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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1-23 | 来源: 小枝博客 | 有1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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