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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5-11-27 | News by: 惠风博客 | 有4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初二学政治课，比较枯燥乏味，就是念报纸。当时韩对政治不太感兴趣，身为班长的他就低头做自己的事。其他同学不服，班主任说“什么时候你成绩好也可以看小说”。韩强烈感受到社会风气的变化：怎么以成绩的“一好”代替了“三好”？
他开始疑惑----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纲领、以“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主要方式、以“助人为乐”为幸福源泉的小学教育与“成绩至上”的初中形成强烈对抗。
毛去世两年前，韩德强进入小学，这6年教育几乎铸就他至今的价值观基石。
他至今仍记得，小学时的自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经过豆腐店拿到豆渣之后去班级的自留地上喂小兔子。
“特别美好”的生活还包括帮助孤寡老人、五保户等挑水、劈柴。老人们感激、夸奖，社会风气单纯，这一切都让韩觉得，“这样一种团结互助的人生，就叫‘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其实我感觉到我个人的人生阅历、智慧，大部分是来自劳动的智慧，来自帮助他人的经历，而不是来自大学教育，……就是来自中小学。”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高中生韩德强认认真真地看完了这个决定，看到里面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用人们的物质利益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被震动了。
“我从小接受的理念，说人民的积极性来自于革命，来自于为人民服务，来自于向焦裕禄向雷锋学习……后来说这个动力不足，还得物质刺激……我就想，要是当初林彪也是要物质刺激才能调动积极性，他早就跳槽到蒋介石那里当师长、军长去了，干嘛在山沟沟里打游击啊？……如果说物质刺激是人的本性，……那基本上可以把整个中国革命史给否定了。”
冲突催生探求。
“我就想，这个文件是党中央出的，我此前接受的教育也是党中央教育的，同一个党中央讲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究竟谁错了？我就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候下决心去研究社会问题。”
韩小时候的理想是学高能物理，“要为国家开发更好的能源”。后来因为要思考社会问题解决困惑，理工科学生的他选择了最接近文科的专业----管理工程。
他读书，与同学辩论。在观念激烈变革的年代，韩觉得自己“逆潮流”。大学毕业前夕，他每天骑车去天安门看一眼，关心时政，但觉得那时候风起云涌的思潮与自己的理想不一致。他一直想找对方阵营的领袖辩论，也贴过怀疑“全盘西化”的大字报，但很快就被撕掉了。
“左派和右派，只要是真诚的，相互差异小一些。差异最大的，是关心派和不关心派。很多右派是从左派变异过去的。”
困惑持续到1989年大学毕业。韩说，那时候，他在“逻辑”上想明白了。“我们可以搞有市场的计划经济，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计划那一部分，必须是要以为人民服务作动力的。这个社会需要两个价值体系。那普通人，他可以自利的；但干部队伍，就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
1991年底，韩把自己的长文《中国向何处去》寄给了所有省委书记以及学校领导。不久后，邓公南巡，韩仿佛听到自己的理想摔碎在地上。
“非常失望，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
除了政治气候，他也察觉到社会风气的改变。人们不再关心政治。作为泥瓦匠的父亲也劝他：学门手艺，好好谋生。
可谁又能逃开政治呢？
韩的父母分别是木业和竹业合作社的工人，韩父拿着泥瓦匠和会计两份工资。“四清”退赔时交出800元，“结婚钱没了”。
1975年，韩父帮邻居盖房子，小腿摔断，却被别人“揪资本主义尾巴”。韩德强说，两次政治运动对父亲的打击非常大，“政治上与毛主席结仇”。但通过与他讨论，父亲“慢慢明白了，毛的方针不是针对他这种人的，只是被基层的干部利用了，打击报复。其实他的遭遇暴露出的问题，恰恰是毛要解决的”。
农村包产到户后，韩父加入包工队，月工资600元，是普通工资的10倍。韩父“非常感谢邓小平的政策”。韩德强也承认，自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但我个人不认为个人得益国家必然得益。我当时就不赞成‘猫论’，觉得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原则。”韩说。“我们从小就真的是从帮助孤寡老人开始（抛弃个人利益）的啊！这个经历就让我从来都不是以个人的得失来观察这个世界的。”-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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