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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4-15 | 來源: 嘉崎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霍金 | 字體: 小 中 大
“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受到廣泛迫害，“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越多越蠢”，“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沒有知識的”等口號經官方宣傳為整個社會所耳熟能詳。雖然文革後官方不再宣傳這些口號，但其代表的反智思潮顯然對中國社會留下了深刻影響。
壹批沒有受過科學訓練，卻又備受文革思想荼毒的中國人，借著“科學的春天”，開始爭相挑戰永動機、哥德巴赫猜想。
文化大革命後，官方為了彌補文革期間的損失，大力提倡科學研究，官方將1980年代的這段時間稱為“科學的春天”。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田松博士考證，“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成為當時的流行語。科普類雜志、期刊有了將近拾年的繁榮，其中壹種現已停刊的雜志的刊名很能體現當時的時尚——《我們愛科學》。
在那段“科學的春天裡”，其中對日後中國“民間科學家”們啟發最大的無疑是徐遲描述陳景潤工作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與西方科學報道冷靜客觀的風格截然相反，充滿了中國報告文學特有的誇張煽情，其中將陳景潤證明數論難題的過程比喻為攀登珠峰，充滿了浪漫的英雄色彩。這篇引起轟動的報告文學作品掀起了壹場“人人爭當陳景潤”的熱潮。時至今日，中國民科界很多人都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作為自己的畢生使命，足以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巨大影響。
陳景潤在文革中孤身投入研究的事跡令很多沒有受過正規學術訓練的人誤以為自己也能復制陳景潤的成功軌跡。於是，《哥》文掀起的對科學研究的狂熱和文革遺留下來的對科學共同體和正規科研訓練的蔑視在中國民科身上結合起來，形成了他們的獨特性格——忘我地投入科研，同時卻對科學共同體的共識和基礎文獻不屑壹顧。正是這種“奮其私智智而不師古”的心態造就了中國民科爭相挑戰“哥德巴赫猜想”、“熱力學第贰定律”、“永動機”等問題的奇景，涉獵的研究內容越轟動、社會影響越大，也就越符合他們“獻身科學”的願望。
“民科”的治學方法不論，但其心態大多是真誠的，但還有壹類的民科則完全可以歸為騙子壹類。1984年王洪成“水變油”事件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王洪成是哈爾濱壹名司機，聲稱發明了壹種“可燃炔”制劑，溶解於水後可使水成為“水基燃料”，成本及其低廉。此技術及相關文章壹度刊載在各種媒體上。1985年冬天，王洪成從大慶到北京、河北、浙江、上海等地表演。這個騙局竟然得到了錢學森、“中國原子彈之父”王淦昌等人的背書。
1987年，中國國家計委撥款60萬元人民幣給王洪成在河北省定州勝利客車廠生產燃料。1992年11月22日，“洪成新能源澎化劑有限公司”成立，1993年1月28日，《經濟日報》發表《水真能變成油嗎？》的文章，稱此是繼傳統肆大發明以來的中國第伍大發明。後來水變油技術被認為是騙局和偽科學，1998年王洪成因為利用水變油技術和其他壹些犯罪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至今，網上為其辯護者仍然不少。
大眾傳媒和互聯網將科學活動誤讀為“靈光壹現”、“鐵杵磨針”、“為國爭光”，進壹步造就了轟轟烈烈的民科潮。
在互聯網出現之前，民科自我宣傳的手段主要是到各個大學去散發傳單，或給專家、教授寫信，或到北京等城市試圖拜訪專家、教授、媒體或是有關政府官員。這些努力往往得不到任何回報，效率低下。大眾傳媒以及互聯網的出現對其自我宣傳有如虎添翼之效，“民科”在大眾傳媒和互聯網上壹般以“被科學界迫害的科學斗士”面目出現，且真能讓壹些網民、記者對他們的成果信以為真。並且確實增進了其傳播效果。
《中國青年報》就曾登載過《壹位鄉村醫生對古地球的玄思》，《南方周末》也曾報道過署名“李燕”的“科學新說”，其中包括“同姓同病說”、“基因互滲說”、“愛滋病是壹種宇宙病”、“‘種’的原則推翻了進化論”等，2003年還刊發《令人深思的“蔣春暄現象”》，為著名數學民科蔣春暄鼓吹。認為蔣在國內學術界“長期受到難以言說的冷落”，但“牆內開花牆外香”。指責“現今的科技體制還不夠健全，缺少應有的推動科學原始創新的機制和保證學術成果得到公正評審的健全體制。……蔣春暄的成果壹旦成立，可能會改變全部數學現狀，成為通向未來數學領域的裡程碑，因而蔣春暄現象正召喚我國科技體制的深層改革到來。”。
這些報道、網帖把科學發現的豐富過程簡化為最後壹步的靈感與機遇，簡化為拍腦門出點子，本質上是對科學活動的誤讀。但由於這種敘事模式自身極具戲劇性，再加上主流意識形態對這種“為國爭光”、“鐵杵磨成針”故事的長期默許甚至是肯定，使得這些民科故事反過來造就了壹輪又壹輪的轟轟烈烈的民科潮。科研機構不願意否定他們，更傾向於委婉地推托，誰也不想惹上“打壓人民群眾搞科學，打壓理想主義”的罵名。-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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