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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12-25 | 来源: 栾泠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回校后继续上课学习。人们看我的眼神变了，和我往来的朋友越来越少，我感到孤独、寂寞。一块郁闷的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1955年5月，又传出饶漱石是“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已被捕入狱。尽管有些疑惑不解，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顺其自然，一切听从党对他的处置了。
我的父亲----饶思诚，当时是江西省的副省长。饶漱石本来是他最喜欢的儿子，是他的希望所在，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如今饶漱石倒了，他内心的隐痛是不言而喻的，但他还是强打精神教育我们：国事为大，家事事小，要大义灭亲，要坚决与饶漱石划清界线，要相信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话虽这样说，但他内心的忧伤是无法治愈的。从此，他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连续数日卧床不起，称病在家，三年后，在无言的失望中，静静的离开了人世。
之后的二、三十年中，我们子女们都遵照父亲“大义灭亲”的教诲，坚定地跟着党走，相信党对饶漱石问题的认定和处置是正确的，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做到了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但客观的事实和变化也常让人费解、迷惑和痛心：我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从1954年起就被边缘化了，1955年起，经受了一年多的政治、历史审查，虽未发现问题，但迟迟不授军衔，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谨言慎行，可是多年以后仍在档案中发现，注有一笔：有“右派言论”。这给他后来的政治前途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1958年初夏，他被转业下放到南大荒（盘锦农场）劳动，同年秋，为了照顾夫妻关系随我调江西工作。一切从头开始，他开始教中学，从初一教起，一直教到大学。“文革”后期，他又被下放农村，历时五年。我自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东北抚顺工作，一年后调江西，先后在省石油局、化工石油局等单位工作，60年代初即被下放工厂，在基层做计划统计员，“文革”后期随丈夫下放农村三年，1973年返回原厂，改派到食堂做会计，直至退休。我的二哥，1958年也从志愿军转业回江西，在一所中学教书，“文革”中屡屡被查询，因与饶漱石的兄弟关系被隔离审查四十天。我的大姐原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任技术员，在“文革”中因受饶漱石的牵连，一再被批斗、殴打，最后活活被整死，死后连骨灰都未准留下。
二、痛苦中的感悟
1983年，我摆脱了繁琐的事务工作，开始了退休新生活。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浏览和阅读有关我大哥的一些文献和资料，也有时间看看与我大哥相关的电影和电视剧，尤其是有了比较安静的环境思考一些问题。经过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我发现有许多事情并不像媒体宣传报导的那样。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我好像有了如下一些感悟，尽管这些感悟的诞生是痛苦的，但它们是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
(一）饶漱石既不反党，又不是反革命
根据相关资料对饶漱石的揭发，他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反党，即所谓的“高饶反党联盟”；二是反革命，即“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所谓反党，应是反对党的纲领和路线，对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者，比如王明和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饶漱石对党一贯忠心耿耿，甚至在他被捕前夕还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他的。他没有任何反党的言行，他的一生，对党只有奉献，没有伤害。至于说他与高岗联盟，恐怕也只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据已披露的材料证实，饶漱石早年与高岗素昧平生，互不认识，只是1952年饶调北京后，有短暂的工作接触，但从无生活联系，甚至他们的政治秘书都互不相识。至于在党的会议上，各抒已见，也可能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意见，但这是党章许可的，决不能说，和某人有共同看法，或发表了与某人相似的意见，就是联盟。倘若这样，党章就成一纸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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