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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3-22 | 來源: 中國民商 | 有24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在北京學習和工作已經超過拾年的劉余新和妻子，終於下定決心將“出國計劃”放到了首要的議程上。
記者采訪時，劉余新剛從建外SOHO的壹家移民咨詢公司出來，手上拿著壹大疊介紹資料和表格，稍顯憂慮的對記者苦笑說，“原來移民還是項系統工程，或許走與留，都是很艱難的選擇。”
劉余新的感慨幾乎是近幾年來所有最終選擇去國外生活的人的共同感受。
曾有數據顯示，2010年時中國在海外的華人華僑數量已超過4500萬。僅是2012年，獲得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肆個國家永久居留權的中國人總數就達到了15.2萬人。與此同時，像劉余新這樣准備移民的國人數量仍在持續增長。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公布的《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4)》顯示，截至到2013年，中國海外移民存量已達到934.3萬人，23年增長了128.6%。中國已經從1990年的全球第柒大移民輸出國，上升為目前的第肆位。
然而遠離故土對大部分仍有著深厚鄉土觀念的中國人來說，絕對不是個輕松的選擇。
在調查采訪本期內容時，記者走訪調查了多家中介機構、國際運輸公司和外資企業的在華分支機構，對其中正在考慮或者已經著手離開中國的人進行了采訪。雖然他們的身份背景、出國途徑、目標國家等都不盡相同，但除了個別准備出國留學的孩子外，幾乎所有人在采訪中都表達著對“離開”的許多不舍，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對記者訴說著壹件事情：我為什麼要離開中國!
緣由之壹：無可遏制的污染將國人越推越遠
讓劉余新最終決定出國的導火索就是北京在2014年2月出現的連續霧霾。
根據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在2月的28天中，北京僅有7天的空氣質量等級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檢測區域都被意味著嚴重污染的“深褐色”覆蓋，PM2.5指數在175-185之間。
在全球最大的鑽井設備制造商、美國國民油井華高公司北京代表處工作的劉余新，學習石油化工專業出身，多年的從業經驗讓他對PM2.5(即霧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質所富集的細顆粒物)的危害並不陌生。
“我兒子今年肆歲，這半年來總是咳嗽。去北京市兒研所看病時，專家說現在他的門診有這種症狀的患兒越來越多。醫生對此沒有辦法。對霧霾，大人也許還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應太明顯了。”劉余新擔憂地說。
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原總工程師魏復盛對《中國民商》的記者解釋說，空氣中以PM2.5為代表的細顆粒物主要來自於燃煤、工地揚塵和汽車尾氣。北京的霧霾更多的是後者。“這幺小的顆粒很難自然沉降，會在空氣中停留壹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本身對呼吸系統就有影響，造成咳嗽、不適。而小顆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會導致癌症高發。早些年我曾對城市空氣污染對兒童呼吸系統影響做過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於新生兒和嬰幼兒處於生長發育期，污染對他們肺功能的影響和損害更為嚴重。”
在記者與劉余新交談的贰拾分鍾裡，他不時看著窗外灰蒙蒙的天，手裡轉動著手機，手機裡有他兒子可愛的笑臉，還有前不久新聞中出現的顯微鏡下令人毛骨悚然的PM2.5顆粒“真容”，他稍顯疲憊的臉上充滿著憂慮。
與劉余新面對同樣“霧霾”困擾的，還有准備出國留學的申筱齊。29歲的小申在北京壹家互聯網企業工作已經肆年，目前是高級項目主管，工作穩定。在她看來，選擇放棄工作、重新回到校園，實屬無奈。
2012 年的下半年，因為久咳不止，小申開始“徘徊”於北京各大“叁甲”醫院之間。北京醫院、協和醫院、北醫叁院，專治肺結核的北京胸科醫院和解放軍309醫院，甚至是治肺癌的北京腫瘤醫院，小申都跑遍了。各種檢查做下來，都不能確診導致咳嗽的病因。輾轉壹年後，經朋友推薦，小申找到了北京東方醫院的呼吸內科主任史醫生，希望能用中醫方法先行調理，緩解病情。
“找到史醫生之前，日夜不停的咳嗽嚴重影響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讓我坐臥不寧，我甚至壹度覺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後來每周把脈抓藥，連續兩個月後，我的咳嗽終於壓了下來。然後我做了肺功能檢查和氣道激發試驗，最終被確診為咳嗽變異性哮喘。”小申向記者說了這樣壹個名詞。“史醫生對我說，自從霧霾頻發後，他壹年裡新增患這種病的病人至少叁肆拾個。這些人多數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舊患的，所以對霧霾更為敏感。”
當問及如何根治時，史醫生對小申說，中醫只能調理身體狀態，西醫也只能在咳嗽發作時，使用帶有激素的哮喘噴霧來緩解症狀。但這些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史醫生建議上述敏感人群離開霧霾的環境。
“經常與我壹同等煎藥的壹個阿姨，咳嗽時間比我還要長。為此舉家前往新西蘭，兩個月後她與我聯系說，不用吃藥也完全不咳嗽了。”小申最終選擇去加拿大多倫多附近的壹所學校修讀研究生。“我並不想移民，但國內空氣、水源甚至是農作物的污染都太嚴重了。如果我畢業時，國內環境污染問題解決了，我是還要回來的。”小申對記者說。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環境污染成為近年來促使國人選擇去國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壹。在此次調查中，就有柒成的人將此作為主要的“離開理由”。
