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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4-08 | 來源: 鄭永年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中國本土文明和外來文明之間的互動必然經過壹個復雜的過程。在外來文明來到中國的早期，人們對此的態度更多的是反應性的。每壹次外來文明來到中國，總是中國王朝處於低潮甚至社會政治秩序處於混亂時期。佛教來到中國是這樣，近代西方文明來到中國時也是這樣。正因為這樣，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力量來抵制外國文明的到來。在外來文明到達中國之後，起初人們總是抱著懷疑、不信任的態度，經常發生沖突，甚至極具暴力的沖突。但在經過壹段時間之後，中國文明就逐漸變得自信起來，自信到壹定程度，就主動去吸收消化。在這後壹個階段，中國文明改革被動的局面，再次變為主體。這典型表現在佛教和中國本土文明的融合過程。佛教傳進中國，早期也發生了諸多沖突，滅佛的事情也有發生，但最終通過互相調適，合為壹體。到了宋朝，新儒學崛起，再次確立了中國文明的主體地位，並且有機地把佛教融合到中國文明中來，形成了儒、道、釋叁教合壹的局面。
在近代西方文明進入中國之後，中國文明到底是如何反應的，是被動的反應，還是主動的反應，這是學術界壹直在爭論的問題。不過，以中國直到今天所流行的話語來看，中國的反應不僅是被動的，而且並沒有看到西方文明和本土文明之間的對話，也就是說，本土文明仍然被排擠在西方文明之外。
從文明角度看中國尚未崛起
這種情況正是今天很多人所深刻擔心的。西方文明的進入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斷裂了中國傳統的文明。如果不能再次連接上，中國文明就很難真正復興。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之後，盡管執政黨及其政府或者中國社會不再像“伍肆運動”之後那樣，激進地對待中國本土文明，並且各種傳統的思想也開始復活，但且不說傳統文明能否通過類似當代被稱之為“國學”的方法真正得到復活，在中國的文明對話，基本上仍然是在各種進口的西方思想之間展開的，中國本土文明還是處於“另類”狀態，被視為和西方文明格格不入。
人們希望在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進行對話，而不是看到是不同西方文明繼續在中國大地上的對話。對中國來說，這不是公平的對話，而只是簡單的選擇，甚至是壹種被動的選擇。清朝解體之後，經過數拾年的革命，中國終於再次統壹，在1949年建立了獨立的政權。在經濟數拾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崛起。但從文明的角度來看，中國還未真正崛起，中華文明還未真正復興。正因為如此，直到今天人們仍然強調文明的復興。
不過，即使在整個東亞社會發展的情況來看，這種復興並非容易。除中國之外，在其他東亞社會，傳統文明並非因為西方文明的到來而中斷。人們可以假定，這些社會發生了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的對話。但即使如此，傳統文化也並沒有成為主流話語，主流話語仍是西方話語，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傳統文化以各種方式生存下來了，但只是作為生活方式而得以生存。學者們所說的新儒家和西方文明的對話，可能只發生在學者中間，而沒有發生在政治領域。即使是在學者中間，大多數也只是用西方的方法來解讀和闡述傳統文化。正因為這樣，在1980年代，中國學者李澤厚先生就在中國提倡“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李澤厚用這八個字概括了傳統文明在其他東亞社會的狀況，也認同這種狀況。在80年代之後，東亞社會無壹不是深受西方影響，政治、經濟和社會各種制度都主動或者被動地西方化。或者說，這些社會都變革成為“類西方”社會。不過，這些社會都面臨巨大的挑戰，主要表現在西方制度和本土文化之間的顯性的和隱形的沖突。
在1970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繼續。當時，史學家錢穆先生就強調：“中國千萬不應該想要用那種從根拔起並摧毀過去遺產的文化革命的方式來得到解放；它只能透過中國文化本身，不管它的好壞都要面對它，認為中國人的未來實植根中國文化這種方式才能獲得。雖然有些中國人可能寄寓異國，並且吸收不同文化；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畢竟是生活在由共同的歷史所形成的條件與外觀之下。對他們來說，移民異域當然是不可能的。”
錢穆先生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激進主義。不過，這壹告誡也適用於東亞壹些社會的激進（西方式）民主化方面。對中國來說，在中華文明復興的道路上，必然要步其他東亞社會的後塵嗎？如果中國拒絕類似於其他東亞社會的“西方化”民主，中國本身又能產生怎樣的政治制度呢？歷史經驗表明，中華文明的復興並非簡單地回歸傳統，而是要在和其他文明的對話中再次復興。今天的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應該進行怎樣的對話呢？如果不想進行李澤厚先生所說的“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對話，又如何追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對話呢？盡管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時間，但從中國對話文明的本質來看，中華文明的復興來自於在以自己為主體的基礎上來包容其他文明，而不是簡單地拒絕其他文明。-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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