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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2-07 | 来源: 栾泠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关于当年北方局党校在整风审干运动中所推行的极左路线的情形，时任冀南五专署专员的任仲夷作为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于2000年8月17日的《南方周末》上，清晰地回忆道：“审查者对每个人的历史的各个环节都要进行审查和质问，被审查者如果答复得不满意，就被怀疑甚至肯定有问题，就对他们进行所谓‘抢救’，而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被怀疑为‘抢救’的重点对象。”“在我被‘车轮战’式‘抢救’折磨时，党校负责人杨献珍曾‘劝说’我彻底‘坦白’。我向他建议说：‘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我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他还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特务机关，后来译为‘克格勃’）!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震惊，脑子像炸了一样。”“说实在的，我到现在对杨献珍同志仍十分敬重。他是我们党内知名的哲学家。......在当时那种气氛下（可以说是‘红色’恐怖），没有一个挺胸反抗者，杨献珍也不能例外。后来，杨献珍在哲学上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因为不符合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论点，而受到严厉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饱经折磨。自我党建党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路线斗争、政治运动如此之多，很多人既整过人，也挨过整，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如此。”其实，在北方局党校“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受到摧残折磨凌辱最严重的，要数时任冀南行政公署的副主任刘建章。
刘建章，河北省景县人，1910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小丧母，童年孤苦。10岁时离乡就读于北平香山慈幼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派严酷的白色恐怖的年代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奔赴东满，在延边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爱国斗争，被捕入狱虎口脱险后，又参与领导了东满特支发动的“红五月”大暴动，袭击了日本人设在延吉的东洋拓植会社间岛商店，焚毁了日本人经营的电灯公司，延缓阻止了日寇为侵占我东北三省对延吉铁路的修筑；在延边由于身份的暴露，遭到敌人的通缉搜捕，由珲春冒死逃回到故乡，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一面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一面以小学教员的身份自觉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创建了景县第一个党支部，得到了顺直省委的承认和肯定，并指定其为首任景县县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创建冀南抗日武装，收编地方游杂武装，使之纳入抗日行列；30年代末40年代初为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打退敌人“铁壁合围”的连续扫荡，他浴血奋战在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并在一次与强敌遭遇突围中不幸胸部中弹负伤。
不料，像刘建章这样忠心耿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献给党、献给革命的共产党员，在北方局党校“抢救失足者”的审干运动中，竟成为头号“抢救对象”。在冀南后梯队掀起的群众性检举、坦白中，后梯队有人揭发刘建章有问题，当时主持北方局党校“审干委员会”工作的负责人，也不向刘本人进行核对，就召开群众大会，责令他上台坦白交待他的“罪行”，诬蔑他是“托派特务”。当刘建章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时，台下的积极分子就喊口号，说他“抗拒坦白”、“态度恶劣”。会后就将他关禁闭，对他污辱打骂、刑讯逼供，作为北方局党校教务长的杨献珍，出于对党的忠诚，对“失足者”的仇恨，在审查刘建章问题时，他也出手动武打了刘建章，为此而使他愧疚、遗憾终生。
1944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纠正“抢救运动”错误，甄别冤假错案的指示。这个指示由延安传到太行山根据地后，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领导，根据指示的精神，很快就对蒙冤受屈的同志逐个进行了甄别平反，恢复了名誉，对逼供信时所产生的材料全部焚毁。只有刘建章和李尔重二人，北方局负责甄别工作的同志认为他们的问题一时难以搞清，要求把他们送往延安，由中央来解决。在延安经过党中央组织部审查，于1945年“七大”以后中央组织部对他们二人的问题先后进行了公开平反，作了“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至此，震惊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整风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一段公案才算最终落下帷幕。-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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