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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6-05 | 来源: 多维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六四事件 | 字体: 小 中 大
“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天安门母亲”两年前的六四感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然而比绝望更可怕的，则是毫无声息的失语和淡漠。除了5月24日一群80、90后留学生在网络上发表“六四真相至今被掩盖”的公开信，今年的六四堪称悄无声息：在北京，接连20次执着于要求当局“真相、惩凶、赔偿”的天安门母亲开始沉默；在香港，不仅港大学生会首次不出席维园六四烛光晚会，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内部也割席分坐，以示差异；在台湾，虽然民间团体6月4日举行纪念“六四”26周年晚会，并“撑伞”声援香港民主，但是几百人的规模毕竟影响一般；流散各地的许多六四当事人日渐凋零，人散声稀，甚至很多西方主流媒体也彻底改口，基本放弃“屠杀”（massacre）转而选用“清场”（crackdown）一词……曾经纷争不绝的六四，如今似乎只留下了一抹历史的痕迹。
今年的六四当天，曾经被学生占领的天安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这样的平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过去和忘却，被搁置的魔障迟早会积重难返。因此，越是在这样的舆论平静中，中共就越应该以足够自信的心态去面对历史，“平地起惊雷”，对六四作出自己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是敌对双方的寻仇，也非简单的政治平反。它是中共和当年那批知识分子及相关者的相互谅解，是打开横亘在那一代人记忆深处的心结，进而化解中共与知识分子的积怨。不久前的统战会议上，习近平对知识分子的表态不言自明。这即便不是“平反”六四的信号，但至少是一种汲取教训。26年过去，至今六四之是非对错既无公论也难有公论，加之中共当下之成绩已足以回答彼时选择的道路是否值得，那么习近平本人大可无所忧惧，重新取信于那些因六四而疏离中共的知识分子。如果继续选择在六四问题上沉默，恐令六四愈加被异化而面目全非。这才是不负责任的悲剧。
无争论，无真相
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今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人数明显减少，不仅警方公布的维园晚会参与人数不及去年的一半（警方公布2015年参加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人数为4.66万，2014年为9.95万），作为活动组织方的支联会自己公布的数据也比去年少了至少4.5万，（从去年的逾18万，减少为今年的13.5万）。
不仅是人数的减少，香港亲民主阵营还出现分歧，甚至割席分坐，以示差异。曾参加历次六四维园纪念活动的香港大学学生会没有参加今年的维园活动，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也表示，因成员未能达成共识，将不作为一个组织参与维园的主要活动。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当年亲历者，还是对那段历史具有特别的感情和情绪者，都在26年的等待中被逐渐消磨热情、斗志和希望，继而被边缘化、失语。
而2014年，一直为“平反”六四而奔忙的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因为身体不济宣布不再担任发言人身份。当年的学生领袖周锋锁在六四25周年当晚“鬼使神差”地持美国护照重返天安门，以及同一时间王丹等人发起的“天下围城”活动。最终也几乎都化为一场并未掀起多少风浪的“闹剧”，凸显重提六四号召已苍白无力的尴尬。
如今的现实是，六四不仅是正在走向失声，甚至正在被异化为一种颠覆中共的政治符号，成为包括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泛民阵营乃至以推翻中共为己任的海外民运、或者西方攻讦中共并企图颠覆中共政权的合法依据。2014年台湾公民团体举办的六四纪念晚会，包括太阳花学运的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作为发起者直言，太阳花学运后台湾纪念六四已呈现不同含义，“从签订经济协议、官员到台访问，到中资大买媒体、资安大门洞开，乃至台湾政府对待本国异议人士做法，在可见中共独裁之手正伺机伸入台湾，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重大影响”。显然，在台湾，六四已然异化变味为反对与大陆交流、反服贸诉求的正当理据。
