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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6-01-30 | News by: 纵览中国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那时我在四川省第四监狱医院，由于右派问题未获改正，所以我虽然从事着医务工作只能称“就业员”。而且我从事的任何医务工作都只能叫“劳动”----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专用名称，就不细讲了。1983年9月的一天下午，一名狱吏叫我赶快带上急救箱去狱内小监单独囚禁室。进入那戒备森严之地后，看见在单独囚禁室内一名四十左右的男子满脸都是血。我仔细一看，血是从鼻孔内流淌出的。看守他的人告诉我，此人叫陈绍章（因为用药必须有记录，开处方），他是用竹筷插入鼻内企图自杀。我于是赶快用浸着麻黄素液的棉条，塞入鼻孔内压迫止血，并辅以冷敷。不久血止住了，可病人狂躁不安，又哭又闹。由于“就业员”虽被视为“半截犯人”但已不穿囚服，我又穿着医生的白大褂，他又不认识我，故将我误认为是狱吏医生。于是便对着我喊冤似的大叫“报告干事我冤枉呀，说我搞了‘鸡奸’要杀我呀”！囚犯称狱吏为“管教”或“干事”这当然又是中国特色，而世界通用的“同性恋”一词，加“中国特色”后，也变成了个怪名字叫“鸡奸”。我当时心里也纳闷，这同性恋算什么罪，更不可能枪毙。但在那险恶的环境里，自已又不是整人害人的“干事”何必去多问。于是我给他开了些消炎抗菌药，注射了一支镇静的苯巴比妥钠后，安慰了他几句，便匆匆离去。
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这个陈绍章，原来还曾经是个“解放军”战士，文革中不知为何打成了“反革命”且判了无期徒刑，但此人一贯不认罪，狱吏对他印象很坏。特别严重的是（我也象判决书那样打句官腔），和一个叫王天根的青年囚犯发生了同性恋关系。但在那时的中国根本不承认什么叫同性恋，并且给它加上了“鸡奸”这个污浊的恶名以后，似乎也就与强奸，轮奸一样成为一种凶恶的犯罪行为了。虽然在中国的任何一部法典里。都找不到同性恋或“鸡奸”罪。但中国当官的，别样的本事低能，发明新名词的本事不小。于是就将同性恋定为“流氓罪”。
正如有人说的“流氓罪是个筐，甚么东西都可往里装”。所以在监狱就因为同性恋而被加刑的，我也不止一次看见或听见了。但一般也就是加个两，三年而已。可这次陈绍章却遇上了这个“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严打”。管你异性恋或同性恋，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而且还有一个姓戴的囚犯炊事员，好像也涉入此案中，这下“好办”了。于是便给他们定性为“流氓集团”，陈绍章被定性为“流氓集团首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大约十多天后，在“严打”的“从重从快”声中，那天我从医院出去有事，走在路上，突然听见有人大叫所有人原地不许动。本人哪敢不听？只好几乎是“重脚而立”心里忐忑不安。接着荷枪实弹的武警，如临大敌般地封锁了道路，紧接着刑车呼啸而来，只见陈绍章五花大绑立于刑车上，背上还插了一个死囚标。车子开得不快，经过我面前时我正好和他四目相对。这时的他反倒十分安祥，似乎一切都置之度外了，而且好像还记得那天我给他看病的事，笑着向我点一点头。也许直到此刻他还把我误当作狱吏，也许在他这么多年的狱内生活中，第一次有那么个“狱吏”，对他既未呵斥，还带着几丝温情为他止血，冷敷，问他还疼不疼？问他对磺胺药过不过敏？虽然对于一个医务人员来说，这只是起码应作的一点事。但对一个长期被人歧视，侮辱，损害，践踏的人来讲，其印象可能是比较深刻的。而在他即将奔赴天国的时候，我们又不期而遇，这难道不是一种缘份么？因此在人性的深处，大家都会有这种无言的共鸣······
随着一声罪恶的枪响，陈绍章去了天国！
又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约三年以后，一个消息在监狱里不胫而走：陈绍章原判法院通知监狱，陈绍章原判“反革命罪”不成立，已撤消原判，宣告无罪！
死刑------枪决------无罪。是黑色的幽默，还是冷酷的现实？究竟谁才有罪？尊敬的法官们，你们敢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总理先生是否有“断袖”、“ 分桃” 的情谊，本该归于“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一类的事儿了，却偏偏还有那么多人去重视，去操心，去删帖，去封网，去维护高大的形象，去为“尊者讳”， 而忙得不亦乐乎。这背后显然都有官方的背景和意图。而同一件事，落在草民的身上，就是人头落地，绑赴刑场。而且错杀便错杀，谁拿他当回事？直至今日，仍冤沉海底，谁都无动于衷。更没有－个人会对此乱杀无辜负半点责任----这样的中囯，离文明人类的标准，离文明世界人权的标准，实在还有太远的差距。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也看不到中国在这方面有多少进步的迹象。-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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