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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6-05 | 来源: 嘉崎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毛泽东 | 字体: 小 中 大
这里必须特别提到一点，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第一阶段，江青对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方针是忠实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热情甚高，日夜操劳。据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说：建国后，江青除了四次出国去苏联治病和疗养外，在国内也很少长住北京。“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是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反正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但唯独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27]。江青为什么一改多年的生活习惯，一句话，就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方针，表示她对毛泽东的尊崇和忠诚。
五
而在这一阶段中，能突出表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系和态度的有两件事：
一是亲自提名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根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销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内容如下：
组 长：陈伯达
顾 问：康 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 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这后确定的四大区参加成员是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这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乱年代里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过其成员变动很大。这17人（如果加上后来任命的顾问陶铸，则是18人）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排挤出中央文革之外。到1969年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只剩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等5个人了。
这里不谈中央文革的作用和变化，而只谈能说明江青特殊地位的两件事：
一件是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据曾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关锋、穆欣等的回忆材料，开始的名单上并没有姚文元，是江青提议把他加上。当时陈伯达曾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情况，怕叫叛徒的儿子参加中央文革会被别人抓辫子。江青这时就抬出了毛主席，说是要请示一下，请毛主席定。当然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第二天，江青宣布，她已经请示过毛主席，主席同意了。关键时抬出毛主席，这是江青的最大也是最厉害的王牌。
另一件是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本来这个小组中就是由江青说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分而任意行事，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她有了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的名义，更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央文革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线总指挥。不过，这也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文革实际上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现实。这件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对江青还是很信任的。
还有一件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这并非是夫妻之间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泽东曾自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对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其对象、方针、任务、目标等等问题，他本人从未曾向党的组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人作过系统而明确的说明。唯一可以较准确地体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就是这封亲笔信。信中讲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的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讲了他自己“准备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也谈到他对林彪的一些看法。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最高一级绝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意图，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一个在党和国家最高机构中并没有任何职务，连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可见毛泽东认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当然这封信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并告诉了林彪。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泽东认为领导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客观地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第一阶段，即从1965年到1969年党的九大这4年多的时间里，也确实是毛泽东同江青关系比较亲密、和谐，矛盾较少的时期。是在入城以后，毛泽东同江青关系最好的一段。-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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