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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1-20 | 來源: 采桑子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全面的納粹政治意識形態控制和全方位的極權統治，德國成為壹個納粹的黨國。這種黨國政治要求黨化教育，這種教育體制為納粹德國的極權統治和侵略戰爭提供了黨國所需要的那種特殊的“德國人”。
希特勒御用攝影師鏡頭中的納粹帝國
德國的教育體制可以追溯到中世紀，除了在納粹時期的急劇惡化之外，壹直是歐洲最好的教育制度之壹。德國在壹次大戰（1914-1918）中戰敗後，帝國改制為魏瑪共和國，戰後政治混亂，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失業嚴重，盡管如此，德國的教育仍然可以說是歐洲最好的之壹。德國教育壹直貫穿著國家意志，國家主義成為德國文化的主導因素，從中世紀的日耳曼帝國到1806年以後有名無實的“德意志帝國”，再到希特勒雄心勃勃的“第叁帝國”，“帝國”代表的是壹種具有強烈國家主義誘惑的文化理想。理查德·塞繆爾概括了這個概念可能具有的所有含義：“帝國構成了壹種超級國家的觀念。在理論上它可以包容所有德國人，同時還可以為包容非日耳曼族的少數民族提供歷史依據。那種語言學的念頭從來沒有正視過這樣壹個事實：在德國的許多邊境地區，德語與其他語言已交揉在壹起，要想分辨清楚只是枉費心機。”帝國的觀念與日耳曼民族的神聖使命感聯系在壹起，希特勒用極權統治、戰爭和種族滅絕的方式來建立偉大的第叁帝國，“按照古代的傳說，第叁帝國應該是壹個永遠安寧、和諧的時代，卻被扭曲成壹個死亡和毀滅的時代”。
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全面的納粹政治意識形態控制，這種全方位（total）的統治也就是極權（totalitarianism），德國成為壹個納粹的黨國。黨國政治要求黨化教育，黨化教育是極權政治的支柱。希特勒的教育部長魯斯特（Bernhard Rust）宣稱，取得政權絕不是納粹的唯壹任務，取得政權只不過是壹個更重要的事業的開始，那就是從此啟動壹個用教育改變人民的過程，“這個過程將使得人民的全部生活（total life）都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納粹）的哲學得以重新塑造”。為了強有力地統治德國和爭霸世界，為了牢牢地控制教育和利用教育，希特勒及其納粹政府極力將德國的青少年培養成堅定而極端的德意志國家主義者。這種極權的國家主義並不單純是德國傳統國家主義的傳承，而是國家主義的變異。它把極權政黨的利益放置於國家利益至上，並將這兩種利益混為壹談，成為壹種實質上的黨國主義。在魏瑪政府之後到贰戰結束的拾幾年時間裡，納粹德國建立起了壹整套適合專制統治的法西斯黨國主義教育體制。這種教育體制為納粹德國的極權統治和侵略戰爭提供了黨國所需要的那種特殊的“德國人”。
壹、從國家主義到黨國主義
壹開始，納粹德國實質性的變化是在普魯士帝國到魏瑪時期的傳統學制似乎沒有變化的表象後面發生的。拾九世紀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對外戰勝了丹麥人、奧地利人和法國人，對內戰勝了主張議會政治的政敵，他在戰場上的勝利“是在學校課堂裡奠定的”。俾斯麥的成功離不開德意志國家主義的教育，“而勞苦功高的則是那些終年在課堂裡任勞任怨的教師們，他們領取的是微薄的薪酬，卻培育了普魯士-日耳曼特有的‘愛國主義’”。
在普魯士帝國崩潰之後，教師們仍然是帝國之夢的傳承者。1918年，新建立的魏瑪共和國號仍然是“德意志帝國”，當時，許多教師雖然在政治上支持社會民主黨或其他中間派的政黨，但在思想上卻是不折不扣的國家主義者，學校也仍然是培育國家主義的溫床。德語語言文學教師們共同為學生選用的教材是漢斯·格林（Hans Grimm）的《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Volk ohne Raum）。這是格林於1926年出版的壹部小說，轟動壹時，銷售超過70萬冊。 “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成為魏瑪時期和納粹時期的政治口號，表達了德國人因凡爾賽條約失去海外殖民地的絕望心情：德國已經成為壹個貧窮、悲慘、人口過剩、無以生存的國家。納粹用這個口號來作為侵略波蘭和蘇聯的借口，“我們需要土地和疆域來維持我們的人民，需要為過剩的人口進行殖民”。德國人覺得自己的生存空間是被猶太人奪走的，德國學童玩耍的“牛仔和印第安人”游戲被叫做“雅利安人和猶太人”。1931年，納粹還沒有上台，反猶太情緒就已經在社會中湧動，德國猶太人已經明顯感覺到了普遍彌漫的敵意，他們的社區報紙上刊登壹些不太反猶的學校名單，讓猶太家長把子女送到那裡去上學。