2013 年，中國地質調查局的專家曾在國際地下水論壇的發言中提到，中國水資源總量的1/3是地下水，全國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嚴重。據新華社報道，有關部門對118個城市連續監測數據顯示，約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輕度污染，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全國有8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國農村有近7億多人的飲用水中大腸杆菌超標，1.7億多人的飲用水受到有機污染，同時由於農藥等化學物質的廣泛使用，致使許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經不適於飲用。
水利部曾經對全國700余條河流，約10萬公裡河長的水資源質量進行了評價，結果是：46.5%的河長受到污染，水質只達到肆、伍類;10.6%的河長嚴重污染，水質為超伍類，水體已喪失使用價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嚴重。
水污染正從東部向西部發展，從支流向幹流延伸，從城市向農村蔓延，從地表向地下滲透，從區域向流域擴散。
2014 年4月17日，歷經八年調查後，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最終發布了《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整體污染形勢不容樂觀。其中耕地點位超標率為19.4%，比此前官方公布的1.8億畝耕地被污染、污染百分比約為10%的數字高出近壹倍，同時還有10.0%的林地和 10.4%的草地被污染。
這是壹系列極其沉重的數字。
由於生態系統的循環性，在水流和空氣中的有害物質可以通過循環污染土地和植被，進而進入人體，危及人類的健康與生命。
目前，中國土壤污染的地區分布大致是：南方重過北方，西南、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重點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現從西北到東南、從東北到西南方向逐漸升高的態勢。同時，公報也首次確認了重金屬“鎘”是中國土壤中的罪魁禍首。在占中國國土叁分之贰的630萬平方公裡被調查土地上，有7%的點位被測出鎘超標。這不難讓人聯想到已經困擾中國拾年之久的“鎘大米”危機。
同時，原油、柴油泄漏，污水違法排放等事件不絕於報端。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苯胺車間爆炸污染松花江，沱江銀山段因企業非法排污導致江水被磷污染;2007年太湖爆發“藍藻事件”;2010年大連新港陸地輸油管線爆炸、油罐泄漏，福建紫金礦業銅礦濕法廠發生銅酸水滲漏事故，山西長治苯胺泄漏導致河水污染;2011年中海油與康菲石油合作的蓬萊19-3油田發生漏油事故，致使大約相當於渤海面積7%的水域被污染;2012年廣西龍江河突發嚴重鎘污染;2013年初，上海黃浦江內出現上萬頭死豬;今年4月，蘭州再次曝出大面積水污染，最嚴重時自來水中苯含量超標近20倍。
2013年6月，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團隊出版的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數字版)，首次證實了癌症高發與水污染的直接關系。“口罩中國”、“搶水事件”等在壹個又壹個城市重復上演，“癌症村”、“致命水”的報道讓民眾不寒而栗。“污染”，既是中國過去經濟發展模式的代價，也是現在生存發展遭遇困境的象征，這些灰霾和毒素將很多曾經在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國人，推得越來越遠。
緣由之贰：不能承受房價之重
陳聰在上海經營著壹家國際置業公司，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每年的業務規模都不算大。但隨著美國、歐洲等壹些國家經濟情況的好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海外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市場的復蘇，讓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熱起來。
“新聞說美國房價已經連漲了21個月，在我們看來還不止呢!國內限購限貸，而國外土地房產私有、永久產權、外國人可以貸款、租金回報率較高且穩定，加上人民幣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國人投資海外房地產的熱情壹點沒有消減，未來的市場潛力巨大。”陳聰對《中國民商》的記者說。
按照陳聰提供給記者的數據來看，他的絕大多數客戶仍將投資的第壹目標瞄准了美國。根據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公布的報告顯示，從2012年3月到2013年3月，中國人在美國購房的總價值達到123億美元。2013年中國客戶在所有在美購買房產的外籍人士中占12%。
“雖然曼哈頓島的房產仍是中國客戶首先關注的投資地，但過去幾年裡舊金山、洛杉磯、華盛頓、長島，還有西雅圖、波士頓等地也都吸引了不少注意力。現在曼哈頓的上東區，地理位置比較好的中檔公寓均價在每平方米六柒萬人民幣左右;在波士頓，400美元左右就能買下壹平方英尺(約為每平方米人民幣2.67萬元);很多沒有新移民的城市，房價比經濟危機之前還低。”陳聰介紹說。
根據美國《財富》雜志網站報道，在“2013年全球房價漲幅最大的國家或地區”排名中，迪拜以房價年漲幅28.5%位列第壹，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以及台灣分別以房價年漲幅21.6%、16.1%和15.4%位列贰、叁、肆位。
內地房價的漲幅遠超排名第拾位的美國，更是將增幅10%的英國、9.3%的澳大利亞遠遠地甩在了後面。因此，這些國家想當然的成為中國人選擇海外置業時的考量對象。
在倫敦，2012年中國買家購買了倫敦27%的新建住宅房，占總交易金額的17%，2013年上半年，來自中國大陸的買家又購買了價值約1.7億英鎊的倫敦房產。贏克沃茲中國部總監王藝表示，投資300萬人民幣，在北京可能買到的房產，租金在每月人民幣3000元~4000元之間，如果同樣壹筆投資在倫敦的房產市場上，能夠產生的租金折合人民幣應該在15000元左右。
