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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3-09 | 來源: 李悟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取得成功,這是很多人大腦中存在的觀念。貧窮的人總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取財富,並且認為自己付出越多,收獲也就越多。

忙碌的普通工人
戴維·希普勒的《窮忙》壹書的出版,相信讓很多人震驚和沮喪,越是忙碌的人反而越窮。該書讓你深入的去了解這樣的壹個特殊群體“窮忙族”。
據《南方都市報》介紹,《窮忙》壹書的作者戴維·希普勒發現在當今美國,越是忙碌的人反而越窮,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有壹種自暴自棄的傾向。希普勒認為,政府存在的價值“不僅止於捍衛自由,還在於保護弱者,為弱勢群體撐腰,賦予無權無勢的人以財力,為追求幸福創造條件……”
托克維爾也許是描述“美國夢”的人中名氣最大的非美國人。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寫道:“美國人居住在壹個令人感到奇妙的國土上,他們周圍的壹切都在不停地變化,每壹變動都象征著進步。因此,新的思想在他們的頭腦裡總是與良好的思想密切結合。人的努力,好像到處均無天然的止境。在他們看來,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而是有志者事競成。”
盡管隔了壹段之後,托克維爾又捎上壹句滅了滅火:“對於壹個美國人來說,人的壹生就像壹場賭博,就像壹次革命,就像壹個戰役”,但人類中的大多數,包括美國人自己,都欣欣然從上述這段話中得出壹個美妙又片面的結論:只要壹個人身體健康、勤奮肯幹、頭腦又不太笨,那他就沒有理由不在美國這片自由的熱土上獲取成功和財富。但事實遠非如此,《窮忙》壹書的作者戴維·希普勒發現在當今美國,越是忙碌的人反而越窮,由這些“窮忙族”構成的美國貧困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壹直居高不下:1993年為15.1%,2003年為12.5%,2006年為12.3%,金融危機後的2011年飆升至15.2%。自1997年起,希普勒深入全國各類社區、城鎮、職業培訓中心、廉租房和血汗工廠,追蹤“窮忙族”的身影,“我的目的是在他們允許的范圍之內,盡可能充分地調查他們的生活,解開錯綜復雜的因果關系鏈,從中找出個體困境的成因。”
致貧因素相互聯系
從體例上來說,雖然《窮忙》各章均以某個主題(稅收與金融、工作與福利、移民與有色族裔、有犯罪和吸毒記錄人員、家庭暴力中的女性和孩子、學校教育等)來突出重點,但希普勒更強調各種致貧因素並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為聯系的:“事實上,對於幾乎每壹個家庭來說,貧窮的成因都有壹部分經濟原因,壹部分心理因素;壹部分個人因素,壹部分社會原因;壹部分過去的影響,壹部分現在的情況。每個問題都令其他問題造成的影響加大,所有問題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壹個逆轉就能夠導致連鎖反應,令結果與初衷背道而馳。”
希普勒列舉的卡羅琳及其女兒的故事,可謂“連鎖反應”的典型案例。卡羅琳成長在壹個支離破碎的貧窮家庭(先天不足),高中畢業兩年後就結婚和離婚(低學歷的單身媽媽),“既驕傲又愚蠢”地拒絕了前夫父母的經濟援助(個人過失),在撫養肆個孩子的負擔下陷入抑郁和背痛的雙重折磨中,在就業和失業間反復徘徊。她開始領取救濟金,但政府因其找到工作而停止醫療補助(醫保漏洞)。她從來沒有拿到與男性員工同等的工資(性別歧視),又因沒有醫保用於補牙而在這個“把燦爛的笑容和投票權看得壹樣重要”的職場中提升無望(年齡與容貌歧視)。更不幸的是,她的壹個女兒患有輕微智障,但她頻換工作以致沒有辦法將女兒送入特殊學校(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即使送入學校,學校也總是威脅要將卡羅琳因時時加班無暇照顧女兒的事實上報有關部門(教育制度漏洞)。卡羅琳向老板請假肆處找人幫忙,結果被告知女兒年齡太大所以不能獲得兒童關懷補助金,又因為年齡太小不能獲得社保部門的資助(福利制度銜接不力)。等她回去上班,老板告訴她你不要來了,於是,壹個噩夢般的循環又將重新開始。
就如希普勒所言,不配套、非全方位覆蓋的援助方案,不僅無助當事者解決問題,反而把問題弄得更復雜、更瑣碎了。各個援助機構及其政策彼此“失聯”,就好比過河拆橋,使當事者永遠也不能從窘境中解脫出來。因而,“只要社會在處理危機時只挑壹個問題來解決----通常就是這個問題逼得這家人求助於某個機構----那麼下壹場危機,下下壹場危機就不遠了。如果我們打算只找出那個神奇的解決方案----比方說,壹份工作----我們就會遺漏那些錯綜復雜的細節,而那份工作並不足以完全化解危機。”
政府幹預非常重要
在卡羅琳的案例中,希普勒特別強調政府和企業在援助“窮忙族”方面的責任,我覺得這是本書頗值壹書的亮點。比起許多歐洲國家,美國對政府幹預市場的力度持更為審慎的態度,這也是美國貧富差距比歐洲更甚的原因之壹。因而,你不能指望政府或者教育、醫療、福利等機構向卡羅琳的雇主打電話,要求後者允許卡羅琳換班或者請假以緩解其困境,這就使得全方位覆蓋的援助機制陷入無法操作的尷尬境地。希普勒認為人們擔心政府幹預市場盡管不無道理,但需要有個合理的限度,因為政府存在的價值“不僅止於捍衛自由,還在於保護弱者,為弱勢群體撐腰,賦予無權無勢的人以財力,為追求幸福創造條件……就在於如何平衡各方面的矛盾沖突。”同時,希普勒也建議企業與其抱怨吃救濟的員工流動率偏高以致管理成本激增,不如將他們納入用工技能培訓和“情緒管理”制度之中,適時充當“牧羊人”角色。簡言之,把提升弱勢群體的生活和競爭能力寄希望於私人財團和慈善機構,是遠遠不夠的。
當然,問題的關鍵仍然在於“窮忙族”本身,他們是否有自救的願望以及合適的自救途徑,決定了他們能否走出越窮越忙、越忙越窮的怪圈。希普勒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有壹種自暴自棄的傾向,而上述談到的“美國夢”顯然是始作俑者。“任何人只要勤奮肯幹就會致富”的樂觀說法,無意中形成壹種清教徒式的道德偏見。你沒有成功,就意味著你不夠刻苦,甚至,你的人格還有污點。“在美國的大環境中,貧窮總是帶有原罪的氣息”,因而,窮人多有壹種負疚感,他們也不願意站出來訴說自己的問題。2003年,布什政府取消低收入家庭每個孩子400美元補貼的資格,就是因為在政治上缺少“窮忙族”搖旗呐喊的身影。據統計,2000年總統大選中,家庭年收入超過75,000美元的家庭中有叁分之贰投了票,而收入低於10,000美元的家庭,僅有38%投了票。
相較美國當下流行的把致貧因素單純歸結為個人或者社會的若幹學說,戴維·希普勒在《窮忙》中提出的多因素共同作用、並據此構建全方位覆蓋援助方案的機制,顯然更貼近現實。當然,這個機制的理論和實踐仍需多方研討和完善,政府幹預市場的力度也需要跨黨派利益的積極政治合作。脫貧從來就是壹件任重而道遠的事情,對此,我們拭目以待。-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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