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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6-12-11 | 來源: 北美中文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俞力工專欄 | 字體: 小 中 大
俞力工
有關基督教世界歧視猶太人的宗教原因，筆者拾年來已有許多論述（參見我的博客“宗教”項下），其中曾提及西方社會進展到資本主義階段之後，歐洲的猶太人除了傳統的“弑神”罪狀外，又平白添加了“控制國際金融”、“操縱美國政治”、“幕後主導兩次世界大戰”和“制造經濟危機”的罪名。如今，當這些指控尚未加以澄清之時，美國哈佛大學的兩位知名教授聯名發表了這篇以《以色列院外游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為題的論文，批評美國猶太人游說團體“操縱美國國家政策”，並對美國國家利益造成不利影響。這自然會引起全球猶太人的強烈抗議。據聞，哈佛大學的壹位猶太裔資助人便向校方提出“終止提供贊助”的威脅，由是導致該兩教授的離職。如此壹來，更加顯得他們對猶太人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注壹）
細讀這篇論文，不難發現該兩位作者除了列舉美國“袒護以色列政策”的大量弊端之外，也如實指出，“美國民主黨的活動資金約有60%來自猶太人的捐款”， “美國大部分猶太人傾向於對巴勒斯坦讓步”，以及，“支持伊拉克戰爭的美國民眾占62%，而美國猶太人卻只有52%支持這場戰爭”。照理，既然多數美國猶太人對共和黨政府的“公司路線”持有較保留的態度，做出美國猶太人游說團體“操縱美國政治體系”和“美國猶太人游說團體促使美國政府支持以色列”的結論似乎就顯得無法自圓其說。或許，就因為他們太過片面強調“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種種不是”，而忽略了幾個重要方面：壹是，美國的猶太人在所有反政府組織、左派團體、反戰組織之類的社會運動團體裡都扮演重要角色。該事實說明猶太人的整體素質很高，但決非鐵板壹塊，因此不該壹竿子打翻壹條船。就這點而言，該兩位作家雖然意識到壹般猶太人與猶太人利益集團之間有些區別，但落筆時忽略了“猶太人社運團體如何反對公司路線”的壹面；贰是，猶太人游說組織固然對國家政策產生壹定的影響，但如果不符合其它財團、軍火商、石油商的利益，絕不可能如此神通廣大地“左右國家整體的政治體系”；叁是，美國的支持以色列政策究竟給國家帶來什麼利益？此方面該文卻著墨不多。鑒於此，筆者以為有必要略作探討：
首先，美國猶太人約有80%以上支持民主黨。這說明，美國猶太人比壹般美國人更加開明，或起碼，其“草根性”更強。另外，還有壹個重要因素是，猶太人處身於美國這樣壹個基督教占統治地位（80%以上人口認同於基督教）的社會裡，壹向感觸到民主黨對猶太人的歧視較輕。至於與財團利益較緊密的共和黨，則帶有較強烈的反猶情緒。言及此，我們看到壹個非常有趣的政治生態，即民主黨較善待猶太人，卻不壹定盲目支持以色列；而共和黨人士雖然較歧視猶太人，卻大力支持以色列。從猶太人這壹頭觀察，情況則是，壹般美國猶太人較願意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妥協與讓步；而猶太人游說團體卻與共和黨保守派的利益較壹致，主張對整個中東采取強硬措施。此間奧妙無他，不過是因為猶太人游說團體的利益與軍火、石油大財團的利益壹致！因此談論猶太人問題時，必須區分以色列，西方的猶太人，猶太人游說團體之間的巨大區別。否則，其謬誤有些像是把東南亞華人都當成“控制金融的資本家”，或“中共的第伍縱隊”。
九拾年代克林頓總統執政期間的壹項重大戰略部署便是：為了肢解南斯拉夫，既支持巴爾幹地區的天主教派（如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同時也積極扶持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伊斯蘭教派。要推行此壹政策，自然有必要說服美國的猶太裔政客，而此工作便落到壹些公關公司的頭上。此後，這些公司透過各種制造假新聞的伎倆，“出色”地完成任務。參見《冷戰後的媒體“壹體化”》http://blog.daqi.com/article/38391.html
該事件說明，美國猶太人政客與游說團體只不過是對美國的以色列政策發揮些影響力。至於其它廣大領域，當然還必須聽從美國政府的擺布。如果據此而聲稱“猶太人財團與政客具有長期左右美國體制或政策的能力”，要麼是低估美國政府的能力；要麼是像《新約》把羅馬當局的過錯推諉在猶大身上那樣，讓猶太人游說團體替美國政府背黑鍋。
嚴格說來，美國之長期對中東表示興趣，與以色列的存在與否毫無關系。1928年英、法私下非法簽訂的“紅線協定”（Red Line Agreement），便在瓜分中東石油資源的策劃中，保障了美國的利益。1945年美國政府石油司也明確指出，其戰略與商務的最重大目標，便是與英國壹道確保兩國共同利益，和確保對全球巨大石油資源的控制與自由開發。此前，當大批歐洲猶太人為逃避納粹迫害而登門求救時，美國所采取的立場也與英國大體壹致，即為了防止阿拉伯人投靠德國而限制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或美國。當時，即便猶太人游說團體施出渾身解數，也無法絲毫改變政府的外交政策。及至第贰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開始逐步頂替英、法兩國在中東的影響力，甚至還把該兩國於20世紀初將阿拉伯地區“分而治之”、“抑強扶弱”的政策也壹並繼承。
