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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1-12 | 來源: 小枝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余英時是唯壹在叁個美國壹流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任教的中國人。由於對漢學的卓越研究,這位“胡適之後最傑出的中國學者”獲“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此獎被譽為人文社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他是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歷史學者,也是公認的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壹。他44歲當選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說到中國,余英時老先生有自己的情懷,以下文章來自愛思想網。

余英時
《明報月刊》要出關於”中國的情懷“專頁,承編者雅意,讓我參加壹份。我很喜歡”中國的情懷“這個動人的名稱。但是什麼是”中國的情懷“呢?仔細壹想卻不好回答,因為這不是可以通過形式化、概念化的途徑來解決的知識性的問題。懷疑主義的哲學家甚至還可以問:究竟有沒有”中國的情懷“呢?”中國的情懷“和其他各國的情懷到底有什麼根本的差別呢?我不想這樣”煮鶴焚琴“地煞風景。我的直覺告訴我,”中國的情懷“確實是存在的壹壹它存在於每壹個受過中國文化熏陶的人的身上。但是這種”情懷“在每壹個中國人的身上卻有不同的表現,因此又是無從”壹言以蔽之“的。”情懷“是屬於整體感受方面的事,這也許便是佛經上所說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吧!
屈指算來,我住在美國的時間早已超過住在中國的時間,而且照現在流行的說法,我也只能自稱”美籍華裔“。但是慚愧得很,從下意識到顯意識,我至今還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後來我逐漸明白了:原來”中國人“自始即是壹個文化概念,不是政治概念。而我的”文化認同“始終是中國,不是西方,雖然我對西方文化優美的壹面也拾分欣賞。
1978年10月,我第壹次回到中國大陸,離出國的時間已整整29年了。從東京飛北京那幾個小時,心情真是有說不出的激動。那正是我的”中國的情懷“全部流露的時刻。
但是飛機降落在北京西郊,縈回在我腦際的卻是丁令威化鶴歸來的神話,那時我才真正體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我們是代表美國官方的學術訪問團體,接待我們的當然也是中國官方的學術界。接待的熱情和誠懇是令人感動的,可以說做到了”有求必應“的地步。但是既屬官方交往,”官腔官話“彼此都是無法避免的。這種情況對我來說,卻真感到有些”難以為懷“了。後來承接待人員的好意,讓我有充分的機會和家人親友相聚,聽到了無數驚心動魄的故事,當然也更加深了化鶴歸來的感受。
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在中國先後旅行了整整壹個月。我們的任務是訪問漢代遺跡,所以足跡所至大致以”秦時明月漢時關“為主,在洛陽、西安、蘭州、敦煌、昆明、成都等地各停留了兩叁天。在旅途中,我特別察覺到我自己的心情與同行的美國朋友迥然不同。他們所全神貫注的是怎樣通過這次訪問來改進他們的專題研究:或證實或修正他們已有的”工作假設“。中國對於他們只是壹個客觀研究的對象。我雖然也有此客觀的壹面,但是我的心情主要是壹個千載後的子孫來憑吊祖先所踏過的足跡。從西安到敦煌這壹段火車行程尤其使我神游於千載之上,時時體念到漢唐時代的祖先怎樣開拓了這樣壹個規模宏大的國家,創造了這樣壹個綿延不絕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與美國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隨我們的中國朋友也截然異趣。這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意識已相當徹底地政治化了。他們透視中國史所運用的壹些概念范疇,如”奴隸“、”封建“、”階級斗爭“等,對我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例如在西安霍去病墓前,我們看到著名的”馬踏匈奴“的西漢石雕,但是這個石雕的正式名稱卻變成了”馬踏匈奴奴隸主“。我們再叁地端詳,始終無法看出馬足下那個模糊不清的匈奴具有何種社會身份。這個標簽也許和大陸的”民族政策“有關,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是這畢竟是歪曲歷史來遷就政治現實。”馬踏匈奴奴隸主“是壹個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觀微卻可以知著。
