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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5-08 | 來源: 林特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鄧麗君是華語樂壇壹座無法逾越的“高峰”，她的壹生雖然只有短短的42年光陰，但卻創造了大量暢銷金曲，至今仍被無數歌手爭相翻唱。
鄧麗君
20年前的5月8日黃昏，鄧麗君把自己永遠定格在了42歲。然而，翻開泛黃的書頁，壹個顧盼生姿的鄧麗君會款款走來，她有白玫瑰的清雅，也有紅玫瑰的濃艷，她有古典靜女的癡情，也有女漢子的灑脫，她會優雅傲氣地回答你：我可不是只活在歷史書上的老太太。
林青霞：鄧麗君是謎壹樣的女人
林青霞曾在《雲去雲來》壹書中寫到了自己與鄧麗君的交往經歷。兩人彼此欣賞，林青霞甚至坦言，自己對鄧麗君的欣賞程度已經達到“男朋友移情別戀如果對象是她，我決不介意”的程度。
林青霞還回憶起1990年自己與鄧麗君在巴黎相處的壹段時光。“我會約她到香榭麗舍大道喝路邊咖啡，看往來的路人，享受巴黎的浪漫情懷。她也請我去法國餐廳La Tour d'Argent吃那裡的招牌鴨子餐。記得那晚我和她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shopping回來的新衣裳，我穿的是壹件閃著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 Armani吊帶短裙，頸上戴著壹串串Chanel珠鏈。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禮服，雖然是壹身黑，但服裝款式和布料層次分明。下擺是蕾絲打褶裙，腰系黑緞帶，特點是上身黑雪紡點綴著許多同色繡花小圓點，若隱若現的。最讓我驚訝的是，她信心拾足地裡面竟然什麼都不穿，我則整晚都沒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我們走進餐廳，還沒坐定，就聽到背後盤子刀叉當啷當啷跌落壹地的聲音，我想，這侍應壹定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惱萬分。她卻忍不住竊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們驚艷得碗盤都拿不穩了。’”
林青霞感歎，自己近年來常常會夢到鄧麗君，“夢裡的她和現實的她壹樣----謎壹樣的女人。奇妙的是，在夢裡，世人都以為她去了天國，唯獨我知道她還在人間。”
成龍：與鄧麗君分開也許是最正確的決定
成龍與鄧麗君之間曾經有過壹段情，“我們倆經常壹起學英文，去海邊散步，拍照，壹起去吃螃蟹，去中國城吃中餐，我開車去接她，兩個人還在半路迷路……那段日子想起來很好玩，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談戀愛。”
在成龍眼中，鄧麗君氣質優雅，彬彬有禮，說話輕聲細語，相比之下，自己卻是個大老粗。迥異的性格，導致兩人最後分手。在《成龍：還沒長大就老了》壹書中，有這麼壹段往事：成龍與兄弟聊劇本，把特地過來找自己的鄧麗君晾在角落裡壹個多小時，其間鄧麗君沉默不語，離開時成龍也沒有起身送她。不久後，鄧麗君給成龍打電話說：“Jackie，我看你並不需要我，你就跟你的兄弟們在壹起吧。”成龍後來談到，“我們分開也許是最正確的決定，因為從壹開始兩人性格就很不同，又無法為了對方妥協。換句話說，她太好了。”
