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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11-17 | 来源: 小枝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对袁先生的这个论断,您如何回应?
张祥龙:这种先设立西方的一些标准来指责的方式,它的有效性、真实性从根本处就可疑。对儒家这样丰富深远的文化和思想,用一些历史偶然事件来断言其性质,相当草率。而且,“现代社会”体现的“现代性”代表了真理吗?反思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深重问题,不正是当今思想者该做的事情吗?儒家自西汉成为中国主导思想后,其他宗教或学说不都可以正常地甚至是兴旺地存在吗?相比西方漫长中世纪中完全排斥教外和教内异端的绝对式“灌输”,儒家实在是极其宽容的。其他的那些指责,恕我不再回答了,它们还停留在当年《新青年》的反儒水平上。我已经在《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一文中有回应了。由此可见,儒家当今还在面对两次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去儒家化”还远没有终结。
驳高全喜:儒家政治从来就不必是权力专制主义式的
儒家网:高全喜先生认为:“总体而言,古代中国政治的制度架构仍然是外儒内法、儒法合流下的皇权专制主义,‘儒家宪政’从未担当过主体性的角色。古今之变以来,面对现代政治,儒家如不能在规范意义上结合自由主义核心义理和宪制经验,则可能重新堕入新的“儒法合流”式权力专制主义之窠臼。”
张祥龙:尧舜与三代政治谈不上皇权专制主义。以西方化的“宪政”来框定儒家,实在是圆凿方枘的别扭之举。就是西汉及以后的中国政治,也不能以“儒法合流”来刻画,因为两千多年以儒家为主的治国术,基本上是以家为本或以孝为本的,以道德化的文章来取士做官,皇帝自小也受儒家教育,在他本人的家庭中行儒家之礼,知识分子享受相当大的思想自由,主要以儒礼而非严刑苛法来治理社会,这些都是反法家的。任何现实权力运作都要有维持权力不堕的方法,不能一提权术就一定是法家的。何况,正是儒家治家的有效使得尊儒的朝代能够较好地解决皇权传承的问题,避免了奉行法家的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悲剧。总之,儒家政治从来就不必是权力专制主义式的。
驳刘泽华:儒家的主旨是家庭主义,不是王权主义
儒家网:刘泽华先生认为,在政治上儒家的主流是维护君主专制体制的,但儒家政治思维有一个根本特点,即它具有一种“阴阳组合结构”的性质,譬如,君本—民本的组合关系,君本以民本为基础,民本以君本为归宿,两者互相依存,胶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组合关系,但是,君本的主体位置是不能变动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旨是王权主义,与近代以来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宪政主义毫不相干,让孔子直通古今是不现实的,那种意图在当下全面“复兴儒学”的观点和主张不仅不可能,而且是有害而无益的。您对此如何评论?
张祥龙: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家庭主义,不是王权主义。君本与民本的根本都在亲子关系和家庭伦理,以孝悌为根,以仁政为体。《郭店楚简·六德》讲:“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虽不能说此家先君后的原则充分体现于后世,但在“以孝治天下”的氛围里,它们一直在起作用,制衡君权。通过西方的二元化思想方式----不是君,就是民;不是国家,就是个体;不是专制主义,就是个体自由主义;等等----来打量儒家和中国历史,总是外在的。中国古代的“民”,首先是家庭化的“百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若继续全盘西化,基督教化的中国或许就会出现
儒家网: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迅猛,有人担忧“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但有人却认为,即使全部中国人信了基督教,改变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基督教。对此,您怎么看?或者,在今天,儒家还能不能象历史上“以儒化佛”一样“以儒化耶”?
张祥龙:历史上儒家比较成功地接纳和应对了佛家,丰富了自己,也留下了让对方自由发展的生存空间。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的遭遇是一个让双方得益的文明传奇和交流典范。相比印度来的佛家,基督教有多得多的硬性教条和独霸性,尽管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非教条的向度,比如其神秘主义的一面,以人的生动宗教体验而非教会化的教条为根本,就可能向其他文化的经验开放。西方当代一些受现象学、生存主义影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就阐发了一些可以与儒家对话的思想。如果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毕竟能够存在下去,那么一个基督教化的中国就不会出现。在这种形势下,同时做一个中国人和基督徒就完全可能。-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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