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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11-17 | 来源: 小枝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此外，承认儒家的不二根本是家庭，是孝悌，是亲亲而仁，一切政治设计和文化策略应该以家为基，应该是另一个共识吧。要不然，还谈什么儒家呢?“自由主义化的儒家”或“社会主义化的儒家”是矛盾语，因为活的儒家不是无限可塑的。这也就是儒家与左右两派的不同处，他们或以个人自由或以社会国家为基本。承认相互的不同和各自特性是相互真实交流的前提。但儒家与他们及中国持其他信仰的人们也有交点，如果他/她们认为自己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并以其家庭为人生之本的话。
儒家的根子在孝悌，在仁德仁政
儒家网：有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去儒家化，打开了去中国化的序幕，习近平对儒学的重视，意味着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的终结。但有学者反驳道：“把百年救国运动说成百年去中国化运动，不仅是浅薄的，而且是狭隘的，是滑稽的。不明‘新中国’的含义，所谓儒家便是无根之木。这也是不明儒家真义的行为。”您对此争议如何评论?
张祥龙：新文化运动至文革结束是一个急剧去儒家化的历史过程，恐怕没有严肃的思想者可以否认。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个罕见的文化自戕奇观。“中国”在今天有多义性，比如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中西文化交织的现实中国，等等。所以，您提及的争论似乎与这些意义的混淆有关。无论如何，二十世纪是儒家在自己的祖国被摧残和“打倒”的世纪。儒家的根子在孝悌，在仁德仁政，不在任何去儒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形态中。儒家有自己的思想和生存血脉，不是任人打扮的模特。
领导层发出同情儒家的声音，当然是好事，但由于现今主导意识形态与儒家的区别，相互不能替代，所以也要力求保持和加强民间儒家的独立和真实，做出只有儒家才能做出的事情，不然那些同情的声音也落不到实处，中止去中国化的努力也就会沦为空谈。
驳林毓生：儒家不会以西方为模板来强迫自己就范
儒家网：最近一期的《财经》杂志以“新儒学何往”为专题，发表了林毓生、袁伟时、高全喜先生的三位文章，林毓生先生认为，儒家的理想是用一个道德圣人做政治领袖，而非如何用制度防范权力腐化，这是儒家的一个缺陷，所以，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才可以发展成为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础。您对他的观点怎么看?
张祥龙：对于林毓生先生的批评，只能说，历史上的儒家没有用西方意义上的制度来防范权力腐化，但有自己防范方式，不然就无法设想一个总在腐败的权力可以让华夏文明生存得这么久，超出了世界任何一种文明。现今和未来的儒家应该从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吸收些有益的东西，也需要切合时机的创造性转化，但不会以西方那些或右或左的主义为模板来强迫自己就范，因为儒家有自己深厚的治国平天下的资源。不要忘了，尧舜时代的政治、三代以德国的政治(见《尚书》)，有各种源自“齐家”经验的行之有效的防范权力腐败的办法。
比如，在一个文化和政治中心的领导下的分封制或分权制，对所有掌权者的礼乐教化，谏议制，科举制等。夏、商、周各存在了数百年，最长的有八百年之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值得我们尊重的生活形态。无视这些伟大文明成就，用西方传来的社会进步论来切割贬损之，相当粗疏，不足为训。
驳袁伟时：相比西方中世纪，儒家实在是极其宽容
儒家网：袁伟时先生指出，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世纪至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并认为儒学的危机来自自身的缺陷，一是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灌输信条为特征，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二是儒学自我定位主要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圣主的拐杖;三是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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