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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5-27 | 来源: 一青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傅钟同志这一席话，有理有节，软中带硬，说得两位杨部代表面红耳臊，尴尬万状。
杨参谋长说：“我军本不想参与对贵军的围剿，但实属受蒋介石之严令，不得不违心参战，实在是对不起贵军。至于我们送给贵军两份地图，便足可证明我军愿与共军暗中修好的诚意。”
这时，何副官长也做出一副真诚之态说：“贵军这次过江进攻田军，我军一定大力协助，如果还需要迫击炮弹、子弹等物资，我军随时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
舒玉章说：“贵部送来的地图，以及送给我们首长的土产山珍，我们代表工农红军收下，并请二位向杨森将军表示谢意。至于贵军所谈支援我军弹药之事，心意我们领受，就目前我军而言，弹药绰绰有余，加上前次战役中所缴获的田军弹药，估计足可使用两年以上，今后如我军真再需要时，再向贵军求助吧。”
我当时听了舒玉章这席话，觉得他真有水平。其实，我很清楚，红军正准备反围攻作战，当然需要炮弹子弹，但要与不要间，就有个利害大小的问题。舒玉章一番话，吓得杨森再不敢和红军打阴阳拳，比收他点弹药，作用大得多。
我知道舒玉章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早期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加入共产党，是中央派到红4方面军中搞军事工作的。可惜的是，这么一位难得的将才，却在这次谈判后不久，就被张主席以“托派”的罪名给枪毙了。
谈判结束后，对方一个参谋骑马越过火线，很快，就率领一支上百人的民夫队伍过来了。他们全都挑着沉甸甸的担子，装的是白糖、盐巴，和熏得亮旺旺的腊猪脑壳、腊猪蹄子。
而在与杨森暗中修好之后不久，陕军孙蔚如部、赵寿成部，也秘密与红军签订了互不攻击协议。
以上均可说明，张主席一意孤行的结果，实际上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因为，受到强烈生存威胁的川军，这一次是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与红军作战。
就在张主席站在百丈关上，从望远镜中得意洋洋地遥望成都市内皇城的飞檐翘角时，脚下的百丈关，却最终成了张主席的“滑铁卢”。
11月10日，刘湘接到前线“南路告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的告急电报后，他对担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说：“军情万分紧急，我亲赴前线，集中全部兵力与赤匪血战，成败在此一役，你立即组织警备部队、警察武装和民团，抢时间修茸城垣，以便危急时凭恃环城碉堡城垣，保卫成都。”
随后，刘湘亲往邛崃督师，火速调集的50个旅，总兵力25万人也相继赶到，投入了与红军的这一场大决战。
此役被国民党列入军史，作为军事院校的传统教材，称为“百丈关大捷”。
19日，川军以10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组织庞大民工抢修纵深配置的碉堡群进行封锁。
21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仅这一天，我30军、9军、31军相继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地向前滚滚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3道封锁线，越过了丢失的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但是，敌人的后备部队大量地投入了战斗，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又向我军前锋发起了反扑。战至23日，红军虽经殊死抗击，仍顶不住敌人强大力量的压迫，被迫收缩至百丈关一线坚守。
张主席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张主席不仅下达了“四杀令”，还下令枪毙了一位团长。
那是5军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巳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
坚守到24日上午，形势对我军更为不利，敌人更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李抱冰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中央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番赶来助阵，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处境，巳岌岌可危。
25日，由于许世友兵败峡口，张主席被迫下令全军撤出战斗，退走天、芦。
打败仗，在许世友的军事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对兵败峡口，多年后，许世友如此说道：-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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