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4-12-25 | 来源: 栾泠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2）国民党从上海败退撤出时，留下了一大批潜伏特务，还有一些来不及撤走的国民党顽固组织和分子。他们是上海治安的隐患，是上海安定团结的毒瘤，不排除这一隐患，不挖掉这一毒瘤，上海就难得太平。为此，以饶漱石为首的上海市委出了一个奇招，叫做“以特反特”，得到了市委的一致认同。所谓“以特反特”就是起用了一些像胡钧鹤那样的人，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叛变投敌，最后又反悔投诚回来的“特务分子”。他们是知情者，与敌特工人员有一定联系。利用他们了解的情况，掌握的信息，我公安人员重拳出击，予以一一歼灭。实施结果，成绩显著，战果辉煌。据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以胡钧鹤为主任的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销的两年中共提供敌特的线索1142件，从中破获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的武装匪特470起，缴获电台81部。这些成果为上海市的长久治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饶漱石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入狱20年，最终瘐死狱中。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终将做出公正的结论。
（3）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同年秋季就在上海郊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运动教育了广大农民，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了他们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在运动中铲除了隐藏在农村的反动残余势力，以及一些地主恶霸分子，使上海郊县呈现一派欢欣鼓舞、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
土改结束后，于1951年底又按中央的指示在上海市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对干部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对工商业者则进行了一次行业的自律教育，沉重地的打击了一些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使上海的工商业步入了合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轨道。
在短短的三年中，通过上列措施，上海变了，真所谓旧貌换新颜，呈现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风貌。说“共产党治理不了上海”的论调，也从此销声匿迹，不再露头。
上海的三年治理成绩，饶漱石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自然也是功不可没。
(三）有些媒体缺乏实事求是精神
饶漱石是不是新四军政委？当然是，这是铁的事实；饶漱石是不是华东野战军政委？当然是，这也是铁的事实。但有些媒体报导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时，从来不提饶漱石的名字，好像新四军和华野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人，更不说是政委了。有部电视剧叫《潘汉年》，剧中出现了饶漱石的画面，但把他描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昏庸老朽，俨然是一个小丑，其实他当时才三十八岁，风华正茂，刚到新四军任职。据我所知，淮海战役首先是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几个人策划（当时陈毅已调二野任副司令员，在郑州），然后报中央批准、组织实施的。但有关淮海战役的报导以及电影、电视剧中从来看不到饶漱石的身影。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华野没有政委，其实，饶漱石还是一直在履行着他自己的职责。
有人把1942年新四军在江苏盱眙县黄花塘整风运动渲染成什么“黄花塘事件”，事件是“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黄花塘整风没有什么“不平常”，而是我党历次整风中的常见现象。参加过整风运动的老同志，我想人人都是心知肚明的。1942年整风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整顿思想作风，主要是要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流毒。陈毅受左倾思想影响，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罢了毛泽东的官（前委书记），自己取而代之，这当然是错误的。在运动中群众起来揭发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谁也无权阻挡。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文革”中的那句名言：“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1942年毛主席的威望虽不像“文革”时的如日中天，却已是冉冉升起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谁反过毛主席，在运动中受到揭发批判，岂不是十分正常的事？（陈毅在批判饶漱石的座谈会上颐指气使地宣称：“我陈毅不是完人，‘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