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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4-15 | 來源: 吳德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天安門 | 字體: 小 中 大
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節期間，大批北京群眾自發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已故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時表達對肆人幫的抗議。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認為紀念活動背後有人操縱，定性為“反革命”性質，當晚開始清理廣場上的花圈和標語。5日，在廣場的群眾發起大規模抗議，與清場的民兵、工人、公安發生沖突。當晚，北京出動1萬多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暴力驅散了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事後，中央政治局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認為鄧小平是事件總後台，撤銷了鄧小平在黨內外的壹切職務。1978年，肆伍運動獲得平反。原北京市委第壹書記吳德，作為天安門事件的親歷者，在其著作《吳德口述：拾年風雨往事》中講述其中真相。
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肆伍運動場景 （圖源：VCG）
1976年是很緊張的壹年，大事情接贰連叁地發生，波瀾迭起。
1月，是敬愛的周總理逝世。同時，毛澤東同志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4月，是載入史冊的天安門事件爆發。7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總逝世。在這個月裡，又發生了傷亡數拾萬人的唐山大地震。沒多久，偉大領袖毛主席又在9月裡溘然長逝。神州大地承受著空前的震動。
我作為北京市的負責人，在這些劇烈的事變面前簡直透不過氣來。
1981年在中國共產黨第拾壹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正確指出：“肆月間，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肆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壹切職務。”歷史無情地把我卷入了天安門事件之中，注定地犯了錯誤。
天安門事件的發生有壹個積累、演進的過程。
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這是我深深感覺到的。周總理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凝聚著黨心民心，也使敵對者驚懼和懷恨。總理的逝世，對社會的震動很大。當時，很多國家的政黨、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國來參加治喪活動，政治局曾為此開會討論過，決定婉言謝絕。
“肆人幫”出於對周總理的極大忌恨，對周總理逝世後的悼念活動壓制得很厲害。我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就看見過姚文元訓朱穆之，說訃告、唁電登得太多了。後來，報紙上對各國的唁電只作了摘登。更有甚者，“肆人幫”憑著他們當時掌握的權力，無視人民群眾的意志，玩忽人民群眾的感情，要治喪委員會發出壹個通知，要求不准設靈堂，不准戴黑紗，不准送花圈。這幾個異乎尋常的不准，竭力縮小悼念周總理的規模，貶低周總理的功績，自然要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反抗。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幹部，終於認清了“肆人幫”的丑惡嘴臉，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義的力量敢於蔑視“肆人幫”的淫威，同“肆人幫”的勢力較上了勁。
(柏丞 編輯)
對於治喪委員會所發的那個通知，北京市沒有傳達。當時，北京市的黑布、白紙都賣光了。
1月11日，周總理的遺體火化時，北京醫院至八寶山沿途，壹贰百萬人肅立嚴寒的街頭，表達對周總理的懷念和哀思。多少人含著悲憤的眼淚，多少人痛哭失聲。
從3月底開始，北京的學生、工人、機關幹部、各界群眾，不顧“肆人幫”的阻撓，紛紛走向天安門廣場，以敬獻花圈、朗讀詩詞、發表演說等形式，悼念周總理，怒斥“肆人幫”。
北京市委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層黨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各單位在本單位舉行悼念活動。但基層組織沒有照辦，依然紛紛去天安門廣場。當時的洪流只能渲泄不可阻擋。市委沒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對，而是要求各級幹部、衛戍區指戰員、公安人員和民兵，維護好天安門廣場的秩序，引導群眾安置好花圈，加強巡邏，防止現場失火。
從3月30日算起至4月3日，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次超過了壹百萬。當時，廣場上悼念周總理的活動，群情激憤，但秩序井然，在現場維持秩序的同志與群眾心心相印。為了全面掌握情況，除白天以外，我還派人在晚上去廣場多加觀察。為了防止被“肆人幫”抓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們要求覆蓋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辭激烈、矛頭明顯有所向的詩詞和標語等。從揭下來的悼詞、詩詞、標語和傳單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對“肆人幫”的，個別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數表示擁護鄧小平同志的。對於這些情況，在4月4日清明節前，市委沒有出過壹份簡報，也沒有向上匯報過。
說實在的，我們與群眾的感情是相通的，毫無對立情緒。廣場和灰觀禮台上的花圈擺滿後，市委立即指示開放紅觀禮台，讓群眾上去擺放花圈。那幾天，廣場上悼念周總理的群眾少時數萬，多時拾幾萬人。市委組織了伍千名民兵、叁千名公安人員著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廣場做了大量的保衛、勸說工作。