兩人分手時，鄧麗君留了壹盒卡帶給成龍。“你心裡根本沒有我，把我的愛情還給我……”裡面是她的那首歌，《把我的愛情還給我》。
後來得知鄧麗君去世消息時，成龍整個人呆掉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2002年，成龍在自己的國語專輯中與鄧麗君“合唱”了壹首《我只在乎你》，希望那首歌可以穿越時空，帶去他對她永遠的歉意。
鍾鎮濤：她總是很愛笑
鍾鎮濤表示曾與鄧麗君有壹段似有若無的純純愛戀！但他開玩笑還沒到同居階段，因為鄧麗君當時錄粵語歌“漫步人生路”，鍾鎮濤在錄音室相伴，“她的影子、笑容、相處時間在腦子中不停轉。”
鍾鎮濤也有很多數不完專屬鄧麗君的回憶，他曾幫鄧麗君拍托腮寫真照，親自挑選滿天星頭飾，當年鄧麗君赴日發展，兩人靠電話維系感情，國際電話壹聊就是半小時。外表給人溫婉的鄧麗君，卻是鍾鎮濤眼裡不折不扣的“大笑姑婆”。“她總是很愛笑”，鍾鎮濤說記得有回在新加坡的夜總會演唱，他與譚詠麟在台上壹搭壹唱說笑，鄧麗君在台下“被逗笑得彎到桌子底下”。
陳道明：鄧麗君已經是抹不去的壹段歷史
“我知道鄧麗君是1978年。”演員陳道明在2013年舉辦的“鄧麗君文化影響力大家談”研討會上回憶說，“那時候剛改革開放，她的歌還不能名正言順地聽，當時是第壹次聽到通俗唱法。我們這壹代人對鄧麗君的歌接受和傳播得非常快，同期的歌都會唱，比如說《海韻》《小城故事》，印象最深的是《絲絲小雨》。聽她的歌本身是壹種刺激，壹種誘惑，更是壹種吸引。”
陳道明認為，鄧麗君已經是抹不去的壹段歷史，她的音樂旋律以及歌曲的藝術形態，對於他們這壹代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我特別喜歡她的歌，這兩叁年突然特別想聽她的歌，是因為她的歌存在的價值”，鄧麗君是壹個時代的標記，她的音樂已經成為了人們的感情記憶。“特別感謝鄧麗君，她能夠給我壹個強化的音樂藝術形態的壹種記錄”，陳道明說。
鄧麗君作為幾代人的偶像，她的唱片被換著版本地出版，她的歌曲在各種影視劇或選秀中經常出現……鄧麗君所產生的文化符號力量，已然成為20世紀下半葉，整個華人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壹部分，這樣的文化力量也將會壹直地傳揚下去。
2015年5月，壹場與眾不同的演唱會正在緊密籌備中，在台灣，“如果能許壹個願”鄧麗君逝世20周年虛擬人演唱會將用“虛擬影像重建”和“裸眼3D投影”技術，為歌迷們開啟壹段舊日時光。負責鄧小姐“復活”事宜的是剛剛經歷了《速度與激情7》裡保羅•沃克復活考驗的特技團隊。
鄧麗君紀念館壹角
這不是鄧麗君第壹次復活，2013年，周傑倫的“摩天倫”世界巡回演唱會上，來自好萊塢的特技團隊就讓鄧麗君復活了210秒，並與周董深情隔空對唱。不但唱了自己的老歌《你怎麼說》，還用特別的聲音特技唱了周傑倫的新歌《千裡之外》和《紅塵客棧》。為了這3分30秒，45名特技師前後奮戰了兩個多月，攻克了神情、語言、頭發叁大難關，耗資新台幣壹億元，據鄧麗君的哥哥鄧長富現場鑒定，“相似度達到98%以上”。
在此之前，以全息技術在演唱會上短暫“復活”過的中國歌星有梅艷芳、張國榮等，但要以虛擬之身開個人演唱會，必是在最廣大歌迷心中有著最巨大號召力的，在整個亞洲，死後20年還能被人如此懷念擁戴的藝人，鄧麗君是第壹個，也是惟壹壹個。