就 “抑強扶弱”方面，先介紹壹下本年9月日德國《明鏡》雜志對卡特政府安全顧問布熱辛斯基的壹段采訪。布熱辛斯基是當前美國影響力最大的戰略家之壹。柒拾年代末誘使蘇聯軍事幹預阿富汗，而後提出“扶持阿富汗塔利班勢力與訓練基地組織的恐怖主義分子以抵抗蘇聯占領軍”；以及，“讓伊拉克與伊朗兩敗俱傷”均系出於他的大手筆。采訪中，布熱辛斯基除了批評布什政府“誤把恐怖主義犯罪分子當作強敵，大張旗鼓地發動超區域范圍的宗教戰爭”之外，還譏諷這場戰爭的結果是“疏遠友邦，促使敵人團結”。就伊拉克問題，他認為“目前要求美國撤軍的伊拉克政要，俱是將來會留在該國奮斗的人士；至於那些要求美軍逗留者，都是美軍壹旦撤退、拔腿即跑者”，“美軍待得越久，則越是可能發生內部宗教戰爭...”。再結合萬斯/翰繆頓的最新建議，即“給伊拉克當局定下壹些時刻表，不能完成任務便加以制裁…”，這些事例說明“抑強扶弱”的根本目的在於“讓列強的軍事幹預成為客觀的需要”，而壹旦軍事幹預得不償失，則隨時可以找到借口，遺棄那些扶不起的阿斗。就中東政治環境而言，以色列的立國無異於在歐洲基督教文化圈的心髒地帶建立壹個伊斯蘭教的波斯尼亞或科索沃。這種預設的不穩定狀態，即是最好的軍事幹預借口。為了維持壹個相對的弱勢國家或政權，固然每年要向以色列提供30億美元的援助，然而在壹定條件下，以色列也可承擔美國不便出面從事的活動，譬如：幾個月前對黎巴嫩進行的大肆破壞。至於以色列的時刻表，恐怕不會離中東地區資源耗竭之日太遠，屆時，當以色列失去美國的援助，空有大量核子武器也未必能夠擺脫肆面楚歌的困境。因此就戰略意義而言，猶太人游說團體與以色列政府不過是當代戰略大博弈中的壹個過河卒子，扮演的又是猶大壹般的替罪羔羊角色。
1948年西方國家之協助以色列立國，部分原因固然出於人道主義關懷，但是，也不應當忽略至少同樣重要的其他因素。以伊朗總統內賈德最近針對以色列建國的合理性所提出的指責而言，便提出壹系列令人尷尬又必須深思的問題，即為何1938年納粹政府開始驅逐、殘害猶太人之後，全世界基督教國家均見死不救？當戰爭結束時，為何不協助逃往各地的猶太人僅存者回返原居地？相反的，卻縱容猶太移民陸續前往巴勒斯坦，並大規模驅趕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原住民（建國前即已開始）？說穿了，個中原因不外是基督教世界趁此機會壹勞永逸地擺脫那些不為其所歡迎的猶太人群體。
從宗教信仰角度觀察，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建國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也大有人在。這些人深信以色列的建國是《新約》某些預言的實現。大體說來，他們認為《啟示錄》所預言的世界末日大災難已經來臨，而以色列的建國，則是災難過程中上帝審判信徒與非信徒的起點。審判中或有少許猶太人（《啟示錄》記載為壹萬肆千人）皈依基督教並獲上帝賞賜，但多數則會受到煉獄的懲罰。待災難期過後，世界上將會出現長達千年的上帝與基督徒共同治理的千禧王國…。
顯然，這種宗教思想把《舊約》裡上帝允諾“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園”的情節，與《新約》裡“末日審判”的預言結合起來，認為以色列建國不過是上帝的意旨，因此必須無條件地加以支持。問題是，猶太人有自己的猶太教，無論陷入任何戰爭或災難，均不會按基督徒的要求歸順基督教。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猶太人不過是充當了與伊斯蘭教徒拼斗的炮灰（基本教義派認為《啟示錄》所稱的“撒旦”、“假先知”即是指伊斯蘭教和穆罕默德），而最後的結局則是基督徒以耶路撒冷為基點，建立壹個上帝與基督徒共治的千禧年。（注贰）由此觀之，基督教保守派即便全力以赴地支持以色列，真正的背後動機在於，在全世界建立基督教王國，而並非對猶太人表示任何興趣。
另外還值得對上述兩位作者的論述加以補充的是，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基督教保守派，即福音派勢力突然急劇擴大。尤其是到了911事件後，美國政府閣員似乎都成了福音派代理人。該擴展最初發生在民主黨克林頓總統執政期間，顯得與上文對共和黨的分析互相矛盾。實際上，正如此次美國議會中期選舉導致布什政府成為“跛腳鴨”壹樣，克林頓整個執政期間，上、下兩個議會俱以共和黨議員構成多數，因此克林頓政府始終處處受制於人，非但政策計劃必須配合保守黨的意願，甚至於任職屆滿前基本上就實施著保守黨的內政、外交政策。盡管如此，美國民主黨的對外政策壹向側重於“以夷制夷”、“分而治之”，同時盡量避免直接的軍事參與。最近也就因為中期選舉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民主黨所取得的優勢，促成了所謂的“貝克/翰繆頓建議”。1992年當波斯尼亞獨立問題還沒引起大規模沖突時，此位貝克便曾以“調人”身份，提出了將波斯尼亞按民族聚集區“分為拾塊”的建議。此建議壹經提出後，該地區各派別便大打出手，最後形成了壹個抽象的“波斯尼亞國”和實際的“壹分為叁的波斯尼亞”。如今，無獨有偶，他又按既往習慣提出了“戰爭伊拉克化”的金蟬脫殼計劃。不論今後美軍是悉數撤退，還是更加可能的據守少數戰略要地，只要是美軍的負擔減輕，便意味著以色列的任務將更加吃重。此外，從美國的戰略目標分析，目前的困境至多表現在，攻打伊拉克之後並沒產生預期的骨牌效應。同時，國際石油價格也沒滑落到能夠使美國政府對其友邦有所交代的程度。然而對壹個超級大國說來，如此微小的挫折，遠遠談不上時下論客所誇大的“戰敗”。長遠看來，在中東地區有生存之虞且無處逃遁的國家唯獨是以色列。
就後冷戰時期基督教基本教義派抬頭方面，需要提及的是，隨著傳統意識形態斗爭的結束，宗教文化沖突便浮現為國際紛爭的主軸。此際基督教勢力如果能夠挾美國獨占鰲頭之勢，肆下擴張自然是個千載難逢機會。尤其是911之後，福音派先是積極支持攻打阿富汗與伊拉克，如今又與猶太人游說團體壹道，極力主張對伊朗采取軍事制裁手段，揭示其終極興趣在於建立壹個以基督教為基礎的政教合壹的新世界，而非對猶太人或以色列情有獨鍾。果真基督教著眼的是博愛於世界大同，那麼最為顯著的標志應當是對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壹視同仁，而不會依循近50多年的做法，“以夷制夷”或“以以制伊”。2006/12/11