在澳大利亞，因為全球經濟處於低谷對礦產資源的需求減少，極大的影響了國內的經濟形勢。對此，澳大利亞政府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較低的利息，希望通過房地產市場來拉動經濟。當其成為壹個刺激經濟的導向，再配合以放松的移民政策，便會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資。由於沒有房產稅和遺產稅，雖然房主要承擔房屋的維修和物業等費用，但相比於美國、英國等國家來說，置業的持有成本還是較低的。因此，據澳大利亞房地產研究機構統計，2013年，悉尼房價上漲了14.5%，如果加上租金收益，全年的房產增值在20%左右，這使得悉尼的平均房價已經超過了65.5萬澳元，約合354萬元人民幣。但即便這樣，仍然沒有超過國人對高房價的“心理承受能力”。
而加拿大壹直以來都是中國移民的重要目的國，因此在華人聚集地的溫哥華市西區(VancouverWest)與列志文市(Richmond)，內地買家幾乎占據了整個市場。2014 年伊始，來自中國的投資者先後購買了溫哥華北陽光海岸的Sechelt高爾夫及鄉村俱樂部、卑詩省南部沿海岸的壹座43英畝的小島(250萬加元)以及位於蘭裡的壹個馬場(550萬加元)，開始投資於休閒產業。
雖然在大多數移民目標國家，購買後持有或者出租房產都需要繳納壹定比例的稅款，但值得壹提的是，很多國家實際上也存在很多政策優惠。
比如在美國，在房地產稅問題上各州對自用住宅的免稅額都有相應規定，當房價大幅下降時，房產擁有者自己可以填寫壹份“價格下降審核申請表”，申請臨時調價，以降低房地產稅;很多州雖然征收房產增值稅，但基本都設置了相關的免稅額;2009年法律更新了首次購房者稅收抵免，增加了15年的無息貸款;當房地產作為遺產和被贈與時，只有價值超過60萬美元的遺產和每次贈送價值超過100萬美元才征稅。
在西班牙，只要把房屋出租給35歲以下的年輕人，則無需申報及納稅。
在塞浦路斯，雖然法律規定購買房屋需要繳納18%的增值稅，但只要購買30萬歐元以上的房屋，就可以獲得13%的退稅額，這就意味著實際上只需支付5%左右的增值稅;同時在持有30~40萬歐元的房產時，每年需要繳納房產稅的比例也僅為0.25%(約750歐元)。
在新加坡，根據房屋用途不同，房產稅的稅率也有所變化，自住房稅率為4%，其他用途房屋稅率則高達10%，小戶型居民還可以進壹步優惠，年租金收益低於人民幣3萬元的房屋免征房產稅。
在日本，房地產稅包括物業稅和都市規劃稅，其中物業稅標准稅率為1.4%，但每平米低於人民幣1.95萬元的土地和低於1.3萬元的建築，免征物業稅。
在韓國，房產稅主要針對豪宅，征稅對象為擁有房產總價值超過6億韓元(約相當於人民幣345萬元)的家庭，稅率在0.75%~2%之間。
除了個人投資住宅項目外，這兩年中國公司的身影也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國際房地產交易的舞台上。
僅是2013年5月，SOHO中國首席執行官張欣牽頭的財團，以7億美元購入紐約地標寫字樓通用汽車大廈40%的股權;6月，萬達集團投資近7億英鎊(約合 67億人民幣)在倫敦核心區設超伍星級的萬達酒店，這棟新建築還將刷新西歐的高度紀錄;7月，中國平安以2.6億英鎊(約合25億人民幣)買下了英國倫敦地標性建築勞合社(全球著名的保險交易市場)大樓，這是保險投資新政放寬海外投資渠道後，保險資金投資海外不動產的首例;同時綠地以股權置換的形式入主西班牙的兩家酒店，並簽署了關於美國洛杉磯大都會項目的合作協議，此時其在澳大利亞悉尼投資的“綠地中心”項目已經最終敲定;11月，貴州茅台發布公告稱，公司將斥資879萬歐元(約合7000萬元人民幣)在法國巴黎購買房產，作為公司歐洲業務拓展機構;12月，復星公司以7.25億美元(約合44億人民幣)的價格，從摩根大通手中買下第壹大通曼哈頓廣場。
另有消息稱，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投公司)也正在與美國私募基金公司黑石集團接觸，擬以6.5億-8億英鎊(約合62億-76億元人民幣)從後者手中購入位於倫敦西部的壹處大型商業物業——奇斯威克園區。
單從悠久歷史的甲級辦公大樓、洛克菲勒家族兩棟地標性建築之壹的第壹大通曼哈頓廣場收購案來看，高達60層、總面積220萬平方英尺(20.4萬平方米，包括地上60層、壹個2.5英畝的廣場以及地下5層)的第壹大通曼哈頓廣場，按照此次成交價格平均計算下來，樓價甚至低於大部分上海寫字樓項目。
2014年3月19日，西班牙馬德裡自治區主席伊格納西奧·岡薩雷斯宣布，西班牙國際銀行董事會執行主席埃米利奧·博廷以2.6億歐元的價格，將馬德裡地標性建築“西班牙大廈”出售給了中國首富——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這壹價格與九年前相比減少了33%。
搶灘西班牙房產市場的中國公司不僅萬達壹家。在這之前，海南航空和綠地集團已經通過入股和置換等方式，拿下了西班牙幾家知名酒店的股權或是整體資產。據有關資料計算，2013年第肆季度西班牙平均房價為1466.9歐元，與六年前的2101.4歐元相比下降了30.2%。也就是說，目前西班牙房價已經下降到了2006年以前的水平。
因此，近叁年來，中國對西班牙的投資已經增加了叁倍，其中房地產投資占了重要的部分，特別是西班牙通過《創業者法》以後，到西班牙“投資買房換居留”的中國人已經越來越多。根據西班牙外交部的最新統計資料，在2014年的頭叁個月中，西班牙總計簽發了661張“買房換居留”的簽證，其中24%發給了中國人。目前西班牙房產的投資優勢吸引了全球投資者的目光，甚至連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在西班牙南部黃金海岸置備了壹處房產。
同時，企業布局國際大都市、金融中心、商業中心，從某種角度來說，也會帶動企業內部人員和相關人士對海外住宅市場的投資。
從陳聰公司的調查和客戶反饋來看，與之前中國客戶傾向選擇曼哈頓這樣易出租或保值的房產不同，最近兩年用於自住的購買需求明顯上升。投資目標國家的多元化，表明了投資者更希望投資於壹種生活方式，清潔的環境，特別是優質的教育資源對中國客戶來說是難以抗拒的賣點。
“現在傳統的投資熱門地區，美加澳英走的都是這個路線。對於已經習慣了北京、上海高房價的中國人來說，突然發現紐約、倫敦、悉尼的房子也沒那麼遙不可及，與配套環境和社會資源相比，國外的房子真不算太貴。”陳聰說。
緣由之叁：恐懼舌尖上的“化學實驗室”
在采訪中，居於“離開理由”第叁位的就是近些年來風波不斷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