葬禮規模之大讓大陸文化官員起疑
林青霞在自己的文章裡寫到鄧麗君：“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擾，你是聯絡不到她的。我們互相欣賞。對她欣賞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別戀如果對象是她，我絕不介意。”
事實上，在鄧麗君隱居海外的最後日子裡，有壹次她興致勃勃地要定制壹套昂貴的玉碗，玉工問她要用這碗請誰來家吃飯，她答：“成龍夫婦啊，林青霞夫婦啊。”這兩對裡，壹個是曾經的曖昧男友，另壹個是曾經的曖昧情敵，最後都成了友好故知，確是“不介意”。
林青霞和鄧麗君相交並不深，但卻惺惺相惜。被台灣報刊大做文章的“裸泳”，就是這兩大美女壹起在國外某天體海灘的放肆。鄧麗君死前壹年，林青霞大婚，她想把香檳色花球扔給這個閨蜜，卻不知道她在天涯海角的哪個地方，而鄧麗君則在事後補來壹套名貴的紅寶石首飾，那是她倆最後壹次交集。
鄧麗君的葬禮規模空前，在台灣，這幾乎是自蔣介石過世後最大規模的葬禮：宋楚瑜親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包括連戰在內的台灣政界高官悉數到場默哀。
鄧麗君的喪禮在台北第壹殯儀館舉行，清晨柒時肆拾伍分首先進行家祭，由麗君的長兄鄧長安宣讀《祭妹文》，儀式簡單而隆重。
繼而舉行追悼會，總統府資政郝柏村第壹位上香致祭，跟著由麗君義兄趙寧、日本金牛唱片公司總裁舟本稔、好友何琍琍、總統戰部主任黃偉嵩及台灣省長宋楚瑜等伍名黨政軍及演藝界代表致祭辭。
公祭儀式在九時展開，由治喪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宋楚瑜擔任主祭，儀式結束後，鄧麗君遺體公開讓群眾膽仰遺容，麗君生前好友均難掩哀傷，淒然下淚。鄧媽媽目睹這樣場面更是悲痛，結果在鄧長富陪同下歸家去，鄧家家人最後瞻仰遺容，此時他們都控制不住情緒，放聲嚎哭，聞者心酸。
大殮開始，先由文工會主任簡漢生等覆蓋國民黨黨旗，再由許水德等覆旗官在靈柩上蓋上中華民國國旗，由叁軍挑選的官兵弟兄抬棺，緩緩登上靈車，惟靈堂外擠滿群眾，有癡心歌迷依依不舍追車，場面混亂。
有人把這個視作“間諜論”的壹個旁證，在鄧麗君的演唱生涯中，這種關於政治的竊竊私語始終沒有停歇。
最早披露的公開信源是原國民黨高級將領谷正文。據台灣雜志《獨家報道》，谷正文承認，“鄧麗君是台灣國民黨國家安全局的秘密情報工作人員，隸屬於‘台灣國家安全局’第叁處，配合協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台灣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統局。”
按谷正文的描述，1968年夏天，鄧麗君應邀去新加坡參加慈善演出，當時台灣仍處於軍事管制戒嚴令期間，各種民間社會活動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緊”地監視著，進出台灣的任何人都要受到台灣安全局的嚴格審查。“連外交部長都不得例外。”谷正文說。出入境申請的審查有壹個拾分重要的項目，即申請人能否利用現有條件為台灣政府進行情報工作。這是自1949年蔣介石改編重組國民黨特務系統以來壹直占主導地位的“特務政治”，許多台灣民間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文藝界人士為了出境，都不得已接受這壹交換條件，被收編為“台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而那壹年鄧麗君15歲，還是個未成年人。