（注壹）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斯蒂芬·瓦爾特（Stephen M. Walt）。米爾斯海默也同時在哈佛大學講課。
（注贰）《啟示錄》20：4－6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灆{裰辣粩卣叩攆`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壹同作王壹千年。這是頭壹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咒^饒且磺暉炅恕Ｔ陬^壹次復烩k蟹值撓懈Ａ耍}潔了！第贰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壹同作王壹千年。11：15第柒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抽W宋抑骱橢骰降膰Ｋ魍酢⒅鋇接烙肋h遠。11：18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狄抪賜的時候也到了。你敗壞那些敗壞蕿戫\說臅r候也就到了。20:1我又看見壹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裡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壹條大鏈子。20：2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壹千年，20：3扔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壹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他。20：7那壹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裡被釋放，20：8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以色列院外游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節譯）
作者：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斯蒂芬·瓦爾特（Stephen M. Walt）
譯者：劉波
前言
美國的對外政策影響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尤其是在充滿動蕩而又極具戰略意義的中東。近年來布什政府試圖將該地區改造為壹個民主政體的聯合體，而這激發了伊拉克的抵抗活動，引起了世界油價大漲，以及馬德裡、倫敦和安曼遭到恐怖分子的炸彈襲擊。由於美國的對外政策影響如此之大，所有國家都需要了解它的背後驅動力量。
美國國家利益本應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但在過去的幾拾年裡，尤其是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與以色列的關系占據了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位置。美國對以色列始終不渝的支持、以及與此相關的在整個地區擴展民主的努力，激怒了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民眾，威脅到美國自身的安全。
這在美國政治史上是前所未見的。美國為何會甘願為另壹個國家的利益而不顧自己的安全？有人可能會認為，兩國的聯合是源於共同的戰略利益或迫切的道德需要。但我們將指出，這兩種解釋都無法說明美國提供給以色列如此巨大物質和外交支持是合理的。
實際上美國在該地區的政策是由美國的國內政治左右的，尤其是“以色列院外游說集團”的活動。曾經有些利益集團改變過美國的對外政策方向，但從沒有任何游說集團像這個集團那樣，能夠讓美國的政策轉到不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向。
第壹節 巨大的受益者
自1973年“拾月戰爭”以來，美國給以色列提供了遠超別國的支持。1976年之後以色列是美國年度直接經濟與軍事援助的最大接受國，總額上是美國戰後援助的最大接受國。根據2003年的美元幣值，美國提供給以色列的直接援助總額超過了1400億美元。每年以色列得到約30億美元的直接援助，約占美國外援預算的伍分之壹。平均每個以色列人每年得到美國500美元的直接資助。雖說以色列是個富國，人均收入與韓國和西班牙相當。
美國要求大多數軍事援助資金接受國將這筆錢全部用於購買美國裝備，但卻允許以色列留下約25％發展本國的國防業。以色列是唯壹壹個不用報告援助用途的接受國，這樣美國就無法阻止這些錢花在它所反對的東西上，如在約旦河西岸修建定居點。
美國還提供給以色列近30億美元研發“獅”式戰斗機等武器系統，這些武器伍角大樓並不需要。美國還給以色列最先進的武器，如“黑鷹”直升機和F16戰斗機。美國還向以色列提供壹些向北約盟國都不提供的情報，而對以色列獲取核武器則不聞不問。
美國還給予以色列持續的外交支持。1982年以來，美國否決了32項批評以色列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超過了安理會其他4個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的總和。美國還阻止阿拉伯國家將以色列核武庫置於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之下的努力。
