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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9-28 | 来源: 书屋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张若名在法国，除了参加党团活动，也很关注国内的妇女运动。刘清扬从法国回国后，与邓颖超等人创办了一份《妇女日报》。张若名寄去一篇新作《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发表在1924年3月18日的《妇女日报》上。文章认为：“女子当争回本身的人格，抛弃那些乞怜的弱状，复活我们的慷慨的天真，革除旧日男女间精神上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期待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社会的人，切不要做某男子的人。”她还指出：“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良，可以阻止一切进化。不推翻压迫者，不打破私有制，妇女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这些观点，较之《“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又有所进步。
四
然而，就在这一年，张若名的人生历程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于1980年所作的《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中说：“1924年，张若名同志在法国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这时，张若名又与当时支部组织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张若名通知经向组织申请后，由组织同意其退党。退党后，未发现张若名有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张若名与当时组织负责人任卓宣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刘清扬 1957年撰写的《旅欧支部的一些补充材料》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去德国后，旅法支部由任卓宣（叶青）担任支部书记，任的作风很专制，动辄骂人，张若名因此退出了党，郭隆真曾被骂得痛哭流涕。”顺便说一下，这个任卓宣，即叶青，后来回国，土地革命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不久，被捕变节，转而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共干将。
当时，任卓宣思想极左，作风专制。张若名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也是他盲动的决定。法共获准举行纪念活动，但当局明令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即不允许外国人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法共已将此事通知，但任卓宣不顾中国旅法支部秘密活动的原则，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作发言。结果张若名身份暴露，遭到法国警方讯问，险些被驱逐出境。
但是，将张若名退出组织的决定，归结于对某位领导者的不满，显然不妥。出于私怨而动摇革命信念，放弃革命立场，也似乎与她一贯的表现不符。
在“五四”时期，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她毅然与旧的传统决裂。来到法国后，成为一位活跃的共产主义者，总的来说，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但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以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在《留法俭学生之恐慌与华法教育》一文中，她写道：“有的是谈‘新思想’，有的是说‘德谟克拉西’，有的说‘马克思学说’，有的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种种不一，而总合起来，不外乎求‘人’的生活安全。”在张若名看来，未来社会是“人”的安全生活的社会，每个人都能集劳动与知识于一身。这正符合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压倒一切的组织精神与这种个人自由发展的理念相冲突时，张若名必然会拒绝前者，选择后者。
如果说周恩来、陈毅等人由于看到个人奋斗的无望，转而寻求集体的力量；张若名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大门依然敞开。她的法语进步很快，交流没有障碍；她的学习成绩优秀，可以通过考试或学历验证合法地进入大学。同时，她得到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参议员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解决了学费问题。而在另一边，组织生活、铁的纪律，使她无法适应；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独立和尊严得不到保障，更是与她的理想相违背。于是，她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挣扎，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对于张若名告别革命的选择，郭隆真、周恩来等人自然是竭力反对，反复规劝、耐心开导，但张若名决心已定，毅然与这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分道扬镳。据说，她后来与杨堃定情时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可见，她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她的选择经过深思熟虑，绝不是一时情绪波动的结果。
五
1924年7月，周恩来回国；冬季，郭隆真去了莫斯科。张若名从此与他们失去联系，独自在里昂大学，埋头读书。为了节省开支，她住进一所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公寓。1927年下半年，她以三科合格的优异成绩顺利进入里昂中法大学，享受官费待遇，迁至校内女生宿舍。1928年2月，她又以四科合格的成绩获得里昂大学颁发的文科硕士学位。
郭隆真去莫斯科前夕，介绍杨堃与张若名相识。杨堃是郭隆真的同乡，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之一。张若名住进校内后，与他开始交往。1928年，两人确定恋爱关系。 1930年5月31日，杨堃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天，两人在学校大礼堂举办婚礼；12月15日，张若名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当时正在里昂，现场聘请她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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