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5-09-09 | 来源: 纽约时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天津爆炸 | 字体: 小 中 大
但是，8月12日瑞海的大爆炸不同，因为爆炸发生在与中国最繁华城市之一的中产阶级社区如此接近的地方，从北京乘坐耀眼的高速列车只需半个小时就能到达这座有1500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而且爆炸几乎是在网上实时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令人印象深刻的录像在审查者来得及阻止之前，已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分享。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到25年来的最低速度，以及夏初开始的股市暴跌，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批评声已经一直在上涨。如今，大爆炸触发了更大范围的质疑：权威几乎不受监督的共产党官员们，是否能够在不威胁公众健康和安全的条件下追求发展。
“从爆炸的发生，到政府的拙劣响应，与这场灾难有关的所有事情都令人难以容忍，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愤怒的原因，”北京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张鸣说。“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它暴露出一系列的系统性问题，从缺乏对危险化学品经营的监管，到商人和腐败官员的勾结。”
如果有证据浮出，表明地方官员忽视和掩盖了滨海新区中的瑞海和其他设施所带来的危险的话，对政府的信任感可能会进一步削弱。
早在最近的2013年，中国学者就曾警告说，滨海新区有“许多不可接受的环境风险”，指出让危险物库房与居民区如此接近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并特别提到瑞海库房的所在区域。这一警告，以及其他可追溯到至少2008年的类似警告都被忽视了。
“就政府漠视和管理不善而言，滨海新区发生的事情，只是中国各地发生的事情的冰山一角，”绿色和平(Greenpeace)中国项目经理武毅秀说。“地方政府把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对居民隐瞒了这些设施所带来的危险。”
中国高层领导人承诺进行透明的灾情调查，二十来名地方官员和瑞海员工已被控制或接受调查。但在关键问题上，政府迄今保持沉默，包括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爆炸。有报道称，港区消防员没有准备好应对化学火灾，并可能因为往大火喷水引发了更大的爆炸或释放了毒素。对于这些说法，政府也没有做出回应。
25岁的消防员全力说，“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个危险品仓库。”他当时身在因爆炸而倒塌的消防部门建筑物中，被埋在了废墟下。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通过电话接受了采访。他表示，消防部门今年拟定了一份消防应急预案，确定了港区最危险的地点。
他说瑞海并未列为重点单位。
追赶领先者
几十年来，天津一直力求脱离北京的阴影，克服这个比其强大得多、享有的特权也多得多的邻居的影响，并想追上开创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其他几个港口城市。滨海新区是这些远大目标的核心。它位于距市中心约30英里的沿渤海泥泞海岸，是一片满是摩天大楼和工业园的广阔区域。
滨海新区既没有上海浦东的天际线，也没有位于华南地区的深圳的出口实力。它引以为傲的是，超过半数的财富500强(Fortune Global 500)企业在这里投资。空中客车(Airbus)在此地制造A320飞机。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整合北京与周围地区，使之成为一个“超级城市圈”，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滨海新区的地位。
在70年代末，为了促进外国投资及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开始在第一批经济特区做试验。这些地区承诺税收减免，不受过度监管的制约。它们的经济增长极为迅速，中国其他地区因此也试图仿效。滨海在1994年赢得了这一特殊地位。
然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共产党一直苦于在打击官僚作风和执行保护环境、劳动者及公众健康的规定之间达成平衡。由于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公众监督，党内干部只会偶尔因为忽略了后者而受到惩罚，而且通常是在出现了事故之后。但是，他们会因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极限而获得奖励，包括升官——还有贪污的机会。
即使在爆炸之前，在滨海新区中心的天津港，与竞争对手相比也有着监管不严的名声。爆炸发生后，一家官方媒体报道将其比作“独立王国”。对瑞海创始人董社轩和于学伟来说，在2012年11月设立公司的时候，它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于学伟现年41岁，曾是中化集团的本地分公司的副总经理。董社轩现年34岁，曾从事轮胎、化妆品和酒类销售生意，但其父亲担任过天津港公安局局长。这显然有助于他们获得必要的消防安全、土地和环境许可。
“我的关系主要在公安、消防方面，”在与合作伙伴一起被拘后，董社轩告诉官方媒体新华网。“公司成立时，我去找的天津港公安消防支队负责人，说想做危化品仓储。当时我把材料都拿了过去，很快消防鉴定就办下来了。”-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