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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11-08 | 来源: 一青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但在会议结束后，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对运动的阻力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中央文革的意见，把他本人肯定刘少奇，邓小平二人检讨的批示扣下不发，而把他们的检讨单独发下去，作为全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这次，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准备再一次拿刘少奇开刀，不过改从他的历史问题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和“党内问题”的界限，为即将展开的“全面夺权”制造口实。
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发难者的角色。还在文革发动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刘少奇本人的历史问题。九月间，他写信给毛，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康生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这些属于刘少奇山头而又占据党内要津位置的人的历史问题端了出来，又把刘本人给牵连进去，可谓一箭双雕。
毛泽东接获康生的这一报告后，只是批了“已阅”两个字，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听任康生继续搞下去，同时他在盘算使用这块“石头”的时机。后来，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干系重大，牵连甚广的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红卫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狱问题请示毛，表示：“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上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了表里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暂时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让周覆电西北局，称“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然而，当毛泽东决心发动“全面夺权”之际，便动手抛出这块可以在政治上致刘少奇于死地的“石头”来。十二月十一日，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刘的“历史问题”，决定对此立案审查，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最初的成员是：谢富治、江青、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不过，由于刘仍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老于权谋的毛决定以“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来审查刘的历史问题，并把江青换成汪东兴。
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广为收集刘少奇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言论，并对其中一份揭发刘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在东北提出“现在是剥削救人，要欢迎剥削”的材料上批示：“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文革秀才陈伯达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利用宣传机器造势，将批刘的重点由批判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为对十七年来刘少奇所推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批判和清算。
在实施全国“全面夺权”的部署上，毛泽东选择了上海作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单是因为上海曾是文革运动发动的大本营，更重要的还是看重自“安亭事件”后，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支势力强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队伍。十二月间，工人农民开始起来响应造反后，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吹风，谈他本人已考虑多时的对党政机关进行“接管”的思想，进行“路线交底”，说：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工义。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七十三岁生日。按照中国老的说法，七十三岁被认为是“命坎”，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动请客的毛，却在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请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员到他家中吃寿面。正是在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后定下“全面夺权”的大计，决心采取破釜沉舟之举，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搞到底。席间，毛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围绕着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讲了很多话，并站起来祝酒，一语惊人，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大都写入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论中。不过，社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全面夺权”的字眼，而是用的“展开总攻击”的提法，而毛祝酒词中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换了个说法，改成“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了。-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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