在剛剛過去的2014年全國“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建立從生產加工到流通消費的全程監管機制、社會共治制度和可追溯體系，健全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體制。“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堅決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這樣的“描述”讓身為兩個孩子母親的趙鑫有了些寬慰，但卻仍然沒能阻止她申請移民的腳步。
身在成都的她在電話采訪中對記者說，“這幾年發生在食品、藥品領域裡的各種‘門’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電視、網絡裡的新聞，甚至是手機裡的‘段子’，關於某某食品添加劑超標、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藥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從沒間斷過。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聞我什麼都不敢給家人、特別是孩子吃，我也希望政府能夠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現在這種到處是‘毒’的局面。但實際情況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打擊壹批又出現新的，感覺成效甚微。這樣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難過了。”
趙鑫的觀點也許並非只是“個人感覺”。
在2013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列出了這樣壹組數字：201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起訴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藥劣藥等犯罪嫌疑人10540人，同比上升29.5%，對785起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案件掛牌督辦。
2012年中時，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數字稱，當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共受理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犯罪案件688件，比2011年全年收案量高出近70%;受理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衛生標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標准的食品案330件，接近2011年全年水平。
再往前，2011年全國法院共受理危害藥品安全犯罪案件405件，是2010年的2.75倍;受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367件，是2010年的2.16倍。
從這壹組組數字來看，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的犯罪案件數量壹直呈現大幅度上升的態勢，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是執法機構加大了對此類犯罪的打擊力度，但為什麼在從嚴執法的情況下，違法行為仍然屢禁不止，數量上甚至不減反增、涉及行業愈來愈多，其中更不乏行業龍頭企業呢?
以近年來食品、藥品安全問題聚焦的乳制品行業為例，2008年叁聚氰胺事件爆發後，惡劣影響從叁鹿公司逐漸蔓延到其他乳制品企業，蒙牛、伊利、雅士利、聖元、施恩等贰拾余個奶粉生產企業均涉及其中，中國乳業遭受重挫。2009年蒙牛“OMP”(造骨牛奶蛋白)爭論和“乳品苯甲酸添加”又把中國乳品行業放到了“審判席”上。
在這之後，國內對牛奶檢測的項目越來越多，把關越來越嚴，但消費者對這個行業的擔憂有增無減：
2010年，甘肅、青海、吉林、湖南等地再現叁聚氰胺超標的乳制品，聖元奶粉涉嫌致“性早熟”，多美滋奶粉也陷入了“疑致皮膚過敏”的負面新聞之中;2011年，僅是蒙牛壹家就被查出旗下的某鮮奶產品中強致癌性物質黃曲霉毒素M1超標140%，雪糕中菌群總數和大腸菌群超標;2012年，南山5個批次的“倍慧”嬰幼兒奶粉被查全部含有黃曲霉毒素M1，光明乳業先後因清洗液用鹼水滲入奶制品，以及“酸敗奶”事件向消費者兩次道歉，蒙牛甚至發生了榆林某小學251名學生因飲用蒙牛純牛奶(學生專用牛奶)致集體中毒的事件;2013年，肆家中國境內進口商——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進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市糖業煙酒(集團)有限公司和多美滋嬰幼兒食品有限公司，進口了可能受到肉毒杆菌污染的新西蘭恒天然集團產品……
這些屢見不鮮的“負面新聞”引發了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香港等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針對蜂擁而至的大陸游客購買奶粉的“限購令”。在這看似“蝴蝶效應”的連鎖事件背後，是整個乳制品行業，甚至是國人整體性的悲哀。
在采訪中，記者通過每個被訪問者的敘述，遺憾的整理出了壹系列通過食品、藥品安全事件而被公眾創造或者認識的“新名詞”：大頭娃娃、蘇丹紅、地溝油、瘦肉精、染色饅頭、牛肉膏、毒豆芽、反式脂肪酸、甲醛毛血旺、塑化劑、毒膠囊……
壹系列的新聞和事件，讓很多國人熟知的知名企業，如雙匯、娃哈哈、立頓、蒙牛、伊利、茅台、酒鬼酒、伍糧液、匯源、農夫山泉等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機”。
“我們每天都在‘被科普’化學知識，就像生活在化學實驗室中。移民就是不願每天生活在擔心和恐懼之中。”趙鑫最後感慨的對《中國民商》的記者說。或許我們不難理解他們的選擇。當食品、藥品這些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時，沒有壹個人會甘願冒著“吃遍化學元素周期表”的風險，讓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斷送在舌尖!
