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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3-30 | 来源: 嘉崎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和家英定了关系后，我们还相约到延安医务室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刘承智。见面时，他们好像曾经并没有过婚姻关系，就是同志关系一样。
进城后在中南海，刘承智还去看过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诉我刘承智来过，说她结婚了，有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我说：“生活困难你帮助她一点吧。”
逄先知告诉我，家英解放后和他提起过刘承智，说她长得特别漂亮，眼睛很大，像七仙女。谢静宜也说过，家英在杭州开会，没事时常爱和他们聊天。记得家英提起过离开家乡赴延安前，去和女友告别，走到家门口，向里边望，看见女友坐在屋里，背向着门，没有发现他。那个女孩梳着一条大辫子，他望了好一阵，一转身，想到反正是要走，不告别也罢。为了革命，为了求真理，家英这个极重感情的人舍掉了个人感情。
我们结婚了
整风以后，两个人思想感情更深了。
有一天我们到山上读报，读完了，他忽然把我抱住说：“咱们俩结婚吧。”我吓了一跳，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想一想再说吧，不要那么仓促。”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到政研室之初，我就不愿意蹲机关，随时准备上前线的。我从学校来延安，没有到实际中锻炼过。
后来我们商量了约法三章：第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
我提出来后他同意了。我们商量结婚不拘形式，只要和党支部说一声就可以了。我让他去，他不好意思，让我去。我向支部书记周太和报告了：我和家英决定结婚，但不拘形式，请你为我们保密。周太和同意我的意见。1942年12月12日晚上，我们约了彭达章，三个人在炭火上烧了一缸子红枣。彭达章是经济组的，又是支部组织委员，和我们关系很好。正在吃红枣时，王惠德跑来了：“听说你们结婚了，是真的吗？”我说：“没那回事，我们在这谈学习呢。你愿意来就来参加吧。”他说：“那我不来了。”说完便跑掉了。第二天一宣布我们结婚了，他大叫一声：“我昨天受骗了。”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是1944年6月生的第一个孩子。发现怀了孩子，我曾到延安中央医院要求打胎，苏联大夫不同意打。我为了让孩子流产，在草坪上又蹦又跳，但那时年轻，孩子怎么也掉不了。1944年初夏，快要临产了，心想，只有生了给人吧。因为那时一般女干部生了孩子，只有回家带孩子，根本没法再工作。我提出后，家英也同意了。
到了预产期，家英牵了个骡子把我送去中央医院，我住了大概一个月才生。这期间家英来过几次，还给我送来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我还做了两双鞋，交给公家参加大生产。
也有老百姓在那儿生孩子。枣园后沟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吴桂花已是第三胎，前两胎生下来都死了，她很担心这次孩子能否活下来。我说：“你别着急，如果生下没活，我的孩子送给你。”她有些不相信。她丈夫很不理解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给人？”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没有专门人帮助带孩子，公家也没有托儿所，延安的保育院只收首长的孩子和烈士子弟。要上前方，要打日本，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吴桂花的丈夫还是不太放心。他说：“如果给了，就不能再要回去，要写字据为证。”我当即写下：“我愿意把我的孩子送给吴桂花养育，永远不要，立此为证。”
吴桂花先于我生，又是死胎。我在她后边生的，因我的骨盆小，又是头胎，生了三天三夜，生下一个男孩，一口我的奶也没吃，就抱给她了。生后六七天，我去看孩子，白白胖胖的。
家英也去看了孩子，回来后和我讲，孩子长得像他，可惜不能抚养，流露出不舍的感情。我说：“为了工作，为了将来上前方，现在我们只有忍痛牺牲，别无选择。吴桂花是位老实的农民，她会抚养好这孩子的。”-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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