日本記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邊也寸贰人曾共同對鄧麗君生平進行了4個月的追蹤采訪調查，出版了《鄧麗君的真實》：“關於鄧麗君是間諜壹事，我們的結論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60年代後半期），她所能選擇的道路也只有這壹條……冷酷的國際政治硬將鄧麗君推上了政治舞台。”
以上說辭是否值得采信，我們始終存疑，但有壹條是肯定的，鄧麗君始終被時代政治所裹挾。她曾經夢想來大陸演出，而且是“在天安門廣場，不收門票，就唱給大家聽”。這在那個時代聽起來也像壹句不切實際的夢囈。
鄧麗君的唯壹遺憾：終生未婚
據鄧麗君的媽媽說，麗君生前最大的遺憾不是沒有嫁人，而是始終沒有機會回到祖籍。小時候，作為外省人的眷村子女常被台灣當地孩子欺負，鄧麗君不參與打架，但會編排歌曲唱回去，比起她的同時代人，她身上始終有壹種濃厚的原鄉情結。
人大不過時代，鄧麗君壹生的藝術生涯都籠罩在冷戰的鐵幕之下，而且對她的演藝事業發展最重要的3個地區：台灣、日本、大陸，恰恰有著極其錯綜糾纏的歷史恩仇。她去日本發展，曾是抗日軍人的鄧爸爸不同意；在大陸青年人壹度只能偷偷聽她的歌；而她陷入“護照危機”，台灣民眾也表示難以原諒。縱是人美歌甜，夾心人終歸難做。
1979年美國即將跟台灣斷交，台灣陷入國際困境，適逢事業巔峰期的鄧麗君涉嫌使用壹本印尼假護照入境日本，平生第壹次被警察拘捕扣押調查，台灣媒體群起而攻之，視如“叛國”。在被扣押的兩個星期裡，鄧麗君哭幹了眼淚。最後的調查結果：護照是真的，但是護照取得的途徑不合法，鄧麗君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回台灣，她可能面臨封殺和起訴，於是她直接從日本飛到了洛杉磯，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修英文、日文、生物和數學，這是她人生的又壹次巨大調整，也為她日後成為名貫東西的國際巨星埋下伏筆。
不管鄧麗君主觀意願如何，在台灣，她的歌曲確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充當了政府的“心戰”工具。從1979年起，台灣廣播系統開始推崇“軟性宣傳”，台灣“國防部”委托光華電台特別制作“鄧麗君時間”欄目，播音稿件由情報局負責撰寫。而海的這邊，大陸也有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的對台廣播。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裡，飛行員駕機投奔對方的事件時有發生。“鄧麗君時間”廣播中常常強調：如果駕機、駕艦，或者攜帶什麼文件投誠，會有多少獎勵。