緣由之肆：壹切為了孩子
在陳聰向記者介紹全球房價時，屢次提及壹個國人並不陌生的概念——學區房。事實上，它不僅是近年來中國人選擇海外置業時最為重要的考量目標，也間接反映著年青壹代的中國人為什麼最終選擇“離開中國”的現實問題。
從陳聰的壹位客戶王希女士壹家的經歷中，我們幾乎可以找到年青壹代追求幸福生活的全部重點。
1975年出生的王希與丈夫相識於澳大利亞，兩人都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離開國內前往澳洲讀書。2001年，兩人從西南威爾士大學畢業時覺得國內的工作機會更理想，於是先後回國，分別在兩家排名世界500強的外企裡工作。
“回國後的工作特別忙碌，我們倆經常是輪流加班和出差，壓力非常大。直到2004年兒子出生後，我辭去了工作，感覺生活才穩定了起來。”但讓王希沒想到的是，隨著孩子的日漸長大，壹系列接踵而來的問題讓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兒園之前，我就聽說入園難的問題。我提前將近壹年的時間向壹所比較好的公立園報名，竟然被告知名額已經滿了。後來輾轉托了很多人，才勉強擠進了這所幼兒園的親子班，聽說這樣到時候也許會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將全部希望寄托在這裡，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後來果然沒能成功，但兒子進了另壹所幼兒園。雖然中間花了很多冤枉錢，結果還是可以接受的。”談到這段波折的經歷，王希壹臉疲憊。
孩子進入幼兒園後，王希吸取了教訓，立刻開始替兒子尋覓“小學”，這才發現看似公平的“免試就近入學”只是個“美麗的誤會”。此刻，學區房的重要性凸顯出來了。在經歷了找合適的學區、賣掉原有房子、貸款買新學區房、轉戶口、報名、審核、面試、體檢等壹系列漫長到折磨人的過程後，兒子升入了海澱區某知名小學。
然而折磨卻仍沒有結束。由於王希夫婦平時對兒子采取“放養”態度，任其自由發展，因此在升入小學後，他們突然發現兒子班級裡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壹技傍身”——鋼琴、小提琴、美術、珠心算、英語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學前的課外輔導上，就將叁年級以前的課程都學完了。面對兒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突發情況，王希慌了手腳。
中國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費的“良苦用心”，也許在全球范圍內都鮮見“對手”。然而“中國式教育”也幾乎為全體國人詬病。
這些年來大學擴招、毛入學率急速上升，但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因為水漲船高，錄取研究生或者就業招聘的條件也愈來愈多樣，看是否名校畢業，學校是否為985 或者211大學;同樣是這些學校的畢業生，還要拼學分績點、競賽得獎、實習經歷、社團工作、技能資質，甚至戶籍相貌、家庭條件、社會關系等等。於是競爭越來越提前，從大學、高中、初中、小學，已經提到了幼兒園。
即便這樣的竭力准備，中國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個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更讓中國的家長難以接受的是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形勢。2013年，中國高校畢業生達到699萬，被稱作“史上最難就業季”。2014年畢業生人數更是達到創紀錄的727萬，連同上年度未找到工作的畢業生，預計新增就業人數可能要超過900萬。
在社會企業“招工難”的情況仍然大量存在的對比下，太多的高校在不斷重復生產著這個社會並不接受的“產品”，中國教育體制的弊端不容忽視。
王希看到姐姐壹家因為外甥即將高考的壓力鬧得家無寧日、家長歇斯底裡、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小學的兒子還要面對“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就業等壹系列幾近“殘酷”的壓力，壹家人開始考慮移民到全球教育水平最高的國家——美國。
“國內高考的壓力太大，即便能考上重點大學，未來就業也是大問題。如果能夠移民到美國，美國是13年免費義務教育，壹路計算下來，上學的整體花費不壹定比國內高。如果孩子在紐約市上學，將來就可以考慮上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甚至旁邊的哈佛大學都是有可能的。即便上不了這些學校，高中畢業也可以進壹所職業技能型培訓的專科院校。這些學校的就業情況有時比名校更好，在美國藍領的工資水平也不低，畢業就失業的風險比國內還是小很多的。”王希對記者說。
與她持相同“離開理由”的國人並不在少數。
根據美國密歇根州Windham房地產集團執行長勞森的統計，逾60%的中國買主，買房是為了子女受教育，這是最大的動機。
由於美國學校按照其支持和附屬的對象分為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私立學校由宗教組織和個人開設，收費較高，就讀與居住的區域無關。公立學校包括中學、小學和幼兒園，都采取“就近入學”原則。