納粹德國的國家主義，它的“國家”是以“民族”來表述的，這與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壹類的政治意識形態來確定國家性質是不同的。“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之間有壹種看起來“自然重疊”的關系，是現代“民族國家”神話得以建立的根本條件。在納粹那裡，這兩個概念極其曖昧地混合在壹起。希特勒所許諾的“社會主義”既是國家主義（statist）的，也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t）的。希特勒的納粹黨，全名叫“國家社會主義黨”，也有翻譯成“民族社會主義黨”的，為了方便起見，這裡簡稱為“國社黨”或“納粹”。納粹統治德國，依靠的不僅是完全由納粹控制和操縱的國家機器，政府、各級納粹黨組織、黨衛軍、沖鋒隊、警察等等，而且更是無處不在的納粹意識形態，它滲透到德國社會、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的每壹個角落，確保納粹政黨成為德國主權的內核。正是由於納粹政黨實際上已經成為德國主權的內核，德國的國家主義才會按照納粹的意志轉變為符合納粹黨利益，並為它的利益服務的黨國主義。
納粹黨人喜歡將詩人恩斯特·莫裡茲·阿恩德特（Ernst Moritz Arndt）視為他們自己的國家主義精神先知，因為阿恩德特為納粹的國家（第叁帝國）范圍是什麼提供了壹個語言學的答案。對於“德國人的祖國（國家）在哪裡”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有人說德語的地方，就屬於德國”。 顯然，這是壹個刻意保持國家與民族曖昧關系的回答。國家主義使得納粹能夠和平、順利地從魏瑪共和過渡到法西斯專制。納粹是利用魏瑪共和的民主選舉制度獲得權力的，這和革命政黨領導“革命”，通過殊死的流血內戰奪取政權，建立革命新朝代是不同的。建立革命新朝代的首要任務便是斬斷與前朝的文化聯系，但是，替代魏瑪共和的納粹卻不必如此。在德國平緩過渡到納粹統治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正是德國的國家主義及其國家主義教育傳統。
這種國家主義在德國浪漫主義的“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中表述為崇尚原始樸實的美德、粗曠無序、原始的生存競爭。赫爾德（Johann Herder，1744-1803）把人類和自然的成長與衰頹看成是依循相同的法則，因此，歷史是壹種有機演變，顯示於各民族特有文化的發展中。他主張各民族（國家）本土文化的發展，產生壹種表現於藝術與文學的“民族精神”或“國家精神”。費希特（Johann Fichte，1762-1814）宣揚早期德國人（他所謂的“土著人民”Urvolk）的生命力與奮斗精神。弗裡德裡希·路德維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Jahn，1778-1852）立志復興德國民族的道德，他組織青年，以訓練體操、野外遠足為名進行愛國主義活動，成為德國的政治體育之父。納粹贊揚雅恩是“第壹流的政治教育思想家”。納粹教育理論家包姆勒（Alfred Baeumler）說，“雅恩是第壹個在我們今天的意義上使用‘帝國’這個字的。……在希特勒和雅恩之間，還沒有任何壹位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提出過對保存帝國有價值的哲學。” 國家主義成為納粹教育可以從德國歷史中幾乎不用太多改動，就可以直接運用的思想和文化資源，這使得納粹能夠順利地在國家主義中添加黨國主義的成分，並最終以納粹黨國主義從根本改變傳統德國國家主義的性質。
納粹取得政權後，最劇烈的措施是接管或關閉所有的私立學校，因為私立學校從來便是自由社會的壹部分，也是壹種保護教育不受國家直接管制的傳統體制。對於納粹教育來說，首要任務是把所有的學校都置於納粹權力的直接控制之下。與此同時，納粹還大幅度減少了學校招收學生的人數，1934年1月，大學女生已經減少到只有全部學生的10%，到1939年，德國大學生已經比1933年減少了57%。而中學生（grammarschool）也減少將近伍分之壹。升學機會減少，使得那些想升學的學生之間競爭加劇，許多學生爭相表現對納粹的忠誠，甚至向蓋世太保（秘密警察）出賣自己的同學或揭發老師的不忠行為。政治正確代替知識學業成為“好學生”和“擇優錄取”的主要標准。學生作文時照搬照抄納粹報紙，如果老師對作文打低分或者有負面的評語，學生就會匯報上去，揭發老師的行為。
