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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5-07-15 | News by: 中国青年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苑刚遗产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除了种地，父亲靠做点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开销，母亲则开吊车、运石子，每天忙到凌晨一两点回来，这个家庭的独生子不得不学着做饭给自己和祖母吃。
“我是草根里长出的孩子。”他说。6月17日，他回到上海，大盘刚刚经历了连跌两天、近300点的深度回撤。
当时，他和朋友们心情还不错，一同调侃自己“回来干嘛”。这一天，沪指收盘时反弹80点，深指则上涨接近2%。
他和来自银行券商、投资机构和民营企业的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几乎在场所有人都相信“股市一定会拉起来”
6月18日，备受瞩目的券商新股国泰君安进入上市申购流程。由于其融资规模较大，吸引了大量资本从原本持有的股票中撤出，怀着“新股上市后会有多个涨停板”的期待，进行申购。
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这可能只是当天股市下跌的原因之一。这一天，沪指下跌182点，报收4785点。
“虽然亏损不少，但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范伟勇回忆，自己重仓持有的两支二线蓝筹股仍处在盈利的价位。
那天晚上，他和来自银行券商、投资机构和民营企业的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几乎在场所有人都表示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相信“股市一定会拉起来”。
尽管这些“有点资本的人”都使用了融资杠杆，但他们仍然“支持证监会打击场外配资”。
“我听说最高有1∶10的杠杆。”范伟勇表示，他坚信正规的“两融”业务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券商融资规模2.4万亿是固定的，不可能拖累大局”。
6月19日，股民们期盼中的拉升并没有到来。沪指暴跌306点，深指暴跌1009点，这样的局面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股市的巨幅震荡引起舆论的巨大反响。不少投资机构降低仓位，一些散户则“割肉出逃”。
根据当时一份机构出具的A股分析报告，此时，监管机构对场外配资进行的清查已经广为人知，不少“杠杆”主动或被动降低，对市场形成了冲击。
那晚，在和一个券商朋友碰面时，范伟勇却没有一点儿担心。他甚至还为这轮下跌感到高兴，因为“打击那些高杠杆配资和一切不规范的东西，市场会越来越好”。
范伟勇认为自己是“享受了改革红利的一代”。
1994年，他进入中专学习涉外会计。那是当时颇为热门时髦的行业，他的同班同学里，如今有人已是美国上市公司的副总裁，还有人当上了国企老总。
18岁时，范伟勇一边读书，一边到肯德基打工，这个裤子鞋子上总是沾满面粉和油渍的年轻人拼命干活，得到门店“二级助理”职位和月薪2500元的工作机会。他拒绝了，并在1998年毕业后，成为一名基层保险业务员。
凭着“下苦力气扫楼推销”，半年后，他当上一家老牌保险公司最年轻的营业部业务主管，并接连从保险跳槽至互联网，又跳到当时还是新兴事物的移动支付领域。
2005年5月1日结婚之前，他已经在上海攒下了婚房，年薪达到50万元人民币，并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
2006年，他辞职创立自己的投资公司，购置了别墅和几间商铺“留给孩子”。这个“不抽烟不赌博不碰毒品”的70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开始进行股票投资，因为“看好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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