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4-11-19 | 来源: 栾泠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女性资源的缺乏，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根据最新资料，萧军与丁玲谈过恋爱，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1920～，榆中县长之女）订婚后辗转赴延，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谈起恋爱。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到会，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起来。[44]
禁欲主义毕竟是红色意识形态主旋律，“个人问题”终究与革命大目标有冲突----顾家难顾国、顾卿难顾党，沉溺于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组织至上，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也有个别反例，体现了革命时期的“自由”，胡绩伟就突破传统娶了嫡亲堂姐，且未婚生女。[45]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46]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内战与繁忙工作，一边是麻烦日增的大肚子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范元甄家书：“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47]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传统，婴孩随生随送老乡，且由组织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与陕公迁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48]1943年春，石澜生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49]战争年代弃婴尚可理解（贺子珍长征中弃女、张琴秋西路军时期追兵在后弃子）[50]，延安时期再保留这一“革命传统”，便带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体现了“革命高于人权”的价值逻辑，属于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乌云。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51]1949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52]亲历者浩然（1932～2008）详述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