美國在戰時幫助以色列，和談時又加入它的壹方談判。2000年戴維營會議的壹位參加者後來說“太經常了，我們總是在做……以色列的律師。”
華盛頓還放手讓以色列對付被占領土，甚至在以色列的行為和美國既定政策不符的情況下。布什政府野心勃勃的中東改造計劃（以入侵伊拉克開始）部分是為了改善以色列的戰略處境。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是史上絕無僅有的，除了在戰時的盟國之間，很難想象壹國會在如此長時間裡給另壹國如此大的物力與外交支持。對此只有兩個合理解釋，壹是以色列有重要的戰略價值，贰是這樣做有強烈的道德依據。但這兩個解釋都不能令人信服。
第贰節 戰略包袱
“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在其網頁上說，“美國和以色列結成了獨特的伙伴來應對中東日益增長的戰略威脅……這種合作關系帶給兩國巨大的利益。”以色列的支持者經常這麼說，但仔細考察並非如此。
在冷戰期間還可以說以色列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以色列充當美國的代理人，遏制了蘇聯在該地區的擴展，讓蘇聯的代理人埃及和敘利亞遭到慘敗。以色列有時還會幫助保衛美國的盟友（如約旦的侯賽因國王），其強大軍力讓蘇聯不得不花費更多來支持它那些打不贏的盟國。以色列還提供給美國有關蘇聯軍力的有用情報。
但不應誇大這種價值。美國支持以色列的開支也很大，而且這攪亂了美國和阿拉伯世界的關系。例如，1973年的“拾月戰爭”期間，美國提供給以色列22億美元的緊急軍事援助，這激起歐佩克國家發起石油禁運，給西方經濟帶來重大打擊。而且，以色列的軍隊不足以保護美國的地區利益。例如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波斯灣石油供應的安全性受到影響，而美國卻無法依賴以色列，只能組建自己的“快速行動部隊”。
海灣戰爭說明，以色列已經從戰略資產變成了戰略包袱。戰爭中，美國無法使用以色列的基地，否則就會讓反伊聯盟破裂，而且美國還必須動用資源（如愛國者導彈發射架）保護以色列，防止它做出壹些事情破壞反薩達姆聯盟。2003年的伊戰與此類似，布什總統擔心觸發阿拉伯人的反對，因而也不能尋求以色列的幫助。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尤其是9·11之後，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理由變成了：兩國都遭到源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恐怖組織，以及壹些支持恐怖組織、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流氓國家”的威脅。因為以色列的敵人就是美國的敵人，所以以色列是反恐戰爭的重要盟友。
這麼說聽著像那麼回事，但其實不然。
首先，“恐怖主義”見於多種不同類型的政治組織，它們並不組成壹個單壹的敵人。威脅以色列的恐怖組織（如哈馬斯和真主黨）並不威脅美國，除非美國幹預它們（如1982年在黎巴嫩）。巴勒斯坦的恐怖組織也不是針對以色列或“西方”濫施暴力，而主要是針對以色列將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殖民化的長期努力。
更重要的是，這違反了因果關系：美國的恐怖主義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它和以色列的密切關系帶來的，而不是相反。美國支持以色列雖然只是反美恐怖主義的重要誘因，因而支持以色列這給反恐戰爭帶來了困難。根據美國9·11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本·拉登明顯是因看到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而想懲罰美國。美國給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還給本·拉登等極端分子爭取同情和招兵買馬的理由。
就所謂的“流氓國家”而言，它們並不對美國利益構成嚴重威脅，只是威脅到美國給以色列的承諾。如果美國不是和以色列走得那麼近，它根本不需對伊朗、伊拉克的復興黨政權或敘利亞那麼擔心。即使它們獲取核武器，那對美國也不是戰略災難。美國和以色列都不會遭遇它們的核訛詐，因為它們知道那樣做將會舉國覆亡。
而且美以關系使美國在處理與地區國家的關系時遇到困難。以色列的核武庫是它的壹些鄰居想發展核武器的原因，而威脅對這些國家進行政權更迭只會刺激它們追求核武的願望。但當美國要對這些政權動武時，以色列又不發揮什麼作用，因為它不能參戰。所以說，以色列不僅幫不上忙，還給美國添麻煩。
在中東以外，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也影響到美國的聲譽。例如，2004年，52位英國退休外交官給布萊爾寫信，說巴以沖突“毒化了西方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關系”，而布什和沙龍的政策是“壹邊倒的、非法的”。
最後，以色列作為盟友的忠誠度值得懷疑。以色列官員經常無視美國的要求，對美國高層的許諾經常食言（包括近期停止定居點修建和“定點清除”行動的許諾）。美國審計署還認為，以色列“在美國的盟國中，是對美采取間諜行動最積極的壹個。”上世紀80年代，喬納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機密文件（據報道以色列將這些文件轉給蘇聯，以換取其給予更多蘇聯猶太人出境簽證）。2004年，伍角大樓高官拉裡·富蘭克林（Larry Franklin）將機密情報透露給壹位以色列外交官，據說兩名AIPAC的人員參與此事。
