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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12-25 | 來源: 欒泠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回校後繼續上課學習。人們看我的眼神變了，和我往來的朋友越來越少，我感到孤獨、寂寞。壹塊郁悶的巨石，重重地壓在我的心上。
1955年5月，又傳出饒漱石是“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已被捕入獄。盡管有些疑惑不解，但也無可奈何，只好順其自然，壹切聽從黨對他的處置了。
我的父親----饒思誠，當時是江西省的副省長。饒漱石本來是他最喜歡的兒子，是他的希望所在，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如今饒漱石倒了，他內心的隱痛是不言而喻的，但他還是強打精神教育我們：國事為大，家事事小，要大義滅親，要堅決與饒漱石劃清界線，要相信黨，永遠跟著共產黨走。話雖這樣說，但他內心的憂傷是無法治愈的。從此，他郁郁寡歡，悶悶不樂，經常連續數日臥床不起，稱病在家，叁年後，在無言的失望中，靜靜的離開了人世。
之後的贰、叁拾年中，我們子女們都遵照父親“大義滅親”的教誨，堅定地跟著黨走，相信黨對饒漱石問題的認定和處置是正確的，從思想上和行動上都做到了和黨中央保持壹致。
但客觀的事實和變化也常讓人費解、迷惑和痛心：我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現在的愛人，從1954年起就被邊緣化了，1955年起，經受了壹年多的政治、歷史審查，雖未發現問題，但遲遲不授軍銜，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謹言慎行，可是多年以後仍在檔案中發現，注有壹筆：有“右派言論”。這給他後來的政治前途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1958年初夏，他被轉業下放到南大荒（盤錦農場）勞動，同年秋，為了照顧夫妻關系隨我調江西工作。壹切從頭開始，他開始教中學，從初壹教起，壹直教到大學。“文革”後期，他又被下放農村，歷時伍年。我自己，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分配東北撫順工作，壹年後調江西，先後在省石油局、化工石油局等單位工作，60年代初即被下放工廠，在基層做計劃統計員，“文革”後期隨丈夫下放農村叁年，1973年返回原廠，改派到食堂做會計，直至退休。我的贰哥，1958年也從志願軍轉業回江西，在壹所中學教書，“文革”中屢屢被查詢，因與饒漱石的兄弟關系被隔離審查肆拾天。我的大姐原在上海楊樹浦發電廠任技術員，在“文革”中因受饒漱石的牽連，壹再被批斗、毆打，最後活活被整死，死後連骨灰都未准留下。
贰、痛苦中的感悟
1983年，我擺脫了繁瑣的事務工作，開始了退休新生活。我有了更多的時間瀏覽和閱讀有關我大哥的壹些文獻和資料，也有時間看看與我大哥相關的電影和電視劇，尤其是有了比較安靜的環境思考壹些問題。經過多年的學習、觀察和思考，我發現有許多事情並不像媒體宣傳報導的那樣。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我好像有了如下壹些感悟，盡管這些感悟的誕生是痛苦的，但它們是從心靈裡流淌出來的，是真實的，實事求是的。
(壹）饒漱石既不反黨，又不是反革命
根據相關資料對饒漱石的揭發，他主要有兩方面的問題：壹是反黨，即所謂的“高饒反黨聯盟”；贰是反革命，即“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所謂反黨，應是反對黨的綱領和路線，對黨的事業造成巨大損失者，比如王明和江青，他們的所作所為，給黨的事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而饒漱石對黨壹貫忠心耿耿，甚至在他被捕前夕還說：黨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他的。他沒有任何反黨的言行，他的壹生，對黨只有奉獻，沒有傷害。至於說他與高崗聯盟，恐怕也只能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據已披露的材料證實，饒漱石早年與高崗素昧平生，互不認識，只是1952年饒調北京後，有短暫的工作接觸，但從無生活聯系，甚至他們的政治秘書都互不相識。至於在黨的會議上，各抒已見，也可能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意見，但這是黨章許可的，決不能說，和某人有共同看法，或發表了與某人相似的意見，就是聯盟。倘若這樣，黨章就成壹紙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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