六四之于香港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年六四流亡者莫不在香港全城支援下离开大陆。然而从1990年起每年维园之夜烛光悼念晚会，逐渐成为泛民乃至更极端的港独势力质疑中共统治权，并借机与大陆、与港府激化矛盾冲突乃至杯葛政改方案的直接精神缘起。今天的六四也成为建制派和泛民阵营唇枪舌剑、互相攻讦的砝码。“六四前夕政改对阵”，成为今次六四26周年的一大争论。香港当局安排三名中央官员与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会面深圳，但时间恰值泛民阵营发起纪念六四的民主大游行，梁振英奉劝泛民阵营分清轻重、珍惜与中央沟通政改方案的机会，结果遭遇反驳冷血。
可以说，到了今天，六四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六四，它可以被海外流亡者“垄断”，也可以被台湾、香港所继承使用。大陆当局不说话，那么便注定只能使得自己失去任何在六四问题上的发言权，继续承受六四被逐渐异化，甚至成为冲击中共统治基础的定时炸弹。“它”可以被随意涂抹、随意解读、随意赋予、随意消费。它无处不在又变幻莫测。
无是非，无共识
“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这是在清末成书的《弟子规》中的名句。它告诉人们“撒谎”掩饰罪责应罪加一等。过失不要怕，只要改过，不再犯，就永远不再造作；不再造作，这些过失才会等于消失。
当曾经的当事人从广场散去零落全球逐渐消弭之际，那些六四事件前后出生的八零九零后如今已然长大成人。曾经他们的记忆中没有六四，却在远离故土客居海外时却接触到了那些被尘封被掩盖的六四。他们震惊，他们唏嘘，他们讨论，他们有人甚至自视为六四精神的接棒人，在一份公开信中拒绝被继续欺骗，认为有责任有义务敦促人们去揭示事实真相。
那份公开信也许言辞激烈甚至近似咆哮，也许背后另有所图。但是它的意义不在于公开真相本身，也不在于是否对平反六四发挥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而在于它提醒人们六四并未因为亲历者的远去而被忽视，也不会因为刻意的掩盖而被遗忘，因为越是隐藏就越容易被挖掘，越是不说就越容易被肆意揣测；也在于提醒人们八零九零后即便有被“洗脑”之嫌，也并非不关心时局和国家命运的一代。
然而，《环球时报》却在5月26日题为《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的社论中认为，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淡化处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它是中国社会“向前看”哲学的一种选择。并称一些从未经历过（六四）事件的年轻非当事者站出来“伸张正义”，是很滑稽的事情。
那么今天的中国青年淡漠政治、不了解真相，或者轻易被外国声音裹挟，又是因为什么呢？究其原因还是领导者歌颂式的灌输型教育使然。一方面，当局对自认为不应该让民众知道和讨论的事情进行刻意掩饰。网络防火墙严格控制或者屏蔽敏感信息乃至敏感网站的登录，至今在大陆搜索引擎中搜索“六四”等相关关键词，登陆页都必然提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和官方有意识的去政治化。六四事件之后经过短暂的摇摆，中国因为改革开放的深入而进入经济的飞速发展，新生代在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中，自身逐渐丧失对政治的热衷与思考，甚至于对邓小平等国内外政治人物和基本政情都深感陌生。这本身当然有新生代本身的原因，但是当局有意识的去政治化诱导则是更大的原因。六四事件对知识分子参政论政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打击，在此之后，尽管邓小平采取了一定安抚措施，但是对知识分子“怀疑与歧视”迫使之后的新生代群体逐渐放弃对政治的关注。
回避、掩盖永远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在对日本的历史问题上一贯秉持回归历史真相的态度，要求对方反思，指责他们对侵华战争的各种诡辩，却在自己的历史问题上采用了类似的只知歌颂回避伤痛的做法，这实在不是高明的手段，而且极易沦为舆论把柄。随着信息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非政治化的洗脑终将失效，中共到时又要如何应对民众知情权的反扑和对搁置历史的重新破解呢？
无姿态，无和解
对于六四真相，各方至今仍然各说各话，其实，即便拥有所谓“真相”，是非对错又何尝能终结所有争论？六四事件迄今已历26年，不仅有中共当局的封锁，即便是那些亲历者也莫衷一是，孰对孰错各有不同意见。《胡锦涛传》作者、六四“幕后黑手”之一万润南曾感叹“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而《金融时报》径直在这篇题为《万爷在巴黎》的专访中称，“中国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新潮流。这一巨大的事实看似是历史进程的一次扭转，其实它是历史规律的一次坚持。万润南们的悲剧在于看错了这一事实的性质。”于是有人选择个体命运的抗争如吾尔开西，有人选择原谅、放下如李录。而在中共方面，海外发行的《李鹏六四日记》、《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等个人记述也多互相参差，真假莫辨，显示出当时中共高层对六四的看法分歧。