然而，作為整體的教師，他們是最配合納粹的職業人群，至少公開的表現是如此，97%的教師是納粹教師聯合會（NSLB）的會員。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後，大批乘順風船的人入了黨，1936年納粹停止大規模吸收黨員。就在這之前，已經有32%的教師聯合會員是納粹黨員。教師聯合會中的黨員人數是納粹公務員聯合會的將近2倍。擔任納粹黨政領導幹部的比例更高，教師是14%，而公務員則是6%。在納粹黨高級幹部中，有76名區領導和7名大區領導是教師出身。教師們所慣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說教和腔調對納粹話語有很大影響。許多忠於黨的教師在學校和基層組織中積極發揮作用，成為影響和教育學生的表率。許多教師以前是社會民主黨人，搖身壹變就成了納粹黨人，當時流行這樣壹個挖苦教師的段子：“什麼是最短的時間單位？答案是，小學教師改變政治忠誠所需要的時間。”使教師變成納粹黨的人，變成聽從納粹黨使喚並致力於在學校裡從事黨國教育事業的黨民，這是納粹實現黨國主義教育壹個重要條件。
贰、黨國教師首先必須先成為黨民
在納粹的極權統治制度中，學校進行的是壹種由統治政黨意識形態指揮的黨化教育。這種黨化教育滲透到教育的每壹個環節之中，而在每壹個環節中使這種黨化意識形態順利發生作用的正是無數直接從事教學工作的教師。在壹種人與人之間相互監視、相互表白政治正確的環境中，學生揭發教師或者教師揭發教師，有出於真信仰的，也有出於自保或求榮動機的，難以清晰辨認。就連當事人自己也往往不清楚到底是出於什麼動機，他們羞於在內心承認自己功利動機，因此會下意識地壓抑真實動機，竭力讓自己相信自己的所言所行都是出於堅定的政治信仰和對元首的忠誠。極權統治從內心扭曲人們的心靈，營造了壹個由恐懼和不信任來維持的假面社會。作為這樣壹個社會的成員，無論是積極爭取進步，要求入黨，還是緊跟主旋律，用納粹思想教育學生，很難從教師們的行為推導出他們的真實動機或心理活動。
盡管如此，教師還是可能在教學中有意外發生，如不小心在批改作文或其他教學活動中留下了什麼把柄。當這種意外發生時，壹個教師被學生告發反黨，並不就等於他真的反黨，他當然也不可能就因此承認自己反黨。相反，他壹定會努力為自己辯解，並可能從此以後加倍努力表現自己的忠誠，比其他教師更積極地配合黨的要求，更精誠地與納粹合作。隨時可能發生的密告或揭發加強了每壹個教師在自己思想意識上的自我審查，這種自我審查的結果往往並不是把真實的“不良”思想隱藏起來，而是幹脆在出現之前就自行消除，讓自己變得思想純潔。黨化教育迫使人們不斷進行思想的相互純潔和自我純潔，它在課堂裡發生之前，早就先已經在許多教師的頭腦中發生了，並成為他們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沒有這樣的教師，黨化教育是不可能有效在學校裡貫徹的。
納粹極權不是壹般意義上的警察國家，為了實現有效的黨化教育，納粹並不需要在每壹個教室，每壹堂課上派壹個專門的監督人員。監督是由教師周圍的學生們和其他教師們隨時隨地在進行的。而且，這樣的黨化教育是壹個有機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教師這個職業本身就已經被指定了為黨宣傳的任務。滲透著黨國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教材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強制或誘使學生和老師不斷操練假話和套話。就算壹個教師在內心深處或私底下對黨有看法，他所使用的教材，被安置的課程，甚至他“為人師表”的內容，也都使得他不能不為黨化教育服務。例如，慕尼黑中學有壹位歷史教員，他在歷史課上不願意多講納粹最為驕傲的“慕尼黑起義”（Munich Putsch）和納粹英雄霍斯特·威塞爾（Horst Wessel），但是，他對學生講述德國在壹戰後受到不公待遇和魏瑪共和的軟弱，他所表達的那種“強國興邦”的願望正是納粹宣傳的基調，因此，這位教師仍然是壹位對納粹有用的教師。
