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5-10-09 | 來源: 喬克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他講到：農民問題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壹個極為復雜的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毛澤東同志了解農村問題，在處理農村問題上是最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看到了農民的力量，而且看得最深刻。毛澤東同志很了不起，成功地完成了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寫下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新的壹頁。
杜潤生強調搞研究要注意科學化，所謂科學化，就是要適合國情。他說：“你們在座的幾拾位年輕同志自動地組織起來進行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如果能夠真正堅持下去，就更好了。請同志們記住我這句話，開頭不易堅持難，堅持到底更難。能夠搞出成果，就為黨和政府的決策提供了科學基礎，歷史教訓告訴我們，沒有科學基礎的決策是很不穩定的。
你們的工作是適應這個需要產生，是壹個時代的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講，比辦幾拾所大學作用要大得多，能培養大批人才，按照這個需要去努力，就壹定會有好的結果，你們開了個好頭，就會有後繼者前赴後繼，即使你們堅持不下去，開個頭也是好的。能否堅持下去，也有壹個客觀條件，我年輕時也常到農村去搞調查研究，以後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堅持到底，你們這個頭開得很好，樹立了壹個榜樣。
當時，誰也沒有估計到中國後來的發展會這麼快，他說：“在今後20年內，農民的收入能不能實現倍增，如果平均每個農民每年收入能達到340元的話，就是歷史的飛躍。因為我們有八億農民，如果做到這壹步，我們國家就可以初步算是富強了。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農民定，天下定。世界上有許多偉大事業，如果能使中國農民擺脫貧困，就是壹件很偉大的事業，凡是能為這壹事業出謀劃策出力的人，都是有意義的。研究工作拾分重要，實際上能夠為國家節約資金，也能為人民造福。因為壹切錯誤造成的浪費，到頭來都會轉嫁到農民身上。現在都在議論，老幹部特權等等，其實仔細研究壹下，中國的社會，總得有政黨來領導，試問，沒有共產黨，又有哪個黨來領導。世界上像我國這樣的老幹部不多，他們在幾次大運動中腦袋上戴過冤枉的帽子，還衷心地相信中央，忠心地為黨工作。但是，我們有許多事情辦得不科學，使好事變成了壞事，壞事的結果轉到人民頭上，造成人民的不理解。壹方面要辦好事，壹方面要避免把好事辦成壞事。這就要有科學的研究，科學的決策，就能避免損失，少花代價，少交學費，這就是你們研究組的另壹個重要意義。以前我們只是說花點學費沒有關系，但是30年了，總不能老交學費，多了也交不起啊！”
可以看得出，在當時對壹些重大問題上，社會主義道路啊、共產黨領導等方面，杜潤生跟鄧力群的觀點還是很接近的，在壹些基本判斷上也很相近。在講話過程中，直接涉及到包產到戶的，杜老講得比較少，因為當時他有壹種擔心，他擔心包產到戶以後，中國農民的經營規模這幺小，如何和整個國家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配套。當然，這些疑慮後來逐步地在改革與發展創造出來的新形勢和實踐中逐步改變了。另外，他也擔心，在包產到戶以後，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土地兼並等問題，因為那個時候中國還看不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前景。只是壹種趨勢性的分析，可能會出現，但是誰也不能肯定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會以壹種什麼狀況進行，所以他當時是有擔心的。就是整個國民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如果農民的經營規模太小，那麼結果會怎麼樣。第贰就是如果普遍地包產到戶以後，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會不會讓壹部分農民隨著土地兼並、流離失所，他當時有這樣壹些擔心。這些擔心在會上講了。
他在講話的過程中，也像鄧力群，引了馬克思的壹些話，他說，馬克思說過“生產總是社會的生產，社會生產壹定要用社會的生產方式”，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中國不能不搞社會主義，我們是靠農民起家的，決不能再讓農民接受資本主義分化的痛苦，必須找到壹條使農民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搞社會主義基本上是成功的，我們解決了拾億人的吃飯問題，避免了農民的兩極分化，這是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但是作為壹個落後國家，究竟如何搞社會主義，我們是走了很長壹段彎路的，生產水平不高，農民的文化落後，工業化的水平很低，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怎麼搞社會主義，毛澤東最初有個設計，第壹是拉長過渡時期，用15~20年完成，第贰是選擇過渡方式，由點到面，由小到大。當時毛澤東是強調要有足夠的過渡時間、妥善的過渡形式、要有足夠的價值范疇、要發展商品經濟、對農民要有物質刺激。但是1955年以後，過高地估計了農民的社會主義熱情，批判保守、批判右傾，把正確的東西批掉了，從15年變成3年，合作化變成集體化，後來又來個人民公社化，農民之間的平均主義發展成為農民吃大鍋飯，就更荒謬了。-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
原文鏈接
原文鏈接:
目前還沒有人發表評論,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