1980年，中國音協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專門展開對鄧麗君歌曲的討論與批判。正統學院派專家認為，鄧麗君歌曲內容比較灰暗、頹廢，是精神文明的大毒草。會上批得最猛的是《何日君再來》。歌詞從字面意思理解是男女依依不舍，屬於“黃色歌曲”；這首歌創作於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國之時，“君”或指國民黨軍隊，“何日君再來”暗指“何時收復失地”，與當時國民黨鼓吹的“反攻大陸”暗合，屬於“反動歌曲”。
讓我們回到當時的語境中，來欣賞壹段當時由音樂界主流專家編撰的書籍----《怎樣鑒別黃色歌曲》：
“《何日君再來》不是漢奸歌曲，但它是首黃色歌曲；不是壹首愛情歌曲，而是壹首調情歌曲；不是藝術歌曲，而是商業歌曲，是有錢的舞客和賣笑的舞女的關系，是舞場中舞女勸客人喝酒時唱的……這是對血淚現實的掩蓋，是對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生活的歌頌，是以醉生夢死的態度來對待現實……現在還喜歡《何日君再來》的同志要認真想壹下：是‘好花不常開’，還是應該用我們雙手去創造永不凋謝的花朵。”
西山批判會議之後半年，1980年10月，鄧麗君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義唱，門票收入悉數捐給公益基金會。
第贰年，鄧麗君在台灣全省勞軍壹個月，看望海陸空的國軍將士，並為他們演唱。她跑遍各地軍營，包括在金門前線用電台對大陸喊話。台灣電視公司據此制作並播放了名為《君在前哨》的電視特輯。鄧麗君也因為配合勞軍表現良好，常常受到台灣“國防部”表彰，被稱為“愛國歌手”、“軍中情人”，鄧麗君在大陸主流體系裡的“敵對大陸”身份更是徹底坐實了。
在民間熱傳，卻被官方禁止，在“抵制精神污染”的運動中，鄧麗君成為文藝領域的黑靶子，這種現象直到90年代才漸漸改變。1995年，中央電視台第壹次播出了關於鄧麗君的新聞，這也是大陸主流輿論體系第壹次公開報道鄧麗君，但這第壹次，卻播出了她的死訊。
時任文化部長的劉忠德回憶說，“鄧麗君壹直想到大陸開演唱會，我們也准備讓她來。可剛決定沒幾天，報紙上登了則消息，說她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這下就得等調查完了才行。調查清楚了，而鄧卻在1995年5月8日，猝死泰國。”
鄧麗君身不由己的壹生
鄧麗君壹生，身不由己。她的死亡也籠罩著壹層淡淡的疑雲，醫生的結論是氣喘，而這個結論，醫生事後也承認，是壹個推測性的結論。鄧小姐被酒店服務員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搶救無效，她生命最後5年壹直陪伴在她身邊的法國男朋友保羅杳無蹤影。等趕到醫院，保羅堅決反對醫生為鄧麗君做屍檢。有好事者仔細辨認鄧麗君的遺照，猜測她壹側臉上的淤斑實為掌摑之印。
自然有人詬病這個比鄧麗君小14歲的男友。酒店服務員曝出保羅性情暴躁，兩人時常爭吵。鄧麗君出手豪闊、待人慷慨，在法國出門，給每個服務生的小費都是200法郎，而保羅有著西方人的不事排場，他會當著朋友的面搶過，換成20法郎。男女的相處模式，外人其實很難判定。比如他們出門吃飯，鄧麗君為顧及保羅面子，會在桌子下面偷偷遞錢給保羅，讓他出面結賬。