也许人们会永远带有各种复杂的情绪去看六四，就像对待苏东剧变、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乃至今天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占中所表达的复杂情绪那样。究竟孰是孰非，成功如何？失败又如何？无法假设，也无需假设，重要的是当下、是现实。时至今日，应该只有很少人会对今天中国所走的道路持怀疑态度，中国经济的快车将曾经的踟蹰和反对一带而过，经济自信让中国有了足够的底气让自己的人民过上好日子，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尤其是近几年，中国更是将经济的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一带一路所囊括的远邦近邻，亚投行所吸纳的万国来朝。即便是在最后诟病的腐败领域，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风暴也大大提升了中共的民意支持。
既然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国，政治环境、执政基础都不是那个刚经历过大跃进、四人帮、文革等动荡洗礼的时代。那么，将六四摆出来谈又有什么可恐惧的？六四已经趋于沉寂，曾经经历过六四的知识分子花了26年时间来将当年的事情进行沉淀，曾经在六四中受到创伤的亲历者和失亲者也花了26年时间来抗争和抚平。那么，越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各方都静下来的时刻，中共就越是应该站出来给出自己的说法，清晰的对当年六四中的不同角色进行分割。多维此前就曾对此进行过明确分析，“六四”包含着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学生反腐反官倒社会运动，以及社会上小部分人借学生运动而制造的打砸抢事件。虽然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但由于性质不同，主次矛盾不同，因此将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打砸抢事件与爱国民主运动严格区别开来就显得尤为重要。爱国群体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或许参半着一些行动上的“错误”，也可能被外部势力、敌对势力利用，但始终无法、也不应该改变其基本性质。一再地将三者捆绑在一起，只会让“六四”的“结”越来越难解。
当然，中共也需从“六四”事件中反躬自省，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法，以及延续至今的专制思维，动不动就抓人、扣人、禁言、销号，直接将中共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制造成了对立面，致使难以消解的互相怀疑乃至对立仇视造成了一种社会撕裂。
的确，无论或隐或现，六四注定成为无法抹去的深痛。对中共当局来说，它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对亲历者而言，血腥、暴力乃至之后的流亡、坐监等等更是宛若噩梦；对整个中国来说，它甚至一度停滞了中国的政改步伐。邓小平说，这是好事，它让我们走这条路的步子更稳健。此言颇多“多难兴邦”的无奈感喟。而对于习近平来说，六四正如当年悬在邓小平头上的那柄文革之剑，成为困扰习近平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的的魔障或者说政治宿命，甚至掣肘当下一系列改革无法绕行。
那么习近平会否主动抛出什么？从目前的迹象看，并非完全不可能。就在不久，时隔9年再度举行的中央层面的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开始发出重视和善待知识分子的信号，尤其是对党外知识分子，将其从统战的“重要工作”升格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战略”。我们相信这是六四和解的迹象，也相信当六四多年的戾气消磨殆尽时，习近平能够担负起责任，果真能有所动作，去触碰这一令中共疲于应付的政治禁脔，将六四之后中共与知识分子形成的那道鸿沟进行弥合，将那次广场事件恰当的放回历史中去。这才是习近平在面对历史问题的挑战之时，应该具备的更高层次的大政治智慧。-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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