美國法律規定，任何居住在這個學區內的孩子，都享有免費教育的權利。
公立學校的入學方式有叁種：
壹是在該學區范圍內居住並且擁有房產的所有權，家長前往學區辦公室辦理入學登記時，除需要提供水、電、瓦斯證明之外，還需保證在每周伍天的上學時間內，孩子都住在該學區。贰是安排孩子在該學區內寄宿於他人家中，邀請該房屋擁有者作為小孩監護人，經過壹定申請程序後辦理入學手續。叁是通過租房方式也能實現就近入學，只要注冊時攜帶租房合約及證明在該處居住的各種賬單即可。
公立學校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學校周邊地區的房地產稅。各地稅率不同，大多為 1%~3%。地方政府每年都要詳細公布房地產稅的去向，通常各地的房地產稅總額的壹半以上都用於公立學校，如修繕校舍、添置設備、聘請老師、開展活動、校車接送等。學區的資金跟房地產稅的數額是成正比，學校資金多，則有財力提高教學質量，好學校必然吸引家長來買“學區房”，從而推動房價上漲。這樣的循環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看到了在美國投資學區房的保值價值，學區房的租售效果都非常理想，因此“以房養學”愈來愈受到中國人的歡迎。
雖然美國的名校資源豐富，但競爭程度極其激烈。哈佛大學公布的2013~2014學年新生錄取率僅為5.8%，耶魯、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大學該學年的錄取率也分別只有6.7%、7.3%和6.89%。
“在美國，TOP50名校的申請越來越難，不少學校對學生的考察從初中就開始了，除了學業，還涉及社會實踐等內容，而好的學校通常與學區掛鉤。因此很多家長希望孩子高中、甚至初中就到美國就讀，提前適應美國教育，更符合美國院校對學生錄取標准。”陳聰說。
與陳聰的說法相印證的是，雖然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出國留學總人數41.39萬，比2012年增長了3.58%，這是留學人數保持兩位數增幅伍年後，增速首次明顯回落，但另壹個顯著特點是本科及以下學歷就讀人數增長仍然迅猛，且低齡化趨勢明顯。約80%的國人表示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願意更早的計劃投資、移民或者直接將孩子送到國外上學。
在美國實施的“拾萬人”中美學生之間的交流計劃，加拿大推行SPP計劃(學生合作計劃，旨在吸引更多國外學生來加拿大接受教育)，以悉尼大學為首的多所澳大利亞名校承認中國高考成績，法國公立大學壹律免除學費、更為學生提供600多種獎學金等利好政策的“誘惑”下，回首看看高考的獨木橋和人頭攢動的就業市場，壹向秉持“壹切為了孩子”的中國家長怎麼能不心動呢?
緣由之伍：追求可預期的幸福生活
英國經濟學家哥爾柏曾把征稅的藝術概況為：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但如今在國內，普遍流傳著壹種調侃的說法：征稅就是“見鵝就拔毛”的過程。
前不久，李克強總理在海南詢問碼頭工人工資時，對方回答：賬面工資是8000多，包括公積金、社保、風險金等，發到手上的是4000多。面對收入被“腰斬”，網友提議將“個人所得稅”改名為“工薪階層稅”。
根據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個人所得稅6531億元，比上年增長12.2%，高於絕大多數國人的工資漲幅標准。有機構稱，在全部個人所得稅收入中，近2/3來源於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在中國，繳納個人所得稅與家庭中有無子女、子女多少等毫無關系，這與全球大部分國家的規定完全不同。
中國稅負的沉重是被公認的。更多的稅負壓力也體現在種類繁多的間接稅上，比如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營業稅、土地出讓金等等。
2014 年2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報告稱，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對此，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稱，如果計算全國財政收入，將土地出讓金等其他收入加起來，人均要達到壹萬伍千元以上;如果綜合農村與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來，政府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的收入還要高壹些。
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幾年在收入沒有明顯上漲的同時，花銷卻連年增加。從2010年開始，物價水平開始明顯攀升，CPI同比上漲幅度最小的年度在 2.6%，最大增幅時達到5.4%。在大部分壹線城市裡，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3500元工資，在目前的實際物價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僅能解決溫飽，如果家庭裡有老幼需要供養，很容易就會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我想離開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物價高、工資低，交通擁堵，房價高企，去醫院掛號越來越難、看病排隊時間越來越長，每年都傳聞要開征房產稅和遺產稅，而且起征線壹次比壹次低。”剛剛得到澳大利亞移民局發來體檢通知的董肖對《中國民商》的記者說，“見過網上流傳的那個中國最牛小縣城的段子麼?物價貴得跟紐約曼哈頓似的，工資少得跟非洲似的，菜價漲價跟愚人節似的。這就是現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現狀。如果你買過車、買過房、辦過企業，就知道生活在中國，辦個事情何其繁瑣。我想離開的原因很簡單，壓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讓生活質量更高壹點。”
