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5-08-22 |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天津爆炸 | 字体: 小 中 大
爆炸将这些人或远或近的人生计划炸得粉碎。出事3天前，24岁的战士王琪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叮嘱她把自己的旧衣服和书籍找出来，抽空要捐给贫困地区的小学。
他的父亲王义元咬着牙说：“中年丧子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我没有办法。”
张大鹏形容自己的心情：“就是死，也得给他背出来，给家属们交代。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叫带弟兄们回家。”
很难说闷爆声不断的现场有真正安全的地方。瑞海公司的办公楼只剩下框架和裸露的钢筋，很多“没有车样儿”的消防车停在附近，这也是找到生还者可能性最大的地方。
在这座危楼前，张大鹏询问和他在一起的中队长侯超：“进不进？怕不怕？”
侯超回答：“怕，我就不来了！”
他们决定让战士们先撤出来，自己先进去。两人开玩笑说：“咱俩要是牺牲了，下辈子还做兄弟啊！”
一个红帽子和一个黄帽子，走到了这座危楼里。
在楼边，他们发现了一位战士的遗体，烧焦了。只能用衣服、用床单裹起来，“不能让他碎”。
从一辆烧毁的水罐车里，搜救者找到了两名战士的残骸，保留着爆炸时的姿势。
所有的死者或伤者，会被小心翼翼地用担架抬出，交给等候已久的急救车或殡葬车。要么是医院，要么是殡仪馆。生和死只有两辆车的距离。
19岁的消防员周倜是一个奇迹。他在事发后30多小时后的清晨被发现，喉咙在动。为免二次伤害，搜救者报告了指挥部，等到急救车到来后才敢行动。
周倜当时光着腿，穿着背心、短裤。张大鹏问他是哪个支队的，他以微弱的声音回答“开发的”。生命的回应引起了战友们七嘴八舌的惊叹：“有意识，有意识！”“坚持住兄弟！”“别害怕，别害怕啊！”
“别跟他说话了！”有人提醒。
从周倜所在的位置到救护车，要走六七百米。这段路格外漫长，抬担架的战士换了两拨。在场的所有10个人都在护送他。他是所有失联者中第一个获救的。直到次日，北京卫戍区防化团又救出了一名50多岁的中年人。这是仅有的令人精神一振的消息了。
目送
“遗体辨认对我来说是打击最大的。”开发支队防火处监督科副科长张建辉说。
他的职责之一，就是随时出发，把战友接回来，或者认出来。他害怕接到殡仪馆的电话。
电话使他的心情格外沉重。拉开冷柜那一刻，他不太敢看，害怕真的是战友。“战友这份感情有时候比亲兄弟还要亲。见到之前，总是抱有幻想和希望”。
而一旦认出战友，感觉“幻想的肥皂泡”破灭了。
辨认消防员遗体的任务是由其战友完成的。一些服役时间较长的战士被抽调做这件事。有些家属会提供儿子的身体特征，比如身上的某颗痣。但是为免刺激家属，并不会直接请他们去辨认。
火场中的遇难者往往被烧至毁容，而这一次，有的遗体被现场的水和其他物质所腐蚀，有的出现了浮肿。其中一位被找到时腹部已经胀起。
一位战士，遗体的两个部分分别被找到后，送往了两个不同的殡仪馆，最终依靠DNA比对才对上。
张建辉说，如果面部无法识别，会根据体型、牙齿等来判断。消防战斗服耐火性好，遗体上残留的纤维或标记，也是辨认的依据。当然，最终还要靠DNA鉴定。
先找到的遗体都被送到了距离现场较近的泰达医院，后来有的直接被送到了7个安置点，包括天津市区及周边的殡仪馆。
在泰达医院一楼的创伤急救间里，遗体会先得到一些清整。负责这项工作的基本都是从各个殡仪馆赶来的志愿者。怀着对烈士的尊敬，这些志愿者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清洗，比如用湿毛巾擦脸等。“让他们安心干净地走。”张建辉说。
除了心理上的安慰，这种清理有其必要性。一些遗体需要“规整”，才能装入太平间的冷柜中。
37岁的开发支队特勤五队指导员江泽国的遗体被运回时，殡仪馆工作人员想要立即拉走。两位情绪激动的战士万分舍不得，拦住了殡葬车。协商的结果是，这两位战士一路护送指导员的遗体到了殡仪馆，亲眼看到他到了一个“好的安置地方”才放心。
-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