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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1-30 | 來源: 縱覽中國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蔡詠梅歷時叁年，查閱已出版的公開資料。其中最有力的證據，是周恩來在1918年留學日本那壹年中所寫的私密日記。（這本《周恩來旅日日記》在1998年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時已出版）在這本日記中，周恩來直言不諱地道出了對其小兩歲的學弟李福景有同性戀情誼。周恩來在15歲時與李福景相識。李福景，字新慧，兩人在南開學堂（現稱南開中學）同窗兩年，有半年多的時間住在同壹間宿舍。
周恩來在日記第壹篇即表明寫日記的目的是要為自己“留個紀念”周恩來在壹年份的日記中，發現他感受到“情”與情帶來的煩惱。並且在2月9日中寫到：“戀愛是由情生出來的。不分男女，不分萬物，凡壹方面發出情來，那壹方能感應的，這就可以算作戀愛。”與此同時,周恩來卻否定夫妻關系之間有愛情成份，認為夫妻只是為了“組織家庭、留傳人種”。 由此也能解讀出周氏具有“不婚主義” 的傾向。
周恩來原本期待李福景畢業後，能到日本壹起繼續讀書，但在8月得知李福景轉往香港求學後，蔡詠梅觀察到周恩來“情緒崩潰”，日記結構突然變得散亂，甚至只得寥寥數語。而在日記中周恩來以“吾愛友”、“吾慧弟”來稱呼李福景，蔡詠梅認為這是周恩來與李福景交情親密的有力證據。
1920年，留學日本不順利的周恩來，與放棄香港學業的李福景，兩人以“勤工儉學”的名義赴法國，但目的是在英國讀書。李福景成功在英國入學，但周恩來沒能留下，這是周恩來希望的再次破滅。1913年，周恩來將自己小學時的照片送給李福景。1958年周恩來60歲生日時，李福景將照片加洗擴印，回贈給周恩來，並在背後題稱「恩來柒哥」。以兩人當時懸殊的政治身分地位，李福景如此稱呿\芏骼詞遣謊俺５摹Ｖ芏骼從肜罡＞暗那橐晡至艘簧�1960年李福景去世，身後事也由周恩來打點。
蔡詠梅認為，周恩來身為在毛澤東主政時期實際享有權力，甚至在形像、威望上，超越毛澤東的人物，對毛澤東的態度卻是“卑躬屈膝、逆來順受”，邏輯上難以解釋。因此蔡詠梅說，周恩來對毛澤東懷有恐懼，深怕毛澤東知道自己是“同志”（同性戀者），因為同性戀在當時的中國, 不僅是“道德敗壞” 而且是“流氓罪”行。這是解開重視自我形像的周恩來，對毛澤東采取順從態度的秘密鑰匙。
此書壹經問世，立即在中國內地引起極大反響。大陸官媒體麾下的網軍已大舉刪除網上相關內容與點評。並對該書進行全面封殺。顯示該書已超過官方能容忍的底線。而在不少網民意見中，也有壹些不滿意見，以為“有損”周恩來總理－向被捧頌成的“聖人形象”。但同性戀者的網絡則甚表高興，而在較開放網站留言的網民中則多持無所謂的態度，亦不認為這對已故的周恩來有什麼不敬。有人甚至以中共官方稱周為“恩來同志”以示對其“同志”(同性戀或共產黨員間互稱之詞)地位的肯定。