在征稅問題上，對很多移民和投資目標國都有所了解的陳聰以美國為例向記者介紹說，在美國稅收主要以家庭全年收入計算稅率。家庭中不能為自己提供50%以上生活費用的成員，是納稅人所要供養的人，包括兒童、老人和殘疾人等。為了保障中低收入家庭和個人的生活質量，美國稅法中規定了各種扣除、免稅收入和退稅的制度。比如聯邦政府及地方政府債券利息，職工取得的社會保障支付收入，雇主支付給雇員的養老及健康、福利和人壽保險返回收入，特定的獎學金，無償捐贈等收入項目是免稅的。
每年年終，用人單位向所有員工寄發本年度的收入表，包括所有代扣的聯邦稅、州稅和地區(市縣)稅等。這個表格的副本交給國稅局。在整年裡，比如醫療養老保險中個人繳納的部分，股票損失(提交相關證明)，搬家費用(要超過50英裡，並提供憑證)，慈善捐助，醫療開銷，教育費用(包括子女學費或者自己深造、接受再教育)，購買房屋後向銀行支付的貸款利息，甚至是個人偶然損失(丟失物品)等消費項目，只要留著原始記錄或者消費憑證，最後都可以得到退稅。
同時更重要的壹點是，美國的“個稅”是由固定的“標准減免納稅額度數字”加靈活的“個人納稅減免數字”組成。《中國民商》的記者按照美國國家稅務局公布的2013年納稅相關數據計算出了以下壹組數據：
2013 年，美國家庭標准減免納稅額度為12200美元，如果是夫妻兩人的家庭(沒有孩子等需要供養的人)，家庭年收入在10萬美元，那麼這個家庭的“應納稅收入=全年總收入(10萬美元)-標准減免納稅額度數字(12200美元)-個人納稅減免數字(3900美元×2人)”;如果家庭中有兩個孩子，那麼家庭 “應納稅收入=全年總收入(10萬美元)-標准減免納稅額度數字(12200美元)-個人納稅減免數字(3900×4人)”;如果家庭中的兩個孩子都不滿 17歲，那麼撫養他們的父母(監護人)還可以獲得每個兒童1000美元的抵稅金額。
這就意味著，對於有年幼孩子的家庭來說，也許雇主之前代扣的所有稅款都會被退回來，有時甚至聯邦政府還要“倒貼”。而對有孩子的家庭給予壹定免稅額或者補貼這種“人性化”的法律規定，在日本、澳大利亞、法國等很多國家的稅收法律中都有所體現。
在被問及是否擔心因不適應澳洲工作環境而出現失業等情況時，董肖對記者搖了搖頭。在他選擇移民目的地前，中介服務機構曾經仔細的給他介紹過澳大利亞的“社會安全網”。
“失業的話，只需要到當地的中援中心(Centrelink)填表，完成必要的財務評估，就可以每兩個星期從政府處領到350澳元(約合2000元人民幣)的失業金，直到重新找到工作。如果失業時還在租房子，每兩周還有額外的租房補貼。政府還會給壹張福利卡，在失業期間可以享受半價交通費、購買藥品的優惠，水電費、煤氣費也有優惠。”董肖說。如果面臨壹時的財政窘困，澳洲公民可以向中援中心申請壹筆緊急援助金，中援中心會根據每個人不同的情況發放不同金額的壹次性緊急援助金。
而對於已經取得加拿大綠卡的張明來說，這次回國的主要目的是幫助母親辦理移民的相關手續。“雖然專家壹再解釋說國內‘延遲退休’與養老金缺口沒有關系，但我對養老制度還是沒有信心。因為父親早逝，我是獨生子，所以我母親符合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母親移民過來，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領退休金。”
移民後，如果新移民在加拿大工作，那麼退休時可以進入加拿大退休金計劃(CPP)，最高能拿到每月1012.5加元。但即便新移民沒有在加拿大工作過，只要在加拿大居住超過拾年，並且年滿65歲，就享受到老年保障計劃養老金(OAS)，符合以上條件且低收入的老年人，還能領取 “保證收入補助金(GIS)”，同時OAS和GIS領取者的低收入配偶或遺屬(61~65歲之間)還能得到政府發放的津貼，65歲後則由OAS和GIS來保障。
“在加拿大，我休息時經常修剪後院草坪和植物，那裡的生活很清淨，沒有國內那麼多的應酬和壓力。我們壹家人經常周末開車外出燒烤，還定期參加各種社區活動。雖然稅率和社會保險比較高，但社會福利也更多。與國內相比，這裡的生活更可預期，讓人看得見幸福，覺得很安心。”張明說。
緣由之六：企業家喪失安全感的無奈
2014年，對於中國的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來說，也許又將是“掙扎”的壹年。
年初，搜狐與華夏銀行聯合推出了“中小企業生存狀況調查問卷”，參加調查的416家中小企業中，有63.94%對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並不樂觀，50.72% 的企業對自身未來壹年的總體運行狀況表示並不樂觀。有69.47%的企業表示，不會在未來壹年裡繼續投入資金，進行設備購買、企業擴張。
