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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4-30 | 来源: 凤凰网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道德运动却收效甚微。克里加德在《遏制腐败》一书里援引了两位研究者对扎伊尔的观察，其中一位叙述了他在扎伊尔的观感：“许多参加集会的人都并不情愿，和大多数扎伊尔人一样，他们对这一政策的发起和实行都抱犬儒主义的态度。”另一位则指出，蒙博托政权的道德提升运动实际上是在掩盖这个政权本身的不诚实，“（扎伊尔）人民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事实上，党提出的所有意识形态口号都与现实不符。”
蒙博托（1930-1997）在扎伊尔搞的是个人崇拜的统治。他的名字便是这种统治的象征。他原名是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Joseph-DésiréMobutu）。1972年1月10日他为自己改名为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恩格班迪族语的意思为：“以耐力和毫不动摇的意志，从征服走向征服，在身后留下一片火海的无敌战士”。
他通过政变上台，1965年至1997年期间曾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1965年-1971年）和扎伊尔共和国总统（1971年-1997年），前后长达32年之久。后来在第一次刚果战争中被推翻，1997年病死于摩洛哥。蒙博托在任上以腐败、裙带关系及在任上侵吞40亿至150亿美元而臭名昭着，更一度乘协和飞机赴巴黎购物。在主政国家三十余年间，蒙博托有“典型的非洲独裁者”之称。
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和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都以腐败闻名，大清国的慈禧也差不多。像这样的主管们，他们反腐都是为了稳固和加强自己的政权，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如克里加德所说，只要主管有意愿反腐，瞄准了对象，反腐的政策都会有一些成绩，“无需以政治领袖具有白莲般纯洁的道德为条件”。他们的反腐也都能让一些民众因眼见平时作威作福的官员倒霉落马而觉得解气或痛快，然而，在这类主管推动下的“反腐”却永远只能在一种本身不受权力制衡和监督的“主管-代理”关系中进行。这是一种以稳固统治者权力为最高和最终利益的“主管-代理”关系，它的反腐是有条件的----必须在反腐对统治者的利益有帮助和有效用的情况下，才会有一定限度的反腐，不管它嘴上怎么说，它永远都不可能是“零容忍”的。
真正的反腐，那种以接近零容忍为目标的反腐只能在民主的“主管-代理”关系中实现。在民主的“主管-代理”关系中，主管是人民，更确切地说，是选民。当选民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选举或罢免）官员的时候，他们会清楚表明自己要争取的合法利益，而无需装模作样地标榜某种道德高尚的主义。民主制度中的主管不是抽象的“民意”，而是具体的“选票”，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伯恩斯等人在《人民的政府》一书中所说，民意不能代替选举，“面对一张选票，选民必须把意见转化为就人物和政党的具体决定。他们必须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因为民主不止是发表观点，不止是反映意见，民主更是选择。”这是一种由公民们公开进行的集体选择，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在密室中作出的选择。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开和诚实。它按民主的程序和规则----接受多数人的决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定期进行，一旦发现是错误的选择，便按同样的程序和规则予以纠正。
民主选举的选择不仅是在不同候选人之间进行，而且也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诚实”和“能干”之间进行。对后一种选择，选民们的标准几乎从来都是诚实比能干更重要。这倒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普遍比不能自由选举的人民更加诚实，而是因为，不同政治观点的选民们，就算他们有的不拿“诚实”来要求自己支持的某位候选人，不支持这位候选人的其他选民也还是会拿“不诚实”来作反对他的理由。诚实因此成为一种对候选人的必要的，行之有效的资格标准。这个标准不只是来自选民们的个人诚实素质（这个当然也很重要），而是来自不同人群在民主体制中形成的对不诚实的互相监督。这是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有效遏制政治人物腐败的根本原因。虽然选民们对不同候选人的选择是实用主义的，但由于他们对所有候选人都有同样的诚实要求，所以在基本的公共道德上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所有当选官员的贪腐可能。-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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