為了確保教師在思想認識上與黨國教義保持高度壹致，納粹非常重視對教師的思想教育。到1938年，全德國的教師已經有叁分之贰都在學習營地接受過為期壹個月的學習。這種學習班式的集訓，它的環境本身就具有極權黨化教育的特點和功效。它把許許多多互不認識的人集中起來，組織成壹個個的小組，接受組織紀律的嚴格管束。教師們被安置在壹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每天有嚴格的作息時間，接受密集的思想灌輸。這種環境使他們迅速地喪失個人意識，變得非常馴服，非常合群，時刻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並以此作為自己的言行准繩。這種營地訓練還有壹種強迫教師“年青化”的效果，使他們精神煥發，處於亢奮狀態，回到學校後，變得更容易與青年學生融合並用正確思想影響他們。教師們不只接受思想教育，而且還要接受體能訓練，所有50歲以下的教師都必須進修“體育課”，以確保精力充沛、斗志昂揚。
和所有其他國家壹樣，在納粹德國，教師首先是生活在壹個特定政體下的國民，教書只是他們所從事的職業。教師與其他國人壹樣，他們的行為有可以辨認的共同國民特征。民主國家的教師與極權國家的教師，他們的不同不只表現在他們在學校事務和課堂裡的所作所為，更表現在他們是什麼樣的國民。在民主國家裡，私立學校可以自行選擇教材，教材的編寫也無須經過權力集中的管理機構的審查。公立學校在決定使用何種教材時，也有民主的討論程序。即使在教材決定後，家長們仍可以提出他們自己的異議或要求，因為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監護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在極權國家裡，教材的編寫和審定都是受黨國權力控制的，即使教材允許“選擇”，也是在寥寥數種政治同樣正確的教材之間進行選擇，絕對不可能發生“出格”的事情。教師對教材發表意見，也絕對不敢出格。例如，壹旦選用了《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這種政治高度正確的教材，就算有的老師不同意，也不敢站出來公開表示。不僅如此，為了掩飾自己和表現政治覺悟，這些教師甚至還會比別人更熱烈地擁護和要求使用這樣的教材。這就是極權意識形態的統治力的效能所在，它讓每個國民都知道什麼是政治正確，如何隨時隨地與它保持壹致。
這種無處不在的政治正確，就是科拉考斯基（L.Kolakowski）所說的由“完全的權力”（total power）所維持的“完全的意識形態”（total ideology）：“完全的權力和完全的意識形態是相互緊綁住壹起的。意識形態具有壹種最強程度的‘完全’，任何宗教信仰都達不到這個程度。……它的目標不只是要宰制和管制每個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變成意識形態口號的復制品。換言之，它根本就消滅了生命的個體形式”。生活在這樣壹種徹底被控制狀態中的個人，無論是作為國民，還是教師，他們的行為都不能看作是普通意義上的那種由個體意志和選擇決定或影響的個人行為。就他們而言，普通意義上的“謊言”、“假裝”、“假面”也不足以解釋他們政治正確行為的性質，因為普通意義上的“謊言”、“假裝”、“假面”也是需要由個體意志指導的，是壹種知道自己在作假的作假。但是，在極權統治下，人連這種主體意志也不能充分形成。正如科拉考斯基所說，在完美的極權中，謊言不是謊言，“如此完全的意識形態使得完美極權社會中的‘謊言’有了壹種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意義，這種功能是如此特別，如此具有創造性，以至於連‘謊言’這個字也詞不達意了”。
叁、生活在謊言中的教師們
生活在這樣壹種真誠的謊言狀態中的老師們，他們會條件反射地與黨保持壹致，在壹些問題上甚至顯得比黨還要黨化，比他們的領導還要正確，還要先進，因為他們的政治正確是完全沒有自覺尺度的，也不敢有任何的靈活性。壹位德國人這樣回憶他兒童時代的壹位“思想先進”的A老師：“A老師教的是5年級班，他班上有10個學生是天主教少年俱樂部的成員。他們在俱樂部裡已經有好幾年了，學校成立希特勒青年團的時候，他們還是不願意離開俱樂部，為此吃了A老師許多苦頭。……盡管帝國青年的最高領袖再叁重申，不得強迫學生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但A老師對俱樂部的孩子們施加了難以忍受的壓力。例如，上星期叁，他為他們布置了壹篇作文，要他們寫的題目是《我為什麼沒有參加希特勒青年團》，而班上其他同學都沒有回家作業。在布置作文的時候，A老師對那幾個學生說：‘如果你們不寫作文，我就要把你們痛打壹頓，叫你們坐都不能坐’”。-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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