第叁節 站不住腳的道德理由
以色列的支持者還經常提到美國應當支持以色列的4點道德理由：1）以色列弱小，強鄰環伺；2）以色列是個民主國；3）猶太人過去遭受迫害，應得到特別待遇；4）以色列的行為比其對手要更有道德。仔細考察這肆點，壹點也站不住腳。
支持弱者？
以色列領導人經常把自己的國家描繪為強鄰環伺的弱國。但實際上，1948年戰爭期間以軍的人數、裝備和訓練就好於對手，1956年和1967年的戰爭中，美國提供的大筆援助剛剛裝船，以色列國防軍就輕而易舉地獲勝。今天它有中東最強的軍力。埃及、約旦和沙特與以色列和好，敘利亞失去了蘇聯的撐腰，叁場戰爭讓伊拉克元氣大傷，巴勒斯坦人只有拼湊的警察部隊，沒有能夠威脅以色列的軍力。而且這種強弱差距正在擴大。
民主國家互助？
這是說，以色列是個民主國家，因而應當得到援助。實際上，為了國家利益，美國過去推翻過民主國家，扶植過獨裁者，現在也和壹些獨裁國家維持著良好關系。民主不是給以援助的理由。
不僅如此，以色列民主制的壹些方面和美國的核心價值觀相抵觸。美國是個自由民主國，不分種族、宗教享有平等權利。而以色列明確表示自己是猶太國，根據血統原則確定國籍。所以境內的130萬阿拉伯人被當作贰等公民，近期以色列政府壹個委員會發現，國家“漠視和歧視”他們。而且以色列不授予與本國公民結婚的巴勒斯坦人國籍，不給這樣的負起居住權。以色列還不讓巴勒斯坦人建立壹個可以生存的國家。以色列主宰著380萬巴勒斯坦人的生死，還在繼續將土地殖民化。
贖罪？
這種說法是，因為猶太人歷經千百年的苦難，現在才有了家園，所以許多人要美國給它以特殊待遇。然而，以色列的建立給無辜的巴勒斯坦人犯下了罪行。19世紀後期猶太復國主義剛產生時，巴勒斯坦只有約1.5萬猶太人。1893年，阿拉伯人占當地人口約95％，它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1300年。以色列建國時，猶太人只占當地總人口的35％，擁有7％的土地。
大部分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根本沒有興趣建立壹個多民族國家，或者接受兩國分治。接受分治只是個權宜之計。上世紀30年代末大衛·本－古裡安就說，“建國後要建立壹支強大的軍隊，然後我們就撕毀分治約定，擴展到整個巴勒斯坦。”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除了將大批阿拉伯人驅逐外別無他法。本－古裡安在1941年說，“除了野蠻的強制流放，沒有別的辦法。”
1948年戰爭中以色列驅逐了70萬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官員堅持認為，巴勒斯坦人是聽了阿拉伯領導人的指令後離開的，但細心的學者指出這是瞎編。當時大多數阿拉伯領導人要求巴勒斯坦人留在原地，他們因害怕被猶太復國主義者打死才逃走。戰後以色列又禁止巴勒斯坦人返回。
本－古裡安當時對“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納胡姆·古德曼（Nahum Goldmann）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我是阿拉伯領導人，我永遠都不會和以色列談判。這很自然：我們占據了他們的國家……我們來自以色列，但那是兩千年前的以色列，對他們有什麼意義？過去有反猶主義、納粹、希特勒、奧斯維辛，但他們有什麼錯？他們只看到壹件事：我們來到這裡，竊取了他們的國家。他們難道能接受這個？”
從那之後，以色列就壹直試圖否定巴勒斯坦人的建國理想。梅厄夫人說，“沒有巴勒斯坦這個東西”。拉賓也反對巴勒斯坦完全建國。後來暴力襲擊和巴勒斯坦人口的增多迫使以色列從壹些被占領土撤離，但從未有任何以色列政府允諾讓巴勒斯坦人建立壹個可以生存的國家。2000年戴維營會談中以總理巴拉克的建議被稱為慷慨大度，而其實質不過是建立壹些“班圖斯坦”（南非種族隔離期間給黑人劃定的居住地），還規定巴勒斯坦人解除武裝，肆散分開，實際上仍處於以色列的實際控制之下。
4）“道德的以色列人”vs.“邪惡的阿拉伯人”？
這種說法是，以色列總是在尋求和平，即使遇到挑釁時也保持克制。而阿拉伯人則無比狡猾。這是另壹個編造的故事。雙方的行為沒有道德高下之別。
早期的復國主義者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絕不友善。阿拉伯居民曾抵抗過復國主義者的蠶食，復國主義者給以猛烈反擊，雙方沒有誰有道德高優越性。學者研究表明，以色列建國過程中有種族清洗行為，包括處決、屠殺和強奸。
後來以色列對待敵人和本地巴勒斯坦人也是以野蠻的方式。1949－1956年，以色列安全部隊打死了2700－5000名阿拉伯滲透者，大部分都是手無寸鐵。上世紀50年代初，以國防軍對鄰國發動無數次越境襲擊，這常被描繪為防御行動，其實是為了擴大領土。1956年和英法進攻埃及也是為了領土目的，後來在美國強大壓力下才被迫撤離。
1956年和1967年的兩次戰爭中，以國防軍殺害了數百名埃及戰俘。1967年，他們將10萬－26萬巴勒斯坦人逐出約旦河西岸，將8萬敘利亞人逐出戈蘭高地。1982年，黎巴嫩薩布拉和沙提拉兩座難民營有700名無辜巴勒斯坦人遭屠殺，以色列也是共謀。以色列壹個調查委員會認定沙龍對此負有“個人責任”。
以色列虐待許多巴勒斯坦俘虜，羞辱和騷擾巴平民，並經常濫殺無辜。1987年－1991年第壹次巴勒斯坦人起義中，以國防軍給士兵分發短棍，要他們敲斷巴抗議者的骨頭。瑞典的“拯救兒童”組織估計，“在起義的前兩年中，有2.36萬－2.99萬兒童被打傷需要治療，而只有不到叁分之壹的骨頭被接好。被打兒童的叁分之壹在10歲以下。”
