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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3-30 | 来源: 嘉崎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去看过那个孩子。最初听到有人传来话，说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以后又传来信，说孩子死了。我没有相信，我认为是老乡怕干部以后再把孩子要走，故意传的话。
新中国成立后，家英还想托人找延安的孩子，他在中南海和彭老总散步时说起过，是我拦住了。和人家有协议，怎么能反悔呢？
病中得到家英无微不至的照顾
回到杨家岭，因身体虚弱，加上窑洞里潮湿，—个月后我的气喘病犯了，病得很重。
家英拿稿费到延安新市场买了两只鸡，拴在牲口尾巴上，结果鸡一扑腾马还惊了，差点把家英摔下来。回来不会杀，还是吴俊扬帮助杀的。收拾好的鸡放到窑洞里，等到做时，看到苍蝇爬得满满的，只好丢掉，非常心痛。那时买只鸡很不容易。
组织上照顾我，把我调到中宣部，和家英住在—起。吃饭、医疗都是家英照顾的。
窑洞里有炭火炉子，用大茶缸子在上边煮半碗挂面，没有菜，家英便把他在杨家岭食堂的那份菜，吃一点，给我剩下大半碗带回来。我说：“你别都留给我，自己也吃一点。”但他仍然每次带菜回来。
晚上睡觉，因为喘得厉害，我根本躺不下去。家英见我喘得厉害就坐在我身后边，让我的背靠着他的胸。我想他第二天还有工作，说：“你睡觉去吧，我能坐着。”他不离开，用他身子的热气给我取暖。
那次大病有半年时间。乔木来看我，看到我的样子吓了一跳，以为我快不行了。乔木回去后，出面请了杨家岭医务所的一位老先生，每天来给我打针。一个月的样子，病渐渐好了，但从此我便得上了这个跟了一辈子的鬼病。
以后，家英到乔木处编解放区语文教材，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则参加审干甄别工作。再以后，我在中宣部搞生产运动，兼作研究延安报纸的工作。
从1942年到1945年，我和家英在延安共同生活了三年。
送别桥儿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延安组织大队人马去前方。我和家英商量也想上前方。调来政研室时，我就向陈伯达提过想做实际工作的要求，陈答复我说：“你再提就枪毙你。”
1945年10月，杨家岭组织上前方的队伍。我给蔡畅大姐写信，要求上前方，希望和中央妇委的同志在一起。蔡大姐第二天就回信，同意我参加妇委支队。家英也想去前方，但组织上没有同意。
为送我走，家英到东风市场买了牛肉，在炭火炉上焙成牛肉干，作我路上的干粮。
冉实是研究室吴俊扬的爱人，要和我一起走。家英和吴俊扬一起送我们，从杨家岭送到桥儿沟，大概有十几里路。我们让他们俩别再送了，他们还是往前送。我一再说“回去吧，在前方见”，他俩才站住，一直站了很久。
到了张家口，冉实被分赴东北，我分赴冀东。我们看到卖水果糖的，这是1937年到延安后头一次看到水果糖。我们兴高采烈地买了两斤，托人捎回延安给家英和吴俊扬，也不知他们是否收到。后听吴俊扬讲，1946年5月，他也离开延安到前方了，走的时候，家英让他给我带去十几个银元，是他的稿费。吴俊扬到张家口后，便交去冀东的人代捎，但因路途远，转托的人也多，没有捎到。
“鸿雁飞来泪两行”
到了冀东，与延安通信很困难。后来家英来信告诉我，我走后，他感到很寂寞，休息时还学了拉胡琴。一次他接到我的信，正在给学员上课，拆信一看，就流下了眼泪。学生说：“哎呀，老师哭了。”家英只好讲：“今天不上课了。”后来他在给我的信上作了一首很长的诗，其中两句是：“惊闻冀东烽火起，鸿雁飞来泪两行。”-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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