其實同性戀並非什麼“道徳瑕粗櫛 更不是什麼“犯罪行為”。只是在人群中、在“性取向”上居於少數的群體。但這種“性取向”（愛戀同性）乃古已有之，並非什麼奇事，也不能說是什麼“壞事”。 早在商周時代，我國就有同性戀現象的存在。春秋戰國及至漢代同性戀均屢見史書。視為“人類正常情感之壹”。例如西議哀帝，便與他的愛臣董賢就是壹對“同性戀人”據說，壹天哀帝早晨醒來，見董賢還睡著，哀帝欲將衣袖掣回，卻又不忍驚動董賢。可是衣袖被董賢的身體壓住，不能取出。哀帝急於上朝，於是從床頭拔出佩刀，將衣袖割斷，然後悄悄出去。所以後人把寵愛男色，稱作“斷袖癖”。又如衛靈公寵愛壹個名叫彌子瑕的美男子。壹次，彌子瑕陪靈公在花園散步，看到樹上熟透的桃子，就順手摘了壹個，咬壹口後覺得很好吃，便把剩余的部分遞給靈公。如此對皇帝大不敬，不但未受責罰，衛炅公反而逢人便誇：“彌子瑕愛孤甚矣，壹桃味美，不忍自食，與孤分而食之
從此“斷袖”、“ 分桃” 不但傳為佳話，便也成了同性戀的別名。
據《史記》、《漢書》記載，西漢皇帝幾乎個個都有同性情人。如文帝與鄧通、哀帝與董賢、成帝與張放，漢朝以後，中國帝王的同性戀之風稍有所減，但是並未絕滅。就連清朝的“拾全老人” 乾隆皇帝，也與同性戀有些瓜葛。都未受到什麼詬病。只是後來同性戀被基督教加以污名化。而宗教反對只是壹種輿論壓力。但是從蘇聯共產專制開始，同性戀便遭到嚴厲打壓。中共在大陸掌權後，更將其定為壹種犯罪行為加以懲處。真是愈演愈烈。尤其在中共開展的無法無天的“嚴打” 運動中更有同性戀者被處以槍決的怪事。這是筆者親見親歷的。
那是上世紀1983年，鄧“總設計師”不知何故龍顏壹怒，壹拍腦門，就在中國發動了壹場名為“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政治運動（簡稱“嚴打”運動）。單看這名字就是個法盲才講得出的話。任何刑事犯罪，只能核實事實依法處理。而且必須常態化依法律條文進行。哪能發起個什麼運動就“嚴打”？沒有運動，莫非就“寬打”或不打嗎？那還要法律幹什麼？這且不去說它。不過中國的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那位秦王就說過“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裡”。而我朝的鄧“總設計師”就是個無冕的天子則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所以他壹怒，壹聲令下“嚴打”。套用毛澤東年代的壹句話就叫，“讓千百萬人頭落地”。結果便冤殺了許多罪不該死、甚至根本無罪的人。在所謂嚴打中有些人可能多少有壹點罪，只是根本罪不致死。筆者卻親歷過壹樁怪事，把根本不構成犯罪的同性戀者，也判了死判並且執行了！
那時我在肆川省第肆監獄醫院，由於右派問題未獲改正，所以我雖然從事著醫務工作只能稱“就業員”。而且我從事的任何醫務工作都只能叫“勞動”----這是壹個極具“中國特色”的專用名稱，就不細講了。1983年9月的壹天下午，壹名獄吏叫我趕快帶上急救箱去獄內小監單獨囚禁室。進入那戒備森嚴之地後，看見在單獨囚禁室內壹名肆拾左右的男子滿臉都是血。我仔細壹看，血是從鼻孔內流淌出的。看守他的人告訴我，此人叫陳紹章（因為用藥必須有記錄，開處方），他是用竹筷插入鼻內企圖自殺。我於是趕快用浸著麻黃素液的棉條，塞入鼻孔內壓迫止血，並輔以冷敷。不久血止住了，可病人狂躁不安，又哭又鬧。由於“就業員”雖被視為“半截犯人”但已不穿囚服，我又穿著醫生的白大褂，他又不認識我，故將我誤認為是獄吏醫生。於是便對著我喊冤似的大叫“報告幹事我冤枉呀，說我搞了‘雞奸’要殺我呀”！囚犯稱獄吏為“管教”或“幹事”這當然又是中國特色，而世界通用的“同性戀”壹詞，加“中國特色”後，也變成了個怪名字叫“雞奸”。我當時心裡也納悶，這同性戀算什麼罪，更不可能槍斃。但在那險惡的環境裡，自已又不是整人害人的“幹事”何必去多問。於是我給他開了些消炎抗菌藥，注射了壹支鎮靜的苯巴比妥鈉後，安慰了他幾句，便匆匆離去。
