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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5-12-09 | News by: 自由亚洲 | 有2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中午草草吃了一点东西刚想休息，后门又“嘭嘭嘭”敲响起来。我儿子去一开门，来了一批不认识的红卫兵，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都穿着解放军的黄军装，腰里还系着四指宽的大皮带，有男也有女。他们说是北京来的，到上海来扫“四旧”。我儿子对他们说：“昨天已有红卫兵来扫过了。你们不相信可到居民委员会去问。”
我们的意思当然是希望居民委员会为我们讲几句好话，至少为我们作个证，阻止北京红卫兵再来抄家。谁知过了几分钟，助纣为虐的居民委员会干部竟亲自带着这批北京红卫兵来了。
北京红卫兵没有见过上海的世面，一进门看见我们的房子就对我儿子说：“你们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吧！这栋房子应该开展览会。”
我儿子说：“上海大资本家多的是呢，我们根本算不上最大！”
他们楼上楼下一间间房又查抄了一遍。真正值钱的东西早就给前两批红卫兵拿光，大件的家具他们又无法搬走，只好把我儿子收集的几十本邮票簿的邮票都一张张揭下来，扔在地下；又把我丈夫几十年拍的照片都用几个大盒子装了，说要带到北京去开展览会，展览“资本家的腐朽生活方式”。他们还看见我家有很多五彩的塑料吹气动物，原来那是当时流行的玩具，我丈夫看见觉得颜色好看就买回来挂在房里，准备有小孩来送给他们做礼物的。红卫兵看见说：“老资本家还要玩玩具！”就拿了一个塑料鹦鹉，套在躺在床上的我丈夫头颈上！
在红卫兵进门前，我们早关照我丈夫躺在床上装作不会动弹的样子，所以北京红卫兵以为他已病得快死，倒没有怎么注意他，于是所有的怒气就都出在我身上了。在揭照片时，他们看见我结婚第二年跟丈夫游黄山时坐在轿子上拍的照片，对我大怒道：“你竟敢坐在轿子上，叫劳动人民抬你！你是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吸劳动人民的血汗！”
于是拿来一把剪刀，要剪我头发！我起初以为他们见我烫发，所以要剪去我烫的部分，不想他们竟乱七八糟地把我的头发都剪光了。然后，再在我的衬衣背后用毛笔写了“大臭虫”三个字，又写了一块“大臭虫”的牌子挂在我身上，给我一把扫帚，要我马上到路上去扫马路！
被红卫兵簇拥着走出家门，我看见我们隔壁的三叔公和三叔婆也剪了头发，拿了扫帚，挂了牌子，被几个红卫兵推着出来扫街了。再过一会儿，住在十号的孙家老奶奶也被剪了头发拥出来了，她的衣领上还插着一个大被拍。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那批北京红卫兵抄孙家时发现孙奶奶有一张拿着被拍子在拍被子上的灰尘的照片，于是说她：“臭要美！拍被子还要拍照！”当场剪了她的头发，插上被拍，挂上牌子，勒令扫街。孙家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身体不错，但这样受了一次惊吓及侮辱，不久就去世了！
我们被红卫兵和围观的孩子们簇拥着在街上扫了一圈。小孩们还要我用手把垃圾放到垃圾桶里去，我只能忍着怒气照做了，心里想：我的头发给剪了，以后怎么上街？不明真相的人见了，总以为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怎么说得清呢？
扫了一圈地，回到家门口，红卫兵不让我们休息，叫我们分别站在自己家门口的凳子上，要批斗我们。这时，弄堂里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红卫兵大声“揭发”我们的“罪行”，还要我的大儿子也揭发我们。我大儿子是做教师的，他事后对我说：“要我做戏有什么难！我才不会吃眼前亏呢。”于是他理直气壮地大声演说了一番，红卫兵也无话可说，只能就此下场了。我经过这些磨难已经难以支持了，站在凳子上竟不能自禁地发起抖来。
天早黑了，红卫兵临走，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我家门口，揭发我们的“罪行”，说我们一向吸人民血汗，现在从我家抄出了多少多少金银财宝云云。他们也没有忘了“解放”我们的女仆，还要我向女仆三鞠躬，并问我们的女仆要多少解散费。按照上海的规矩，一般解雇一个女仆是给一两个月的工资；但那时有红卫兵撑腰，她要三个月我们也只好给了，于是早上工厂红卫兵留下的五百元生活费一下子就去掉了六分之一！红卫兵还气势汹汹地勒令我：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要挂上“大臭虫”的牌子去扫街！勒令我丈夫：挂在头颈上的塑料鹦鹉不许拿掉！明天他们要来检查！
他们走了。我累得坐在床上发呆。那时，我已经麻木不仁、呆若木鸡了。大儿子看见我这样，连忙过来对我说：“你要忍耐呀！千万不要想不开！就当做戏一样吧。”
但我想：以后怎么出门？怎么做人呢？！
破船上的四个鲁宾逊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脸也不洗，早饭也不吃，就挂上“大臭虫”的牌子去扫街了。看见隔壁的三叔公夫妇和十号的老太也出来了，大家默默无语。扫完地回去，见我丈夫早已躺在床上装死，头颈里的塑料鹦鹉当然没有忘了套上，而且鹦鹉嘴正对着他的鼻子呢！我看得真是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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