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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5-10-25 | News by: 羊城晚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一位梁天保医生独出心裁，创制了戒烟饼。其广告称：“兼能益胃培元，殊无烟灰、吗粉，入口香甜，立即止引（瘾），能却毛病・・・・・・每引一钱用饼一个，价银一分八厘，中樽载饼十个，价银一钱八厘，大樽载饼二十二个，价银三钱六分・・・・・・欧亚各洲、南北口岸、日本、安南均有货付”（《中西日报》，1892年6月4日）。
老牌药铺六和大药房也不甘落后，在其戒烟药广告中声称：“此丸配制得宜，不寒不燥，无论轻重烟引（瘾），年之老少，体之强弱，均能药到病除。”
另外一家名为桐君阁的药店所创制的“仙方戒烟人参丸”，则吹嘘得更加神奇：“其功至大，其效至捷・・・・・・服后不用禁口，不思吸烟，自然引（瘾）断病离，精神百倍，诚戒烟第一仙方也。此丸如有烟膏烟灰配入以至害人，神明鉴之。”
这些戒烟药，都号称配制得法、老少咸宜、能很快戒除鸦片烟瘾，其实，鱼目混杂、良莠不分，多半对其产品大加夸张，其实际功效并非如此。特别是外国出品的戒烟药，很多都使用了吗啡等麻醉品，有不少副作用。
相比之下，一些中药商利用中草药研制的戒烟药，如上面提到的梁天保药店创制的戒烟饼，“用桧松草，以解烟毒”（《中西日报》，1892年5月21日），倒是有较好的疗效，颇受戒烟烟民的欢迎。后来其创制的木棉戒烟丸，疗效也不错。
清末的广东，在政府法令和各方压力之下，各烟店的鸦片销售量在逐步下降，如在实行禁烟的1906年，广州佛山等地的烟店销量就明显降低。《时事画报》1906年第3期报道说：“并阅省佛各烟膏店，会计上月销货数，日约减往时三分之一・・・・・・”
花柳病广告说：一服痊愈，神妙莫名
清末民初的性病广告，在报刊上也不断出现，并随之占据了大量版面，成为医药广告的“新贵”。性病广告的流行，反映出广州色情业“欣欣向荣”之势。性病的蔓延，为各类药店、诊所提供无限的商机。
上世纪初期，抗生素出现，花柳病作为一种普通传染病，在西方已得到有效遏止，但是，当时国内医药界对于花柳病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一般采取中药治疗，其效果远不如西药明显。一些妓女、嫖客得病以后，迫切希望获取相关的治疗信息，一些药店和诊所便利用患者病急乱求医的心态，通过介绍治疗性病的药方和方案，快速获得“病友资源”。
清末广州名医梁培基说：“花柳病，本是最平常，吾人稍讲应酬者，几无不会曾经此患也。然花柳之毒实最剧烈，调治稍失其方，则不独诸病丛生，并且传染妻子，因治花柳，市上沽药固旗布星罗，如花界中几无不有一二，所谓独步单方，以为防身之宝，然世之被花柳病毒害累月经年，几成残废者犹比比皆是”(《光华报》，1911年12月15日)。
梁培基说出了当时广州市场上治疗花柳病药物的现状，各类性病广告都号称“立可痊愈”，片面夸大疗效。如威建大药房在广告中更是利用嫖客图像为其“花柳骨痛汁”进行“形象推销”：“余患骨痛之症，经年不愈，百药罔效。幸得友人送此药汁，一服痊愈，神妙莫名。如染花柳各症者，不妨一试・・・・・・若服此汁，立起沉疴，诚花柳药汁无价之宝也”（《商权报》，1918年2月23日）。
虽然许多花柳药实际疗效并不明显，但由于花柳药成本较低，只要在报纸上进行广告宣传，就有很好的销路，且能卖出极高的价格，获取暴利的机会大增，所以，清末广州报纸上到处是花柳药广告。如光绪年间广州有一定知名度的黄保安医生，擅长治疗花柳病、麻风病等，其创制的药丸，价格很高。《广报》刊登该花柳药价：“花柳搜毒百解丸，每料银一两四钱，花柳骨痛丸，每料实价七钱二分”（《广报》，1887年11月17日）。
一些与性病相关的解毒药也纷纷刊登广告，如广东黄慎堂秘制的各种解毒药，就称“解毒得法，有益真元，症无大小，应时奏效”。
治疗麻风病的药，也利用了患者病急求愈的心态，高抬价格，“麻风保命丹每料该银十两，三蛇入骨卷云退红丸每料该银二十四两”（《广报》，1887年12月9日）。
性病的流行，自然也给诊所带来了滚滚财源。一些诊所也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吹嘘其治疗性病的医术。如南宁伍某在双门底开设了一家诊所，号称专治花柳病：“远年花柳，入骨最顽症，邪风杂症，不若服药，限日痊愈，永无复患・・・・・・”（《中西报》，1899年10月3日）。-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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