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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10-05 | 來源: 今日新聞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周永康 | 字體: 小 中 大
每壹個腐敗官員的倒台，總能引發大量的起底、追溯、回看式的海量報道的出街，周永康也不例外。也有人翻出當年對周永康在位時的報道，感慨地點出中國媒體的尷尬宿命：當你權力在握，我負責歌頌；當你萬劫不復，我負責揭露。范長江先生將新聞定義為“廣大群眾應知而未知的東西”。當周永康的家族、派系、金錢、欲望被媒體揭秘之後，今天我們就來說壹下關於周的未知----其在任上推進的那些法治事件。
周永康的法治
時間回到2007年10月22日，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上千中外記者，見證了新壹屆政治局常委的集體亮相。排名第九的周永康最後壹位出場，此時，前八人已經在主席台上站定，周永康從八人身後走過，由於腳步匆匆，還被主席台上的鳳尾竹葉子掃了臉。隨後他在最左邊的第壹個位置站定，以微蹙眉頭、緊抿嘴唇的標志性表情，作為政治局常委----中共最核心領導圈的壹員，在世界面前正式亮相。
6年之後，新華社發布消息：鑒於周永康涉嫌嚴重違紀，中共中央決定，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遙想當年九常委亮相時，背後巨幅國畫《幽燕金秋圖》上題寫著：“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從2002年到2012年，周永康的權力達到了巔峰。2002年的拾六大，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隨後又擔任了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成為改革開放之後迄今，地位最高的壹任公安部長。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牢牢掌握了全盤政法大權，成為執掌中國上百萬公安、安全、司法、法院、檢察院系統的最高領導人。
沒有人否認，周永康是壹個鐵腕的強硬人物。他不但史無前例地將經濟領域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事關國民經濟命脈的“硬通貨”石油，和政法系統，結合在壹起，打造了壹個屬於他和他的家族的龐大“帝國”。他的強硬手段在國家法制化的進程上也起到了壹些作用，即便功過不能相抵，但“功”同樣是不可否認和磨滅的。
2003年，壹件被記入中國依法治國的歷史之中的事件發生了，這就是撼動了收容遣送辦法的孫志剛事件，壹個青年的不幸引發關於全國人大應當盡快啟動違憲審查制度的討論，對中國依法治國的進程起到壹定的推動作用。這背後還有著當時任公安部部長的周永康的7次批示。孫志剛案件除了當時的社會輿論推動外，當時的中央領導的批示也有很大作用。就孫志剛事件，周永康明確要求堅決依法徹底調查此案。在中央領導的指示和督辦下，“孫志剛之死”的調查和偵破工作得以迅速展開。孫志剛事件後，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
周永康在任政法委書記時，也做過壹件好事，那就是推行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定》，也就是禁止刑訊逼供。長期以來，刑訊逼供的盛行與中國的司法解釋空白和偵查破案模式有關。有知情人表示，周為了推動非法證據排除規定施行，曾把當時的警方負責人叫去，據說該負責人甚至為此拍桌子，稱規定出台下面人沒法幹活了。當年不是周的強力推動，《非法證據排除規定》是不可能出台的。
犧牲法律的薄熙來
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期間，正值薄熙來主政重慶，在“唱紅打黑”問題上，周永康始終給予薄熙來力倡的重慶模式以有力支持。而重慶模式和周所推崇的法治似乎有著強烈的沖突。
2009年6月，在滿城的火鍋味和陣陣紅歌聲中，在薄熙來的部署和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的主持下，重慶市展開打黑除惡專項斗爭，截至當年10月25日，累計抓獲涉案人員2915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567人，其中重慶市各級檢察院批准逮捕的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700人。其中有黑幫分子、富商、警察和地方 官員。在薄熙來被查後，打黑受害者開始站出來指責這場運動涉及酷刑和誣告陷害。曾到重慶去為壹名“黑老大”龔剛模作原辯護律師李莊，後來因“涉嫌誘導、唆使龔剛模編造證言、引誘證人作偽證等”被重慶方面提起公訴並被判刑入獄壹年半。他聲在獄中受拷打。李莊說，他曾被綁上“老虎凳”叁天叁夜，不讓睡覺及限制飲食。
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構成了曾經赫赫有名的“重慶模式”核心支柱之壹，法學家童之偉將其概括為：公權力組織以打黑為契機，以公安等強力部門對有關打擊黑社會組織犯罪的刑法第294條進行極端的擴大化運用為基礎，將追訴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活動，轉化成了權力者對社會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事務進行管理控制的壹種基礎性抓手或策略。簡而言之就是將形式司法手段轉化為社會管理方式，嚴重地突破了法治底線。
這和周永康在任時對法治的推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可不謂，嚴重違背法治與人權精神的社會治理模式。然而周永康多次對打黑除惡行動給予肯定。2010年11月周永康前往重慶調研。調研結束時，周永康對重慶模式給予了全面的積極評價，稱“唱讀講傳”“叁進叁同”“叁項制度”“大下訪”“大走訪”等活動，都是生動活潑又切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並要求政法系統的同志尤其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這些支持，都成為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重要的政治籌碼。
周的贊許，有多大程度是出於政治結盟的考慮，又有多大程度是壹種價值觀的認同，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當年那個被稱作“打黑急先鋒”的薄熙來，其實在“黑打”。彼時的薄熙來沒有想到，壹場因腐敗而引發的打黑浪潮，自己作為組織者卻在若幹年後因受賄罪、貪污罪、濫用職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推進法治事件，周永康“救了”自己
從陳良宇，薄熙來，徐才厚再到周永康，以大老虎入籠為節點，為壹個舊時代劃上了休止符，中國的法治進入了重新整頓秩序的新階段。通報周永康被調查的同時，中央還宣布，今年拾月舉行的拾八屆肆中全會，壹個主要議程是，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
在中國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對法治社會的認知將越來越強。周永康被查後，有人感慨說，周在任內禁止刑訊逼供，如今他自己和親朋好友們有機會享受這個待遇了，所以說，人壹定要做好事，幫人就是幫自己。雖然只是笑言，卻深刻的富含的法治社會，人人有責的道理。試想，中央在查辦薄熙來案時，若將其在重慶打黑時的壹套壓在其身上，他還有當庭辯解的機會嗎？對於法治觀察者來說，即便薄熙來被定罪是板上釘釘的事，但從審判中的抗辯程度依然能看出中國法治的成熟度。這是法治社會的體現，也是對薄的“重慶模式”的反諷。
若幹年後，或許人們早已淡忘了薄熙來被定罪的事實，但是此次審判所達致的程序正義，卻可能成為法治道路上人們心中抹不去的印跡。相信在不久將審議的周永康案壹樣會給人以法治的震撼。-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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