贰拾年前我曾研究過漢代的中外經濟交通,河西走廊正是我的研究重點之壹。但當年只是紙上談兵,對這條”絲路“並沒有親切的認識。這次從西安經蘭州去敦煌才使我了解祖先創業的艱難。這是程伊川所謂的”真知“。在蘭州至敦煌的途中,我有《河西走廊口占》壹詩。詩曰:
昨發長安驛,車行逼遠荒。兩山初染白,壹水激流黃。
開塞思炎漠,營邊想盛唐。時平人訪古,明日到敦煌。
詩不足道,但可從其中看出壹點我的”中國情懷“。
從敦煌回來,要在清晨叁時左右乘汽車趕到柳原。殘月在天,在橫跨戈壁的途上先後遇到多起駱駝車向敦煌的方向進行,也許是趕早市的村民吧。我當時不禁想到:這豈不是兩千年前此地中國人的生活寫照嗎?除了我們乘的汽車,兩千年來的敦煌究竟還有些什麼別的變化呢?至少以這個地區而言,漢代的敦煌是比今天要繁榮熱鬧得多了。我的”中國情懷“禁不住又發作了,這也有詩為證:
壹彎殘月渡流沙,訪古歸來興倍賒。
留得鄉音皤卻鬂,不知何處是吾家。
限於訪問團的性質,我們的行程基本上不包括我少年時代所熟悉的江南。其中雖預計在南京停留壹天,訪問紫金山的天文台,但又因班機延誤而臨時取消了。以我們的學術任務而言,此行可謂了無遺憾,即以開闊眼界而言,此行也收獲至豐。但是失去重到江南的唯壹機會,對我個人而言,則實不勝其惆悵。所以在離開北京的前夕,我曾寫下這樣幾句詩:
鳳泊鸞飄廿九霜,如何未老便還鄉。
此行看遍邊關月,不見江南總斷腸。
這顯然又是我的”中國情懷“在那裡作祟了。
盡管29年後化鶴歸來,發現”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國情懷“不但未曾稍減,似乎反而與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於故國,而往往要以世外閒人的身份,與人話國事,說些於己無益而又極討人嫌的廢話。我曾屢次自戒,而終不能絕。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贰記載了他的朋友所說的壹段佛經上的故事。
這個故事說:
昔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雲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周亮工的朋友接著發感慨說:
余亦鸚鵡翼間水耳,安知不感動天神,為余滅火耶!
這個美麗的故事雖出於印度,但顯然已中國化了。“知其不可而為之”,“明其道不計其功”,“只問耕耘,不問收獲”,這些話和上面那個神話在精神上不是完全壹致的嗎?不過不及神話那樣生動感人罷了。大概“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幾個字可以說明我在這壹方面的“中國情懷”吧!
不但對中國大陸如此,對香港我也壹樣有“僑居是山,不忍見耳”的情感。最近為文涉及香港的文化問題,責之深也正由於愛之切(見《明報月刊》1985年4月號)我先後在香港僑居了六柒年,何忍見其壹旦毀於大火。但在抱有狹義的地方觀念的讀者看來,便不免要疑心我看不起“香港文化”了。我這只飛集他山的鸚鵡竟因此變成了“能言鸚鵡毒於蛇”的鸚鵡,豈不冤哉!最近看到我的朋友劉紹銘所寫的壹篇關於大陸“游學生”文學的文章,其中引了王蒙《相見時難》中的壹段話,頗耐人尋味。王蒙說:
壹個幾拾年來沒有對祖國、對祖國的多難的人民盡過壹點義務的“美籍華人”,卻有資格來向他提出問題嗎?……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你芝加哥的和紐約的、舊金山和洛杉磯的美籍華人都加在壹起,能懂得這兩句詩的含義嗎?(《明報月刊》1985年4月號,69頁)
這樣義正辭嚴的話,像我這個“美籍華人”讀來安能不羞愧欲死。不過羞愧之余,我也發生了壹個無法解答的疑問:為什麼換了“新天”的今天,忽然產生了這許多“美籍華人”呢?王蒙文中的“美籍華人”顯然都是1949年以後出現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1927年國民革命以後,甚至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都沒有聽說過世界上有所謂“美籍華人”這種奇怪的動物。今晚偶然讀到陳援庵先生的《通鑒胡注表微》,看見下面壹節文字。姑且抄出來,算作壹個不是答案的答案:
孟子曰:“叁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澤不下於民,而責人民之不愛國,不可得也。去國必有可愛之道,而後能令人愛之,天下有輕去其國,而甘心托庇於他政權之下者矣。《碩鼠》之詩人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國。”何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長思也。(《民心篇》第拾柒)
援庵先生的學問是我所敬佩的。他在1959年以80髙齡加人了共產黨,因此他必然也是大陸的作家如王蒙先生者所推崇的。這是壹個難得大家都欣賞的人物,盡管欣賞的角度也許彼此有異。援庵先生既然說“其故可深長思”,那就讓我們都暫且冷靜下來,好好地想壹想吧!-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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