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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3-31 | 來源: 澎湃新聞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那為什麼要到這壹年才出現轉折呢？由於史料不足，田先生推測道：“壹個原因是，漢武帝對開邊之事心裡無數，不知道該在什麼地方適可而止；另壹個原因是，漢武帝與衛太子的矛盾制約著轉變政策這件事情。”田先生認為，漢武帝壹邊要開疆拓土，壹邊又擔心秦亡的歷史教訓，所以選擇了“吾當其勞，以逸遺妝”的道路，希望由“生性寬厚”的衛太子繼位後來改變政策。與此同時，在武帝和太子身邊逐漸聚集了兩撥政見不同的大臣。但經過巫蠱事件，衛太子壹系被清除；隨後更為吊詭的是“巫蠱事件中以迫害衛太子得功封侯的全部伍人，他們在漢武帝統治的最後叁兩年內，又全部被殺或被逼自殺”。
田先生隨後分析了西漢進軍西域的軍事步驟——先是軍隊向西占領據點，然後是在據點的後方修築亭障，在據點的前方向更西的區域擴大聲威。據此，田先生點明了“輪台詔”的軍事背景：
征和肆年輪台詔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請求於渠犁、輪台設置屯田以外，還請求把鹽水亭障再向西方的烏孫延伸。按照上述漢軍西進程序，這意味著將要在更西的某個地方實現第叁階段、第叁步驟的戰爭。這就是輪台詔頒布以前西域軍事形勢的背景。正是針對這種形勢，漢武帝下輪台詔，才清除了這場戰爭發生的可能性。
最後，田先生總結道：“論輪台之詔既竟，覺得古代史籍敘述漢武帝改弦易轍原委，比較翔實嚴謹的要算《資治通鑒》。”因為《史記》“記事不及輪台之詔”，《漢書》則“忽視了漢武帝改弦易轍這壹重大歷史向題”，而出自劉攽之手的《通鑒·漢紀》“集中寫了衛太子始末，武帝與衛太子關系以及武帝告誡後世等內容。他的目的，顯然是突出‘亡秦之跡’可鑒，突出改變統治政策的必要，並把它與衛太子的升降生死結合在壹起”。司馬光“理解劉攽的思想”，“非常欣賞漢武帝‘晚而改過，顧托得人’”。
不過，學界關於武帝晚年的討論並沒有就此打住，以下是叁篇相關的論文，有助於我們進壹步認識這壹問題。
漢武帝與匈奴戰爭示意圖
辛德勇：《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辛德勇先生在該文摘要中回顧了“論台詔”的學術史：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在1930年代出版的《東洋史統》中依據《資治通鑒》的記載提出，漢武帝晚年發布的“輪台詔”，旨在罪己悔過，體現了其治國路線的轉變，正是依賴這壹轉變，使得已經動蕩的西漢王朝得以保全。其後，中國學者唐長孺在《秦漢史講義》中述及相關問題，亦持有同樣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慶發表《論輪台詔》壹文，更系統地論述說，漢武帝劉徹在其去世前兩年，大幅度轉變政治取向，由橫征暴斂，窮兵黷武，轉向所謂“守文”，從而“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所謂‘昭宣中興’，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這壹重大論斷，引起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贊譽，產生了相當普遍的社會影響。
但辛先生認為“上述論斷不能成立”，原因在於：（1）見於《漢書·西域傳》記載的所謂“輪台詔”，只是壹種調整對外作戰策略的權宜之計，而不是從根本上轉變漢廷的政治路線；（2）市村瓚次郎、唐長孺和田余慶諸人認為漢武帝晚年的治國路線出現了重大轉變，主要依據的史料是《資治通鑒》，而《通鑒》相關記載不見於《史記》、《漢書》等漢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劉宋王儉著的小說《漢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據；（3）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采錄《漢武故事》，是刻意構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漢武帝形象；（4）進壹步追溯，可以看到，王儉在《漢武故事》所塑造的漢武帝形象，是基於他對宋文帝劉義隆與太子劉劭之間政治斗爭的感情傾向，有意而為；（5）《漢武故事》中的漢武帝形象，雖屬藝術創作，但在西漢的歷史上自有原型可尋。-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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