2000年－2005年第贰次巴勒斯坦人起義，以色列的反應更加暴力，《國土報》說，“國防軍……變成了壹個殺人工具。”在起義的頭幾天，國防軍發射了100萬發子彈。自那之後，平均每死壹個以色列人，以色列就打死3.4個巴勒斯坦人，大部分都是無辜路人。巴以兒童被殺比率是5.7比1。以軍還打死了幾位外國和平人士，2003年3月以色列推土機碾死了壹位23歲的美國婦女。
巴勒斯坦人針對以色列占領者采取了恐怖主義，他們襲擊無辜平民是錯的。但巴勒斯坦人認為他們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逼以色列讓步。以前總理巴拉克曾承認，如果他生為巴勒斯坦人，他“會加入恐怖組織”。
最後，不應忘記的是，當猶太復國主義者處於類似處境，想建立自己的國家時，他們也會采取恐怖主義的做法。1944年－1947年，幾個復國主義組織用恐怖炸彈的方式將英國人從巴勒斯坦趕走，之後繼續濫殺無辜。1948年以色列恐怖分子殺害了聯合國特使貝爾納多特男爵，因為他提出了將耶路撒冷國際化的方案。謀殺案的策劃者之壹最終被以政府赦免，還選為議員。另壹個曾同意該刺殺行為的恐怖組織領導人非但沒有受審，後來還當選為總理，那就是伊扎克·沙米爾。沙米爾公開表示，“猶太人的道德和傳統都不否認恐怖主義是壹種戰斗方式”，“在我們打擊占領者（英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色列院外游說集團
美國對以色列巨大的物質援助和持續的外交支持，唯壹的解釋是以色列院外游說集團的強大力量。如果不是游說集團操縱了美國的政治體系，美以關系絕沒有今天這麼親密。
什麼是以色列院外游說集團（以下簡稱游說集團）？
這是指任何積極活動影響美國政策的以色列組織和個人。其核心成員是美國的猶太人，當然並不是全部。他們主張不同。AIPAC和“猶太人主要組織主席聯議會”（CPMJO）的成員多是強硬派，支持利庫德集團的擴張政策，反對奧斯陸和平進程。而大部分美國猶太人則傾向於向巴勒斯坦人讓步，如猶太和平之聲（Jewish Voice for Peace）就強烈要求這樣做。但溫和派和強硬派都呼吁美國支持以色列。
美國猶太人領袖常和以色列官員會面。他們反對批評以色列，反對向以施壓。2003年，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埃德加·布隆夫曼（Edgar Bronfman）寫信給布什總統，要他向以色列施壓阻止修建隔離牆。布隆夫曼此舉被指責為“背信棄義”。2005年11月“以色列政策論壇”（Israel Policy Forum）主席西蒙·雷西（Seymour Reich）建議賴斯向以色列施壓，以重開加沙的壹處通道，也被指責為“不負責任”。
AIPAC是最大、最著名的壹個游說集團。根據1997年《財富》雜志對國會議員和工作人員的調查，它在美國所有院外游說集團中它的力量排第贰位。2005年《國家雜志》（National Journal）的調查也將其排第贰。
游說集團的成員包括基督教福音派的要人，如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狄雷（Tom DeLay）。他們相信以色列的重建是聖經預言的壹部分，支持以色列的擴張計劃，並認為向以色列施壓違反上帝的意志。游說集團中還有新保守主義者要員，如現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的博爾頓、已故的《華爾街日報》編輯羅伯特·巴特利（Robert Bartley）、前教育部長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等。
力量來源
游說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如游說當選議員、行政官員，提供競選捐款，影響公共輿論等。以色列游說集團和其他集團做法上區別不大，但效率卻極高，因為他們工作努力，另壹方面也是因為阿拉伯人基本沒有什麼游說集團。但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游說並不是非法的，也不是什麼陰謀。
游說策略
第壹是在華盛頓大力施加影響，向國會和行政部門施壓，推動其支持以色列。第贰，努力使輿論正面討論以色列，傳播壹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如以色列是“道德”的），以及在政策辯論中為以色列做宣傳，防止政界聽到批評以色列的聲音。控制辯論是關鍵，因為如果就美以關系進行坦誠辯論，美國就不會采取那麼親以的政策。
影響國會
游說集團在國會的工作非常有效，實際上以色列在美國國會是不會受到批評的。如果討論到墮胎、先發制人行動、醫療、福利等，國會肯定會辯論。但壹旦涉及以色列，沒有人會辯論。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之壹是，壹些重要議員是基督教錫安主義者（Christian Zionist），如迪克·阿梅（Dick Armey），他在2002年9月說，“在對外政策方面，我的首要目標是保衛以色列”——注意，不是保衛美國。還有壹些猶太裔議員支持以色列。此外還存在壹些親以的國會職員。
而AIPAC是個核心組織。它會獎勵支持它的議員和候選人，懲罰反對它的人。金錢在美國選舉中至關重要，AIPAC的朋友獲得強大的資金支持，而對反對以色列的議員，AIPAC會將競選捐款投到其競選對手身上。AIPAC還組織向政治家寫信，並鼓勵報紙編輯為親以的候選人造勢。
僅舉壹例。1984年，在AIPAC的影響下，伊利諾斯州參議員查爾斯·配西（Charles Percy）競選失敗，因為他對AIPAC關注的東西“不感興趣，甚至反對。”時任AIPAC主任的托馬斯·戴恩（Thomas Dine）解釋說，“美國的所有猶太人，從東海岸到西海岸，都聚集起來反對配西——美國政治家對此很清楚。”
