大顛覆，當時北京力圖驅使人民遠離傳統的信仰----它們可能會與毛主義競爭，甚至發動了多次“批孔”運動(因為孔子主張的學說被批評為造成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落後)。中國現任領導人已經開始嘗試復興儒家思想，希望儒家對社會穩定的強調能有助於修復已然支零破碎的社會結構，而且避免威脅到共產黨的統治。但直到目前，這些嘗試都反響平平。最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國家出資拍攝的孔子傳記電影----周潤發扮演這位古代哲學家----在票房上是個巨大的失敗。
硬道理
“發展才是硬道理，”力主改革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92年這樣說道，這恰如其分地總結出了中國在後意識形態時代的主導思想。中共展示出它巨大的力量，能建成數以百計的現代化新機場以及數千公裡長的高速鐵路。但在這個改革的時代，它在意識形態上的努力遭遇了慘烈的失敗。如歐逸文所言：“中國皈依市場經濟30年創造出了巨大的財富，但它壹直沒有壹個統壹的主導思想----沒有‘主旋律’----而且，沒有任何東西預示著中國將會成為怎樣的國家。” 相比管理好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增長，解決好這13億人多種多樣、雄心勃勃且越來越復雜的夢想，對中共而言很有可能會是壹個更困難的任務。
發展所付出的代價現在也逐步進入人們的視線。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籠罩北京的有毒霧霾現在已經成為壹場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危機的象征。與此同時，專家警告說，中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有可能已經開始破碎。其危害可能非常嚴重，因為房地產投資占到了中國GDP的20%左右。環境惡化和脆弱的金融體系帶來了系統性風險，有可能引發難以預料的危機。如果自身的合法性遭到侵蝕，中共將極難處理好它們。
還有壹點也會對中共造成威脅，那就是中國人對意義和尊嚴越來越多的追求。盡管普通中國人仍從黨推動的經濟發展中獲益，但許多人已經開始遠離消費主義，並轉向肆意的網絡討論、宗教崇信以及慈善工作來尋求滿足。如果環境和經濟危機使黨更難維持穩定或經濟增長，或許它會發現，自己幾乎沒有方法來要求----更不用說控制----廣大的中國人民了。比起發展的“硬道理”，中國人將更願意聽從更具說服力的真理。-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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