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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11-11 | 来源: 荏苒博客 | 有2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张角徒众“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黄巾，亦名为‘蛾贼’。杀人祠天。”另据记载说：“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这种眩人眼目的大片黄色，以及他们的巫术性传教内容和“杀人祠天”的行径，人们归为“邪教”一类，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角太平道与黄巾大起义被有些人称为“黄巾模式”，即宗教性叛乱，这一模式给后世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造反提供了样板，张角也被有些秘密宗教奉为祖师或崇拜的偶像。同时，“黄巾之乱”给后来历代统治阶级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清代一位地方官员黄育楩甚至指称黄巾为“千古习邪之首恶”，他之所以这么说，固然是因为黄巾起义众至百万，导致汉室倾覆，同时也确实与张角党人以巫术符咒、谶纬迷信等行事手段有关。
东汉末顺帝时，张陵在蜀地创立五斗米道，并以家族掌教方式递传，主要活动手段是以迷信方式治病救人。三国人鱼豢在比较张角太平道和张修五斗米道时说：“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鬼吏，主为病者请祷。”鱼豢认为其法“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来“角被诛，修亦亡”。
张修之后，张鲁割据汉中，因当地人民仍然信奉五斗米道，遂接踵张修之业，增饰改进，添加互助等内容。这个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尽管割据一方，颇有生气，但在统治者的眼里仍属邪门外道，所以在我们所见到的正史中，五斗米道往往被戴上“米贼”的帽子，其教义被视为异端邪说，其活动被视为“淫妄”，甚至指责它“诳诱愚民，招合凶党，敛租税米，谋为乱阶”。
五斗米道、太平道被视为后世道教的源流，与这类“原始道教”相伴生的还有其他一些“外道”，如三国时从巴蜀传入江东的民间道派有李家道，“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觉此而悟其滞迷耳。”又如道士李脱，“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自中州至建业，以鬼道疗病，又署官位。时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今安徽霍山），云应谶当王。”加入李家道者多为李姓，可能多为假托，与老子姓李不无关系，正如著名道教学者王明所说：“这个代代有之的李弘，不是别人，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却是道教教祖李老聃的化身。”魏晋时，李家道不仅在巴蜀和江东流行，还向北发展至中原地区。其“冀得度世”、“应谶当王”的思想对处于动乱年代的人们多有影响。从魏晋以迄隋唐，历史上屡有假称“李弘”、“李脱”之名造反者。正统道教自然对此感到恐慌，因为这将阻碍道教的发展。于是就借老君之名加以指责：“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反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吾大嗔怒，念此恶人以我作辞者，乃尔多乎！”又指称其行为之“恶逆”：“愚人狂诈万端，人人欲作不臣，聚集逋逃罪逆之人。”
东晋时期的孙恩、卢循起义，其组织、信仰受到了五斗米道的影响。他们在起义时采取了滥杀无辜的极端行为：“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朝廷震惧，内外戒严。……诸贼皆烧仓廖，焚邑室，刊木埋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造反者的这种残酷行为，既与他们“登仙堂”的信仰有关，也是当时社会矛盾及“以暴易暴”观念的结果。
五斗米道、太平道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镇压和压制，但是，崇尚鬼神和成仙之道是当时的社会风习，所以，他们在宗教道路上相机发展，并逐渐走向上层，其影响及于全国。这一现象，与五斗米道－天师道的上层人物日益脱离下层道众，试图得到士族及当权者的庇护有关。到三国两晋时，社会上崇尚玄、佛、道之风大兴，豪门大族、名流学士纷纷信奉天师道。-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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