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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10-10 | 来源: 麦垛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这种情况比较类似于中国魏晋和五代十国时期，当时也是中国儒学遭到外来文化冲击，形成几方鼎立的局面。其结果是，儒学穷变而通，两度融合新元素，完成转型，继续担当中国文化主流。在中国执政者日益将目光转向自身，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寻求更适宜的因子时，儒学文化也再度迎来了其重回“主流”的机遇。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涅槃”
经历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探索，儒学“招牌”再被扶起，一方面再次印证了其难以替代的特殊价值，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来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水土不服”。尽管有着文明技术的包装，但是归根结底来看，而且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过于组织化和严苛的苏联意识形态与西方鼓砍的过于自由化和松散的意识形态都不适应中国的土壤。中国向儒学等传统历史文化的回归也就显得是“大势所趋”。
不过，执政者的推崇和相助，并不一定预示着儒学会重新崛起。这里需要认清两个基本点，一是儒学自身需要实现“脱胎换骨”般的重塑，去粗存精，尤其是要吸纳和适应近代文明；二是执政者的着眼点不会“只此一家”。
就前一点来说，传统儒学中对秩序的强调与执政者的考虑相一致，但其对等级、对尊卑的苛求，对个人权益的忽视则需有所大幅调整。近日多家党媒转发的文章《专家：必须对儒学哲学去独尊化、去神学化》就体现了执政者的期待，也即儒学的政治任务。
其实，难点更在于如何使儒学融汇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价值观。不论是西方的苏联式意识形态，还是西方美式意识形态，都经历过了近代文明的洗礼，其科学性、有效性、先进性都已远非中国停滞的文明形态所能比。中共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即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产物，是执政者提出的概念性理论目标，其实也是验证儒学能否完成这次剧烈转型一个标准。
“进行文明相互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作为第一位出席此类会议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发表上述讲话，这也体现了执政者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对儒学的宏观态度。其视野覆盖世界范围，吸取有益因子。中国属于本体，而儒学也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
儒学虽有“是古非今”的标签，但也并非不知变通，绵延千余年已证明其强韧的生命力和价值。在近现代几被完全否定之时，除“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外，儒学一脉一直在流淌未断。如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两个分裂时期一般，传统儒学之外再次出现了“新儒学”。民国里有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一大批巨匠，现代也有一些正在显山露水的人物。当前新儒学被总结出的5个倾向就是：表述心性义理、发挥外王大义、疏导中国哲学、消纳西方哲学、会通中西哲学。
孟子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光彩的一部分，是儒学崇尚的气节品德。不论官场还是民间，都应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必要的认可和尊重。或许，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蕴藏着能够经世致用的普世价值。-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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