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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9-16 | 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天津爆炸 | 字体: 小 中 大
“我寻思受伤的人那么多，咱这点伤用不着去医院，所以就自己解决了。”这个老家在黑龙江某林场的女人说。
她同样不担心床单可能沾染了化学品，执意“用开水烫烫”后继续使用。
与其说这是专属底层的豁达，不如说是因为从没有人告诉过她氰化钠是什么，也没人告诉她米粒般的大小就足以令人死亡。
爆炸过去了一个月，刘莉的餐桌上摆着一袋豆瓣酱、四分之一张烙饼、半碗稀饭和两根黄瓜，这是她和丈夫两个人最近半个月的标准伙食。两人每天只能吃两顿，“实在吃不下去了，我就买俩辣椒，刺激一下胃口。”
爆炸后至今，租户们没有领到一分钱的救助。8月17日，滨海新区政府宣布发放每户六千元的补贴，用作一个季度的临时住房租金，但特别注明这笔钱只能由业主签收。
刘莉去找二房东要钱，二房东让她找大房东，大房东告诉她这笔钱是国家专项补偿给业主，租户的损失政府会另行赔付。刘莉找到安置点管事的，对方很无奈：“这个我不清楚，我不是负责的。”
慢慢的，刘莉发现自己走进了奇怪的泥潭，她碰到的所有政府代表都在表达同情，但没一个人能帮她。
陪她回小区探视的武警战士安慰说国家一定不会忽视租户，安置点里的工作人员同样热情有礼。他们按时打扫宿舍、按时发放药物，还有人专门指导灾民在镜头前该如何说话。但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刘莉拿到补助金。这群操着各地方言的农民，不仅消失在媒体报道中，也在滨海新区政府的救助计划里走丢。
8月19日，恰逢天津市某官员到刘莉所在的救济点视察。她的二房东“哐当就给人家跪下，在那嗷嗷哭，请领导解决租户问题”。官员将她扶起，当即承诺“以前我们没了解这个情况，你放心，绝对给你解决”。
可一直等到从安置点出来，领导再没来过。
8月24日，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开始轮番劝民工返乡。“跟我说还打啥工啊，现在天津空气这么差。”就在同一日，天津环境应急监测组的每日空气数据却写的是“空气质量处于二级良好水平”。
可刘莉还舍不得离开，她想重新再租间房。因为身无分文，她想过向安置点要钱，门卫告诉她“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来”。她打电话给民政局，接线员说要请示领导。
刘莉思虑再三，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房东克扣了国家的补助。老公给她打了个比方：说书的讲古代发了灾，皇帝救灾的标准是要筷子能在粥里站得住、不能倒;但现在中央政府明明把钱都拨下来了，为什么就是到不了灾民头上呢?
政策永远是好的，坏事的都是黑心或失职的官员。这套朴素的逻辑来自《包青天》，最终被刘莉所消化。她从未想过向政府索取精神损失，“那么多小伙子(消防员)没了，该死也是我们这帮老的该死啊”。
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开发区，2014年滨海新区人均GDP超过五万美元，是刘莉老家的至少十倍。可是来了半年，她一直觉得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她一直想去看海，但哪怕小区距离海岸线仅一公里不到，刘莉也从未去过海边，因为“迷路后不好意思问人”。
厨娘终于无路可走，“只能认了，算自己倒霉。也不能打人，也不能杀人，我们也不是本地的市民，找谁啊，怎么找呢?”
女职员：请愿
李亚青判断自己是否康复时，有一条标准是能不能重新穿回高跟鞋。
从来不进寺庙的她，在阅兵假期里特地去了五台山拜佛，一是感恩死里逃生，二是祈求自己的房子能争取到一个合理的回购价。
爆炸后头几天她住在酒店，盘算最多几个礼拜就能回家。
那套特地打通了阳台和客厅的一居室，是她工作后的全部心血，一个单身女性独自攒钱，在三十岁时终于付清了首付，扛着三十年的还贷期买下的一个家。
她喜欢这座小区的灯光喷泉，喜欢周围的影院、超市和健身房，看好轻轨开通、小学建成后这里巨大的升值空间。楼盘还没建好，她就已经常常绕道工地探望，终于封顶了，15楼装窗户了，楼下的树发芽了，每一次都有新的喜悦。
这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这个小区的主力，他们大都工作刚刚几年，投入全部的存款或靠父母资助买下了人生中第一套住房。他们并未真正地财政自由，仍然承担着漫长的还贷压力。他们刚刚开始享受咖啡、电影加出租车的生活，家具预算只允许她们挑选一两件名牌电器。-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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