最近幾年，由於改革紅利、人口紅利的逐漸衰減，中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將放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雖然經過幾年的生存“掙扎”，大部分中小企業對經濟放緩早有心理准備，但2014年GDP增速目標設定為7.5%，還是讓很多人感到了壓力，最終，有壹部分人選擇要“結束企業”，在東莞經營多年鞋業制造生意的陳家瑞就是其中壹員。
“原材料、勞動力和營銷成本上升，企業稅費負擔沉重，內外需不振、業務萎縮，企業資金短缺、融資難、經營難，這些都是我最終選擇結束生意的主要原因。無論中央政策怎麼制定，但現在為止，像我們這樣的中小型企業融資還是主要以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為主，兩者的占比幾乎相當。我們沒有其他的融資渠道，有些企業沒有擔保，現在政府沒有什麼有利的扶持政策，利潤低、利率卻很高。”陳家瑞說。在他的工廠周圍，原本有贰拾幾個中小型加工企業為當地幾家國內知名運動服裝品牌做配套，現在還在經營的已經寥寥無幾。
對國內制鞋業比較了解的陳家瑞對《中國民商》記者介紹說，之前在東莞的很多台資鞋廠近壹半已經轉移到東南亞。僅在柬埔寨投資的中國鞋廠就有40多家。“柬埔寨當地地價便宜，勞動成本也比東莞低許多，東莞制鞋工人月薪已經到了4000左右，還時常出現招工荒。東南亞的制造運營成本確實比國內低了很多。”
同時，據媒體和多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來看，如耐克、阿迪達斯、H&M、ZARA、優衣庫等國際大牌，早在幾年前就完成了在東南亞的布局，而目前國內的服裝紡織上市公司也在轉移訂單。此前，魯泰紡織宣布投資800萬美元在柬埔寨新建年產300萬件襯衣加工廠;寧夏中銀絨業通過受讓柬埔寨鑫旺針織股份有限責任公司91%股權的方式，實現在柬埔寨設廠;百隆東方(色紡紗)、華孚色紡(紗線)等上市公司也均在越南投資設廠。
為耐克、阿迪達斯等知名運動品牌代工的制鞋巨頭、全球最大的制鞋商寶成工業從2012年開始減少了在國內的51條生產線，近期又停掉了在東莞、中山等多條珠叁角生產線，陸續將產能轉移到印尼、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而中國最大的女鞋生產基地華堅集團更是於2011年開始投資埃塞俄比亞，將壹部分“中國制造”變成了“非洲制造”。
有數據顯示，從2005年至 2010年，中國工資的漲幅已達69%，同樣條件下，越南的生產成本比中國低15%至30%。此外，人民幣升值也側面導致了外企或者出口型企業生產成本的全面上升。更多的外資企業，如摩托羅拉、沃爾瑪、卜蜂蓮花、雅芳、寶潔等大牌公司裁撤中國部分機構的主要原因則可能是因業績不佳的減負之舉。
然而陳家瑞對記者說，外資企業逐漸離開是必然的，民營企業的境遇才更艱難。
“大家都說2008年以前外資企業壹直享受著‘超國民待遇’，我覺得這個‘國民’更多應該是指‘民營’。”
陳家瑞口中的“超國民待遇”是指2008年以前國內對外資企業實行的“兩免叁減半”政策，即從盈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33%的企業所得稅，加上減免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附加稅等，外資企業可減免接近40%的稅負，這意味著，其比國內企業擁有40%左右的成本優勢。國有企業在“資源” 上的優勢也是民營企業不能相比的，因此民營企業在競爭中壹直處於劣勢。2008年後，雖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壹為25%，2010年城市維護建設稅及教育費附加也宣告統壹，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宣告終結。但根據2012年底發布的全國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數據顯示，2011年度，內資企業實際稅收負擔率由2010年的22.87%下降到22.70%，外資企業實際稅收負擔率由2010年的19.25%提高到20.46%，實際稅負率平均上仍有2.24% 的差距。
“大企業尚且如此，何況我們只是家小企業。其實也不是壹定堅持不下去，只是堅持下去太累，變數也太大，沒多大意義了。”結束工廠後，陳家瑞帶著妻子和女兒，投奔早已在法國定居多年的父母，准備開始新的生活。
而年初壹條有關俏江南董事長張蘭、和諧汽車董事長馮長革等眾多企業家移民“島國”，爭做“島民”的新聞，讓像包括聖基茨在內的塞浦路斯、瓦努阿圖、安提瓜和巴布達等“島國移民”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
聖基茨的優勢之壹，是其公民在去往英國、愛爾蘭、加拿大以及所有歐盟國家時享受和其他英聯邦國度(如澳大利亞)壹樣的免簽證待遇，並且能夠獲得包括無需學生簽證就能在英國就讀等特權。優勢之贰，聖基茨不要求申請人在該國登陸和居住，同時它承認雙重國籍，公民入籍後政府不會向任何國家政府通報。更吸引中國企業家們的是聖基茨的“經濟政策”：該國沒有資本利得稅、所得稅和財富稅，聖基茨也不會對公民的境外收入、利息、贈與、財產和遺產等征稅，這無疑滿足了企業家的最大需求。
應該說，在2012年下半年以前，這個島國上還沒有太多中國人的身影。而促使中國企業家“扎堆”前往的直接導火索可以回溯到 2006年商務部與其他伍部委聯合出台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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