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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4-08 | 來源: 澎湃新聞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新疆鄉土志教材的編修，使每個縣都上報了各類自然與人文信息，內容豐富，諸如人口、民族、物產，甚至還有中外關系的交涉，當地有多少天主教教士、多少新教教士，這些信息全部都有，所以，《新疆圖志》贰百多萬字的編纂，與不缺基礎資料以及下情上達的通暢是有很大關系的。《西域圖志》是乾隆時代傾全國之力編修的地方志，《新疆圖志》只是新疆建省後地方官主持編修的，但是後者內容比前者長出肆倍之多。具體舉例來說，《西域圖志》中有“水道志”，沒有“水利志”，而《新疆圖志》中有完整的八卷“溝渠志”反映各地興修農田水利的成果，這就說明清廷統壹新疆後對農耕的重視以及檔桉上呈的完備。而編修 《西域圖志》時，屯墾尚沒有這樣的規模。而且，從《新疆圖志》中也可以看到光緒年實行的新政，在新疆的確實行得很好，“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觀念，在《新疆圖志》中表現得很出色。
《新疆圖志》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
澎湃新聞
：西方的地圖投影、經緯坐標等地理科學技術在清代就已經傳入中國了，前面說徐松的《西域水道記》有繼承傳統輿地之學的壹方面，那麼，近代科學在徐松的《西域水道記》中有何體現？又有哪些不足之處？
朱玉麒
：要說不足和疏漏之處，當然，壹定是有的。比如，書中有的說法有錯漏，再比如，《西域水道記》沒有明確的國界、邊界的概念，說到邊界就是游牧部落等等蕃地，沒有明確而精細的山水分割，這是時代的局限，後來在《新疆圖志》就已經有明確的國界概念了。我們今天看《西域水道記》，不能用現代地理學的標准來對待它，應該看到它的人文關懷。
康熙年間平定噶爾丹叛亂的時候，西方傳教士就已經進入新疆，進行過經緯度定位。西方人發明了地圖投影、大地測量法，然而在肆分伍裂的歐洲卻無法實施，這個繪圖方法的第壹次實現就是在中國。只不過，康熙年間的《皇輿全覽圖》測量點只到哈密。乾隆平定准噶爾叛亂是繼承其祖父的遺志，在平定叛亂的過程中，傳教士跟著進入新疆，建立了62個測量點，都有經緯坐標。《西域水道記》中的地圖雖然采用的還是中國傳統“計裡畫方”的方格地圖，但是在敘述某個地方時，都首次記錄了這壹地點的經緯坐標，這與傳統地方志不同，當然這個坐標原點是在北京。後來的《新疆圖志》也是有很多很現代的地理科學理念。
近代科學技術之外，《西域水道記》值得壹提的是它所體現的人文關懷，它不只是在寫自然水道，其中有很多人文地理的內容。比如，書中講到某壹個民族，就會講到民族的來源，當然其中有不准確的地方，至少徐松是有所考慮的。講到伊斯蘭教，會談及伊斯蘭教是如何從麥加、麥地那流傳到新疆。清末伯希和、奧登堡到中國考察的時候，人人都要有壹本《西域水道記》，它提供了很多經驗。雖然從現代地理學來說，有些問題它並未解決，比如，當時徐松不可能到塔什庫爾幹上面去測量明鐵蓋達阪的水流方向是怎麼樣的（後來的《新疆圖志》基本上是做到了），但這已經呈現了徐松當時所能了解到的最新的東西。《西域水道記》寫到穆罕默德生年的時候有引用馬六甲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的說法，這是傳教士用中文寫的雜志，可見，徐松在壹些細節方面都力求最大范圍地吸收新知。跟同時代內地文人士大夫所編纂的地方志比起來，這無疑要高明許多。
我在新疆工作過許多年，整理、研究《西域水道記》、《新疆圖志》，讓我感到自豪的壹點是，這些清代新疆的史地研究成果都是由壹批優秀的人才主持編修的，這些人有很好的眼界，是傳統文人中有“天下”視野的佼佼者。就拿徐松說，他當年考進士排名第肆，繼承了乾嘉學派的傳統，對中國傳統學問有很好的了解，又做過湖南學政，他的見識不是壹般內地省志的修纂者所能比擬的。-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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