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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3-30 | 来源: 嘉崎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和家英定了关系后,我们还相约到延安医务室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刘承智。见面时,他们好像曾经并没有过婚姻关系,就是同志关系一样。
进城后在中南海,刘承智还去看过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诉我刘承智来过,说她结婚了,有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我说:“生活困难你帮助她一点吧。”
逄先知告诉我,家英解放后和他提起过刘承智,说她长得特别漂亮,眼睛很大,像七仙女。谢静宜也说过,家英在杭州开会,没事时常爱和他们聊天。记得家英提起过离开家乡赴延安前,去和女友告别,走到家门口,向里边望,看见女友坐在屋里,背向着门,没有发现他。那个女孩梳着一条大辫子,他望了好一阵,一转身,想到反正是要走,不告别也罢。为了革命,为了求真理,家英这个极重感情的人舍掉了个人感情。
我们结婚了
整风以后,两个人思想感情更深了。
有一天我们到山上读报,读完了,他忽然把我抱住说:“咱们俩结婚吧。”我吓了一跳,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想一想再说吧,不要那么仓促。”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到政研室之初,我就不愿意蹲机关,随时准备上前线的。我从学校来延安,没有到实际中锻炼过。
后来我们商量了约法三章:第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
我提出来后他同意了。我们商量结婚不拘形式,只要和党支部说一声就可以了。我让他去,他不好意思,让我去。我向支部书记周太和报告了:我和家英决定结婚,但不拘形式,请你为我们保密。周太和同意我的意见。1942年12月12日晚上,我们约了彭达章,三个人在炭火上烧了一缸子红枣。彭达章是经济组的,又是支部组织委员,和我们关系很好。正在吃红枣时,王惠德跑来了:“听说你们结婚了,是真的吗?”我说:“没那回事,我们在这谈学习呢。你愿意来就来参加吧。”他说:“那我不来了。”说完便跑掉了。第二天一宣布我们结婚了,他大叫一声:“我昨天受骗了。”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是1944年6月生的第一个孩子。发现怀了孩子,我曾到延安中央医院要求打胎,苏联大夫不同意打。我为了让孩子流产,在草坪上又蹦又跳,但那时年轻,孩子怎么也掉不了。1944年初夏,快要临产了,心想,只有生了给人吧。因为那时一般女干部生了孩子,只有回家带孩子,根本没法再工作。我提出后,家英也同意了。
到了预产期,家英牵了个骡子把我送去中央医院,我住了大概一个月才生。这期间家英来过几次,还给我送来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我还做了两双鞋,交给公家参加大生产。
也有老百姓在那儿生孩子。枣园后沟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吴桂花已是第三胎,前两胎生下来都死了,她很担心这次孩子能否活下来。我说:“你别着急,如果生下没活,我的孩子送给你。”她有些不相信。她丈夫很不理解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给人?”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没有专门人帮助带孩子,公家也没有托儿所,延安的保育院只收首长的孩子和烈士子弟。要上前方,要打日本,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吴桂花的丈夫还是不太放心。他说:“如果给了,就不能再要回去,要写字据为证。”我当即写下:“我愿意把我的孩子送给吴桂花养育,永远不要,立此为证。”
吴桂花先于我生,又是死胎。我在她后边生的,因我的骨盆小,又是头胎,生了三天三夜,生下一个男孩,一口我的奶也没吃,就抱给她了。生后六七天,我去看孩子,白白胖胖的。
家英也去看了孩子,回来后和我讲,孩子长得像他,可惜不能抚养,流露出不舍的感情。我说:“为了工作,为了将来上前方,现在我们只有忍痛牺牲,别无选择。吴桂花是位老实的农民,她会抚养好这孩子的。”-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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