有人認為，這說明雖然兩人開了聯合戶頭，但鄧麗君其實壹直沒有讓保羅真正地摸到她的財產，可見保羅不堪信任。但同樣，亦大可以反過來，說明保羅壹直也保持著互相獨立的姿態。這個沒有什麼財產的孩子氣的攝影師，在鄧麗君死後3年壹直閉門生活在香港赤柱的鄧宅裡，他給鄧麗君的歌迷寫回信，告訴他們，壹旦他離開這座房子，就無法再回去。這自然容易被人理解為侵占鄧麗君遺產的壹種行為。鄧麗君的葬禮上他壹開始沒有出現，鄧的哥哥發現他在酒店喝得大醉。她的兄弟們壹直不喜歡他，更無法原諒他“10年來都沒有到鄧麗君的墳上祭拜，壹次都沒有”。
對這些說法，保羅鮮有回應。他說，“我當然去她的墓地，但我會刻意避開那些紀念性的日子，避開眾人，我對她的愛無需他人來證實。”他說，在鄧麗君赤柱的舊宅裡，他把她所有的衣服從櫃子裡拿出來鋪在床上，然後壹頭埋倒其中。
只有在國際航班上偶遇的友人見證過他們熱戀時的甜蜜，當時鄧麗君去廁所，拾多分鍾還不出來，保羅就坐立不安，急得去捶門。鄧麗君嬌嗔地扭頭對朋友說，“他就是這樣，我在裡面編辮子時間有點長，他就窮緊張。”保羅把自己杯中紅酒倒給她，她就伸手愛撫他的臉頰。
而在回台的大多數時間裡，保羅都是以她身邊工作人員的面目出現，她到台灣演出，名單裡寫他是“發型化妝師”，有記者發現端倪，對保羅拍照，保羅用手相擋，低調躲閃。鄧麗君喜歡保羅，絕大部分原因是他們初相識時，保羅完全不知道她的巨星身份，這讓她倍感輕松。
作為壹個14歲就輟學出道的童星，鄧麗君的情感之路從不順遂。而在更早的年齡她就肆處走穴，掙錢養家。鄧爸爸是軍人，壹度拾分反對，但眷村的貧家女兒又能有多少選擇？輟學的事情，鄧麗君反復向父親保證，會潔身自愛，絕不學壞。她到哪裡都帶著媽媽，從不陪客人吃飯賣笑，凡事以“要問我媽媽”、“我媽媽去，我才去”為擋箭牌。
第壹任男朋友朱堅死於飛機失事；後來跟大馬萬字票王林水成的侄兒林振發相戀，壹度也談婚論嫁，但林英年早逝，叁拾多歲就死於心髒病；跟秦祥林起於曖昧，終於曖昧，據說秦祥林是為了鄧麗君跟蕭芳芳離的婚，最後卻跟林青霞訂了婚……
跟成龍是另壹種無疾而終，他們在美國相遇，“她在那裡沒人，我在那裡也沒人，所以我每天收工都打電話給她，她也打給我……”在成龍後來的回憶裡，鄧麗君善良、高貴，有壹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潔癖，“她每天要洗兩次澡，到哪裡都自帶話筒，因為不願意跟別人合用。” 他承認，他任性地辜負了她：“她總是彬彬有禮，我卻是個大老粗。
她希望和我壹個人在壹起，而我在公開場合不願意沒有我那幫兄弟跟班，我年輕、富有，被名聲慣壞了，我愛她，但更愛我自己，沒有哪顆心可以做壹仆贰主的事情。”成龍那幫打打殺殺的小兄弟自然看不慣鄧麗君這種純情嚴冷的派頭，何況這個女人動不動就要單獨粘著大哥出去過贰人世界吃昂貴法餐，在他們心目中，林鳳嬌更懂得招呼兄弟，才配當大嫂。
1981年，鄧麗君壹人獨獲5張金唱片獎，創了紀錄。在無線台籌備的頒獎晚會上，成龍作為神秘嘉賓被安排給鄧麗君頒獎，當天下午才由美返港的鄧麗君對此並不知曉。結果在舞台上鄧麗君壹見是成龍，臉色大變，壹直往後退，不肯接唱片，眼裡泛出淚光。成龍在台上只好邊追邊小聲勸：“先接住吧，好不好都先接著。”
這個傳統的女人也曾有壹顆恨嫁之心，真正對姻緣不抱希望，是在跟糖王之子郭孔丞婚事告吹之後。兩人訂婚後，到郭家拜會祖母，全家工人聽說鄧小姐來了，全部擁上來拍照和索要簽名。郭家祖母很不高興，當即開出3條讓鄧麗君屈辱難堪的條件：壹，要鄧小姐拿出身世歷史清白的證明。贰，立即退出娛樂圈，叁，不得跟任何男性朋友來往。
鄧麗君隱居清邁的時候曾與壹位做玉石生意的楊太太聊天，自訴非常不喜歡自己的明星身份，因為無論自己再成功、再努力、再自愛，“在別人眼裡也不過是個歌女。”壹邊說著，眼淚就掉了下來。
