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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6-05 | 来源: 嘉崎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毛泽东 | 字体: 小 中 大
毛泽东与江青的特殊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神秘的作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标记和深刻烙印。本文选自第34期《昨天》杂志，作者金春明，原题为《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
毛泽东与江青
作者简介：金春明，1932年生，1952年从东北局党校高级部毕业后即从事中共党史教研工作。1961年调中共中央党校。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央党校复校时，1977年秋，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指示党史教研室组建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当时的说法是研究文革中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三次路线斗争”），金春明受命担任组长，成为最早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党史学者。后为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导师。著有《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与黄裕冲、常惠民合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香港开明书店，1992年）、《“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文化大革命”简史》（与席宣合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金春明自选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四人帮”沉浮录》（九州出版社，2013年），主编有《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另外还发表有《绝不可淡忘文革》《“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两个文革”说与文革的定性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等专题论文。
本文写作于2012年作者八十岁时。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有一个避不开，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亲自发动者和最高领导者；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指挥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名义上是副组长、代组长，实际上是当家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终身最高领袖；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妻子，新中国的首位第一夫人。江青在众多场合高声宣扬“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候，以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无人提出过质疑。而毛泽东对此也长时间处于默认状态，只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才在1974年7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众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可是，连当场亲耳聆听此话的一位政治局委员也不能完全接受，认为总能代表一点吧。毛泽东在世时，江青高升、显赫，号称“文化革命的旗手”，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毛泽东逝世后仅27天，江青即被隔离审查逮捕下狱，成为世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公开审判定罪，处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如此大起大落世所罕见。这真是一种错综复杂而又难解难分的特殊关系。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神秘的作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标记和深刻烙印。
这种特殊关系不仅是中国人研究“文革”史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也是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邓小平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这位女记者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她问：“中国人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1]“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2]等。而邓小平则明确回答：“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性质是不同的。”[3]同时又指出：“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4]邓小平的回答，为澄清一些议论和猜测，提供了关键性的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样的回答，并未能彻底解开人们心中关于毛江关系的种种问题和疑团。不过，邓小平的回答也没有关闭人们探讨毛江关系的大门，而是留下了继续探讨澄清历史真相的很大余地。-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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