前AIPAC職員道格拉斯·布龍菲爾德（Douglas Bloomfield）說，“議員和職員在需要信息時通常都不會找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服務部門或者政府專家，而是先找AIPAC。” AIPAC經常“被叫去起草演講，立法，出謀劃策，做研究，拉贊助和拉選票。”AIPAC作為壹個外國政府的代理機構，在美國國會扎下了根。前參議員恩斯特·霍林斯（Ernest Hollings）在離職前說，“除了AIPAC定好的政策之外，我們無法通過任何其他的對以政策。”無怪乎沙龍有次在對美國人演講時說，“當人們問我該如何幫助以色列時，我告訴他們：幫助AIPAC。”
影響行政部門
首先是影響競選。美國猶太人占人口總數不到3％，但卻給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大量的捐助。《華盛頓郵報》曾估計，民主黨候選人“60％的資金都依賴猶太支持者提供”。猶太選民投票率高，在加州、佛羅裡達、伊利諾斯、紐約和賓州等關鍵州比較集中，所以總統候選人都很注意不要得罪猶太選民。然後是直接影響政府，不讓批評以色列的人擔任要職。卡特總統曾想任命喬治·波爾（George Ball）做國務卿，但他知道波爾被認為是批評以色列的人士，會遭到游說集團反對。這樣，在美國外交界中批評以色列的人士就成為了瀕危物種。
200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提名人霍華德·迪恩（Howard Dean）呼吁美國在阿以沖突中扮演更為“中立的角色”，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馬上指責他“出賣”以色列，“不負責任”。幾乎所有眾議院的民主黨要員都在壹份信上簽名，批評迪恩的言論。現在迪恩只是建議“把（巴以）雙方拉到壹起”，如此溫和的態度，也遭到游說集團的咒罵。
親以人士還經常在行政部門占據高位。克林頓政府的負責中東政策的高官馬丁·英蒂克（Martin Indyk）就曾任AIPAC研究部副主任，還有丹寧斯·羅斯（Dennis Ross）和阿隆·米勒（Aaron Miller）。2000年7月的戴維營會談中，這叁位都是克林頓最親密的顧問。他們雖然都支持奧斯陸協議和巴勒斯坦建國，但只是在以色列政府接受的范圍內。美國代表團聽命於巴拉克，事先就協調了立場，而且沒有提出美國方面的意見。所以巴勒斯坦的談判官說，他們“在和兩個以色列代表團談判，壹個掛以色列旗，壹個掛美國旗。”
布什政府中有更多熱烈親以的人士，如前副國務卿愛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駐聯合國代表博爾頓、前國防部副部長道格拉斯·費斯（Douglas Feith）、副總統辦公室主任劉易斯·利比（Lewis Libby）、國防部顧問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現任世界銀行行長的沃爾福威茨和副總統顧問大衛·烏姆瑟爾（David Wurmser）。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在不斷推動有利於以色列的政策。
操縱媒體
游說集團不喜歡媒體就關於以色列的問題展開公開討論，因為這種討論將讓公眾質疑美國為何給以色列那麼大的支持。因此它們努力影響媒體、智庫和學術界，這些都是輿論形成的關鍵。主流媒體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游說集團的態度，大部分美國評論員都親以。記者埃裡克·埃特曼（Eric Alterman）寫道，關於中東問題的學術辯論“為那些絕不批評以色列的人所主導”。他列出了61位專欄作家和評論員，他們“條件反射性地、毫不保留地支持以色列。”而埃特曼只發現了5位學者主要是批評以色列、支持阿拉伯人的。
這也反映在報紙社論中。已故的《華爾街日報》編輯羅伯特·巴特利說，“沙米爾、沙龍和比比（對內塔尼亞胡的昵稱），這些人說什麼我都贊同。”《華爾街日報》、《芝加哥太陽時報》和《華盛頓時報》的社論經常強烈親以。《評論》、《新共和》、《標准周刊》等雜志也幾乎在發生任何事時都強烈為以色列辯護。
《紐約時報》等報紙的社論也有傾向。《時代周刊》前執行編輯馬克斯·弗蘭克爾（Max Frankel）在回憶錄中承認，“我偏向以色列的程度連我自己都不敢承認”；“我為雜志寫大部分的中東評論……我是從親以的角度寫的。”而關於以色列的報道要比評論更平衡些，因為記者都試圖更加客觀些，而且身處被占領土，知道以色列的所作所為。對此游說集團會組織寫信抗議、並阻撓“反以”報紙開設新攤點。CNN的壹位職員因為寫了篇“反以”的文章，壹天之內受到了6000封抗議郵件。2003年5月，壹個親以機構組織人員在33個城市的國家公共廣播電台門外示威，要求電台改變對以態度。以色列在國會的朋友也給電台打電話，讓他們進行內部審查，更好地監督有關中東的版面。
壹邊倒的智庫
親以力量主導了美國智庫，而智庫不僅影響輿論，而且影響決策。游說集團在1985年成立了自己的智庫——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WINEP）。雖然該所淡化和以色列的關系，聲稱提供“平衡而現實”的角度，其實並不是。過去25年裡，親以力量主導了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布魯金斯學會、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會、傳統基金會、哈德遜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學會、國家安全事務猶太學會（JINSA）等等。
例如，在許多年裡，布魯金斯學會中東問題方面最權威的專家壹直是威廉·昆特（William Quandt），他壹貫堅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但現在，布魯金斯學會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薩班中東研究中心”進行的，該中心的資金來自猶太富商、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海姆·薩班（Haim Saban）。主任就是前面提到的克林頓政府官員英蒂克。布魯金斯學會已經從中立的機構加入了親以的大合唱。