她曾經在另壹個場合和人說起，婚姻不是兩個人的事情，是兩個家庭的事，“壹家有壹個人不喜歡你，這婚就結不成。”她漸漸斷了結婚的念想，也練出了壹套媒體前的練達。節目裡主持人問她，你說40歲要結婚的。她就說：我說的是40歲開始考慮。主持人追問說你現在考慮得如何，她就笑眯眯地說，也許光考慮就要考慮個拾幾年啊。
鄧麗君壹生面對了很多自己無法選擇的外部環境，她惟壹矢志爭取的，就是在演唱上的努力。小時候，她在媽媽的帶領下壹天趕6個場子，壹大早就到河邊去吊嗓子，這個習慣壹直到大紅之後都沒有改變。跟她壹起表演的搭檔，演出前突然看不到她了，壹找，她躲在廁所裡，用最簡單的“啊-咿”在偷偷清嗓。“即使是她唱壓軸，她也是早早就趕到，跟大家壹起排練，在後台等待。”早年唱歌沒有卡拉OK，鄧麗君幾乎壹有空就看歌本記歌詞，她告訴林麗珠，“我不看歌本可以唱500首歌。”她們不信，“亂講！把歌名寫出來！”她就寫出來，“數數真的有伍百多首。”
她自小就懂得為自己爭取。4歲的時候，壹個人走到附近的照相館，對相館老板娘說，“我媽媽叫我來照相的。”老板娘洗好照片通知她媽媽去取，她媽媽壓根不知道，大吃壹驚：這閨女這麼有心機。
“她的性格非常文靜，但是她內心卻是很激烈、堅強的人。”鄧麗君在日本的經理人舟木稔說。在日本，魔鬼般的藝能訓練和惡補日語，壹周有6天屬於公司，晚上還要被公司安排到銀座壹帶的夜總會演出，喝醉了的客人常常做出不雅的舉動，“和香港台灣比起來，說實話，日本客人的風度比較差，她會壹邊在我面前哭，壹邊責問我為什麼會是這樣。”
日本樂壇相當排外，外來歌手都要起個日本藝名，但鄧麗君決意不取日本名，只用英文名，還常常刻意穿旗袍表演，這樣的姿態幾乎注定她要開始壹段艱難的旅程。
在日本取得唱片大賞的鄧麗君再回到香港，她的變化引起了故人們的驚呼，除了更加溫柔和女性化之外，她曾經被人稱為“貓嗓子”的柔弱聲線被改變了，“壹定是經過相當專業跟嚴格的老師訓練，下了苦功，她雖然很輕柔，可是她並不會虛，她的咬字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後不太聽得到她的呼吸聲。”歌手蔡幸娟說。
很多鄧麗君的模仿者都格外提到她的“氣息”，比如田震、王菲、齊秦、劉歡、程琳、成方圓、那英、羅大佑、蔡琴……他們都悉心研究過她獨特的曲風和發聲方法，稱她為“氣功大師”。“她是非常偉大的壹個歌手，她唱國語是最好的，因為她的吐字，她的歸韻，她的氣息，都給了我們很多很多借鑒。”
等待著鄧麗君的，是整整壹個大國封閉荒蕪後的求新和求知欲。迄今活躍在中國文化壹線的中流砥柱們幾乎無壹例外地把鄧麗君奉為他們心目中不可逾越的經典，因為那是改革開放之後，闖入他們文化記憶裡的第壹縷聲音。鄧麗君搖滾了全中國：“因為她的歌並不是軟綿綿的，她的歌裡有真正的個性。”崔健說。
“沒有人能超越她的地位和影響，她是壹個啟蒙者……遠遠超過流行歌曲或是壹個流行歌星帶給社會的影響。她用她的歌聲甚至改變了大的社會思維，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她的歌徹底改變了我們，說她是500年出壹個也不為過。”導演甲丁說。