後來才有人告訴我，這個陳紹章，原來還曾經是個“解放軍”戰士，文革中不知為何打成了“反革命”且判了無期徒刑，但此人壹貫不認罪，獄吏對他印象很壞。特別嚴重的是（我也象判決書那樣打句官腔），和壹個叫王天根的青年囚犯發生了同性戀關系。但在那時的中國根本不承認什麼叫同性戀，並且給它加上了“雞奸”這個污濁的惡名以後，似乎也就與強奸，輪奸壹樣成為壹種凶惡的犯罪行為了。雖然在中國的任何壹部法典裡。都找不到同性戀或“雞奸”罪。但中國當官的，別樣的本事低能，發明新名詞的本事不小。於是就將同性戀定為“流氓罪”。
正如有人說的“流氓罪是個筐，甚麼東西都可往裡裝”。所以在監獄就因為同性戀而被加刑的，我也不止壹次看見或聽見了。但壹般也就是加個兩，叁年而已。可這次陳紹章卻遇上了這個“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的“嚴打”。管你異性戀或同性戀，當然不可能是壹個人能完成的。而且還有壹個姓戴的囚犯炊事員，好像也涉入此案中，這下“好辦”了。於是便給他們定性為“流氓集團”，陳紹章被定性為“流氓集團首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大約拾多天後，在“嚴打”的“從重從快”聲中，那天我從醫院出去有事，走在路上，突然聽見有人大叫所有人原地不許動。本人哪敢不聽？只好幾乎是“重腳而立”心裡忐忑不安。接著荷槍實彈的武警，如臨大敵般地封鎖了道路，緊接著刑車呼嘯而來，只見陳紹章伍花大綁立於刑車上，背上還插了壹個死囚標。車子開得不快，經過我面前時我正好和他肆目相對。這時的他反倒拾分安祥，似乎壹切都置之度外了，而且好像還記得那天我給他看病的事，笑著向我點壹點頭。也許直到此刻他還把我誤當作獄吏，也許在他這麼多年的獄內生活中，第壹次有那麼個“獄吏”，對他既未呵斥，還帶著幾絲溫情為他止血，冷敷，問他還疼不疼？問他對磺胺藥過不過敏？雖然對於壹個醫務人員來說，這只是起碼應作的壹點事。但對壹個長期被人歧視，侮辱，損害，踐踏的人來講，其印象可能是比較深刻的。而在他即將奔赴天國的時候，我們又不期而遇，這難道不是壹種緣份麼？因此在人性的深處，大家都會有這種無言的共鳴······
隨著壹聲罪惡的槍響，陳紹章去了天國！
又 隨著時間的流逝，大約叁年以後，壹個消息在監獄裡不脛而走：陳紹章原判法院通知監獄，陳紹章原判“反革命罪”不成立，已撤消原判，宣告無罪！
死刑------槍決------無罪。是黑色的幽默，還是冷酷的現實？究竟誰才有罪？尊敬的法官們，你們敢回答我這個問題嗎？！
總理先生是否有“斷袖”、“ 分桃” 的情誼，本該歸於“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壹類的事兒了，卻偏偏還有那麼多人去重視，去操心，去刪帖，去封網，去維護高大的形象，去為“尊者諱”， 而忙得不亦樂乎。這背後顯然都有官方的背景和意圖。而同壹件事，落在草民的身上，就是人頭落地，綁赴刑場。而且錯殺便錯殺，誰拿他當回事？直至今日，仍冤沉海底，誰都無動於衷。更沒有－個人會對此亂殺無辜負半點責任----這樣的中囯，离文明人类抵\曜跡胛拿魘瀾縟巳ǖ謀曜跡翟諢褂刑兜牟罹唷Ｖ鋇郊甘旰蟮慕裉歟部床壞街泄謖夥矯嬗卸嗌俳降募Ｏ蟆�-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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