檢查學術界
沙龍上台和第贰次巴勒斯坦人起義爆發後，美國大學中對以色列的批評增多。游說集團開始努力“奪回校園”。2002年9月，兩位新保守主義者馬丁·克拉默（Martin Kramer）和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建立了“校園觀察”網站，公布了壹份可疑學者名錄，鼓勵學生舉報反以言論或行為。此舉激起強烈反響，贰人後來被迫撤下了名錄。已故的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生前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因此哥大成為親以勢力的重要攻擊目標。哥大前教務長喬納森·科爾（Jonathan Cole）說，“愛德華·薩義德壹發表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公開講話，我們都會受到數百封電郵、信件和報道，要我們譴責薩義德、封殺甚至解雇他。”
2004年末，“大衛計劃”（David Project）拍了壹部宣傳片，聲稱哥大的中東系教師反猶，恐嚇猶太學生。這讓哥大遭到各方嚴詞指責，但校方委員會的調查發現這純屬子虛烏有。猶太集團甚至要求國會建立相關機制，監督教授關於以色列的言論，取消對“反以”學校將的聯邦資金。但此舉未能成功。猶太慈善家還建立了猶太人研究項目，增加校園中的親以學者。
叫人閉嘴的好方法
游說集團最強大的武器就是指責對方反猶，質疑以色列的行為、質疑猶太集團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甚至談到“猶太游說集團”這幾個字，都會被指責為反猶，而反猶是令人憎惡的，沒人願意被戴上這頂帽子。
第伍節 “尾巴搖狗”
接下來的問題是，猶太游說集團對美國對外政策有何影響？游說集團已經影響到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成功說服美國領導人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壓迫，並把以色列的地區對手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當作敵人。
將巴勒斯坦人妖魔化
現在已經基本被人遺忘的是，就在2001年秋－2002年春，布什政府出於緩和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緒的目的，曾試圖遏制以色列在被占領土的擴張政策，推動巴勒斯坦國的建立。布什當時用減少對以援助的手段施壓是完全可行的，也能得到民眾支持。2003年5月的壹份民意調查顯示，60％多的美國人接受，如果以色列抗拒美國的施壓，就斷絕對其援助，而在“關注政治”的美國人中這壹比例有70％多。73％的人認為美國應當對巴以沖突保持中立。但布什政府未能改變以色列的政策，最終還是支持以色列的強硬立場，這主要的原因就是游說。2001年9月，布什總統向沙龍施壓，要其在被占領土上保持克制，敦促沙龍讓以外長佩雷斯會見阿拉法特。布什還公開聲明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沙龍澤指責布什試圖“犧牲我們的利益討好阿拉伯人”，並警告說，以色列“不是捷克斯洛伐克”。
據報道，布什對沙龍將他比作張伯倫大發雷霆，白宮新聞官說，沙龍的話是“不可接受”的。沙龍道歉。但他很快和游說集團壹起游說布什政府，說美國和以色列面臨共同的恐怖主義威脅。他們不斷強調，阿拉法特和本·拉登沒有區別，美以應當孤立阿拉法特，不與他來往。
11月16日，89位參議員給布什寫信，贊揚他拒絕會見阿拉法特，同時要求美國不要約束以色列報復巴勒斯坦人的行動。據《紐約時報》報道，“這份信源於兩周前幾位重要參議員和美國猶太人領導人的會面。”到了11月底，美以關系大大改善，部分原因是美國在阿富汗取得初步勝利，不用再在打擊基地方面尋求阿拉伯國家的支持。12月初沙龍訪美。
但2002年4月又出了麻煩，以國防軍發動“防衛牆”行動，占領約旦河西岸大部。布什考慮到對反恐戰爭的影響，在4月4日要求沙龍“停止進攻，開始撤退”。兩天後又要求“立即撤退”。4月7日，時任國家安全顧問的賴斯對記者說，“立即撤退就是立即撤退。就是說現在撤退。”同壹天國務卿鮑威爾起程去中東，要求各方結束戰斗，開始談判。
這時游說集團又行動了，而且目標直指鮑威爾。切尼辦公室和國防部的新保守主義者指責他對恐怖分子認識不清。猶太人領袖和基督教福音派人士澤開始向布什施壓。迪雷和參議院少數當領袖特倫特·洛特（Trent Lott）前往白宮，警告布什要適可而止。
4月11日布什顯露出屈服跡象，表示沙龍是“和平人士”。鮑威爾的出訪無功而返，布什告訴記者，沙龍同意立即完全撤軍。但實際上沙龍並未那麼做，布什總統卻再未提起此事。
5月2日，兩院通過兩項支持重申以色列的決議（參議院是94：2，眾議院是352：21），強調兩國“現在參與到共同的反恐斗爭中”。眾議院決議還將阿拉法特描繪為恐怖主義的主因。幾天後，訪以的國會兩黨代表團公開要求沙龍拒絕美國的壓力，不要和阿拉法特談判。5月9日，眾議院開會決定再給以色列2億美元反恐援助。鮑威爾表示反對，但無濟於事。
簡言之，沙龍和游說集團和美國總統對著幹，並戰而勝之。壹位以色列記者的報道說，沙龍的顧問們“在看到鮑威爾的失敗之後，無法掩飾自己喜悅之情。沙龍和布什總統對視，布什先眨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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