台灣流行音樂興起、香港華語電影新潮、內地“文革”結束封閉的國門打開，鄧麗君恰好是那個做好了壹切准備去接受改變的人。她自小的恩師、亦是後來台灣文化的先驅左宏元為她制定了清晰的音樂風格，“讓她把這種華人的，尤其是我們中國大陸的那種大跳，那種北方的墜子、落子，很多地方戲曲上的東西，用壹點摻雜進去，有點腔進去，寂寞，又轉腔，它就跟流行歌曲有點不壹樣，這可能就是我們壹個東方的特色。”這是流行音樂，但也是民歌，正是這種東方的民族性，撫慰了全世界華人的游子心。作為壹個用歌聲突破了文化疆界的人，鄧麗君是全亞洲的最大公約數，也是整個華人世界的最大公約數。
“我記得那天我在美國，我不知道鄧麗君的英文名叫Teresa，我聽新聞說壹個著名的華裔歌星Teresa去世了，我的第壹個反應是，英文的新聞都有啊！而且是美國主流的廣播，這個人是誰呀？我第壹反應是鄧麗君。我的直覺是，在世界范圍內當時知名的華裔歌星能上英文新聞的應該只有她。那壹霎很震撼……”導演陳可辛把這種震撼放進了電影《甜蜜蜜》：張曼玉飾演的廣州姑娘李翹、黎明飾演的江南青年黎小軍，他們各自出發去尋找屬於他們的時代又各自失散，串聯起他們的就是鄧麗君始終不改溫柔的歌聲。
最後，在巴黎的異國街頭，在播放著鄧麗君辭世新聞的櫥窗前，他們再次相遇了。正如離散遇見擁有，西方遇見東方，懷舊遇見新鮮。兩個背井離鄉的中年人，黯淡眼神裡火苗壹跳，仿佛奏起甜蜜蜜的演歌。
這張照片已經可以看出鄧麗君後來的風范，她很認真地梳了頭、穿了裙子，蹺贰郎腿，兩手嫵媚環抱，完全不像壹個4歲稚童。
鄧麗君出生前，鄧家已有3枚男丁，鄧媽媽跟鄰居姐妹說好，生了女孩，就讓沒有子嗣的鄰人抱走。鄧麗君出生後，鄰居提了雞蛋紅糖想來討孩子，她放聲大哭，哭得鄧媽媽不舍得撒手。她的性格裡天然帶有這種乖巧和討好，似乎深知自己的壹切都需要靠這種乖巧來換取。“我這個女兒長得不是很好看，但就是有個好人緣。”她嘴巴甜、講禮貌，懂得收斂自己，察言觀色。鄧媽媽說，小時候，鄧爸爸對女兒很疼愛，但對男孩管教格外嚴厲，稍微違規，便要責打罰跪，這時小鄧麗君會不聲不響地走過去，跟哥哥們壹起跪下。對兄弟，這是義氣，也是破妒；對父親，這是求饒。
長大之後跟人同台唱歌，發現對方個子比自己矮，鄧麗君中場就不動聲色地自己換上平跟鞋，並用旗袍遮住，不讓別人發現。
剛出道時有報道說她和當時的台灣著名歌星吳靜嫻有競爭，她馬上出面澄清：“我怎麼會和吳姐姐爭，我是小孩，不會這麼不懂事，何況吳姐姐唱歌那麼好。”她即便年少時也不曾輕狂過。
吳靜嫻更暗暗吃驚後生可畏，她們壹起去香港演出，“我們統統不會說廣東話，但鄧小姐去了不到壹個月，竟然就可以在台上用粵語對答如流。”鄧麗君壹生都堅持每到壹地就努力學習當地語言，去日本發展的時候，寶麗多公司給她和鄧媽媽都請了日語老師，鄧麗君越學越快，鄧媽媽反而有了依賴心理，越學越慢。“我媽媽跟她在日本住了5年，就學會3句日語，夠接電話，壹句是‘你好’，‘等壹下’，然後就是‘她不在’。”鄧麗君的哥哥鄧長禧說。
鄧媽媽跟鄧麗君壹同上街，有日本人告訴她，她的女兒日語不但地道，而且說的是上等階層才用的高雅語言。鄧麗君在法國的管家明姊往錄音室給正在跟工作人員開會的她送飯，她會讓明姊坐下休息壹會兒，而且把她在現場用英文、法文跟別人聊的事情翻譯給明姊聽。“她從來不怠慢任何壹個人，不想讓我覺得我只是壹個傭人，這就是小姐的修養。”
“你從來看不到她發脾氣，看不到她擺臭臉，講話也是輕輕柔柔的，你要跟她生氣也生氣不來。”跟她同時期的歌手謝雷說，鄧麗君的待人接物圈內少見。-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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