“肆人幫”在周總理生前曾瘋狂地攻擊周總理，現在看到群眾如此深情地悼念周總理，他們極為惱火，派了很多記者在天安門廣場活動，搜集情況。
4月3日，北京市委邀請各界群眾代表座談，征求對花圈的處理意見。到會的群眾代表要求將花圈擺放到6日，這期間由他們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眾自己取回（當時周總理的遺像很少，群眾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總理遺像），群眾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寶山。我當時認為情況是復雜的，天安門廣場上雖有反對“肆人幫”的詩詞、標語，但更多的群眾言論、活動是悼念周總理的；有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在乘機活動，但不是壹個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眾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節以後再取走。
4月4日，天安門廣場上出現了比較混亂的局面。人群中發生爭執毆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傷，沖擊得很厲害。事態嚴重起來。
當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這個會，葉帥、先念同志好像沒有參加，毛遠新列席了。華國鋒同志主持了這次會議。作為北京市的負責人，在華國鋒同志講話以後，我匯報了情況。我說：送到紀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個，共有1400多個單位。還有壹些花圈是不寫單位或冒充其他單位名義送的。4月3日到廣場的人數大約是20萬，507個單位送花圈800多個；4月4日到廣場的有8萬人，420個單位送了450個花圈。看熱鬧的人很多，也還有壞人帶著壹幫打架的人也來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徑有6米，悼詞內容有寫緬懷先烈的，也有寫懷念周總理的。去廣場最多的單位是柒機部、科學院，其次是肆機部、鐵道部、外貿部，北京市是廣播器材廠、曙光電機廠、青雲儀器廠。我錯誤地說，送花圈較多的單位也是問題比較多的單位。
(柏丞 編輯)
我還說：從4月2日就開始有惡毒的煽動、講演，內容很反動。詩詞、悼詞、小字報中，有48起是惡毒攻擊毛主席、黨中央的。但到廣場去的人大多數是出於懷念周總理，有些學校是到天安門廣場宣誓批鄧、教育幹部的。
我還匯報了北京市采取的壹些措施。我說：市裡向基層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電話通知發了下去，說明有壞人利用群眾的心情，攻擊毛主席、黨中央，破壞批鄧大方向。通知發下去以後，很多人說不去上階級敵人的當了，知道所謂總理遺言是敵人制造的謠言，很多單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數群眾是擁護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幾個措施。壹個是現場取證、拍照；另壹個是看准了是反動的人，派人盯住，待其離開人群後再抓，拘留了拾個人。
發言中，我還講了壹些錯話，我說這些活動是受了鄧小平的影響，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准備形成的。
會上，我將前壹天在市委召開的各界群眾座談會上群眾提出的意見作為市委的建議向政治局提出，要求爭取兩叁天時間做群眾工作。
當時，政治局的同志也沒有人說這是壹個反革命事件，他們只是說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動，他們同意市委的建議，“肆人幫”也是同意這個建議。
但是，會議還沒有散，殺出壹個程咬金來。《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給姚文元送來了壹張紙條，說在紀念碑西南側有人發表演講罵江青。
江青看了這個條子後，暴跳如雷，用手指著我質問：“你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為什麼允許反革命講演？”
我說：“我在這裡開會，怎麼會知道。”
江青說：“這個反革命分子要馬上抓起來，這樣的人不抓有右傾。”
江青指著我嚴厲地說：“你中鄧小平的毒太深了。”
我當時只好站起來檢討了幾句，說思想上沒有重視，有些麻痹。然後，我就出去打電話給吳忠，問他有沒有這回事。吳忠在電話中說的確有人演講罵江青。我問這個人在哪裡演講。吳忠說就在紀念碑前，現在圍聽的群眾很多，不好處理，待群眾散開後能抓人時再抓。
我向政治局匯報了吳忠的意見，但沒有獲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吳忠打來電話說那個演講的人已經抓起來了。
這個問題解決後，會議繼續進行發言，我仍堅持要求給予時間做群眾工作的建議。
這時，江青大發雷霆了。她借機發難說：“吳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講壇嗎？”
江青隨後舉起手，看著手表說：“現在已經過了12點了，現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節已經過去，清明節的悼念活動應該結束了，你們完全有理由向群眾解釋清楚。現在就動手，天亮前必須把花圈全部送八寶山。”
我推托說：“按天安門廣場花圈的數量，需要調贰百輛大卡車，現在工人下班了，我們找不到足夠的運輸工具。”
江青蠻橫地說：“我不管，你們想辦法。”
實際上，運輸工具我們是可以解決的，我真正擔心的是不向群眾打招呼，不向群眾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會激怒群眾，要出亂子的。
我仍然堅持我的意見。
會議沉默了壹段時間。
華國鋒也許沒有理解我們的苦心，或者他做為會議的主持人想要打破當時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對我說：“老吳，你考慮考慮，動員力量，今天晚上解決了吧！”
華國鋒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這樣表態，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沒有異議，我不好再頂了，頂不住了，只好照辦。當時確實有兩種選擇：壹種選擇就是由北京市委動員幹部、群眾出面做工作，避免沖突；另壹種選擇就是激化矛盾，尖銳對立。如果華國鋒支持我的意見，我們用幾天時間做好群眾工作，然後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會釀成“天安門事件”了。當然，歷史無法假設，要發生的還是會發生。
(柏丞 編輯)
散會後，紀登奎提醒我，說把花圈拿走以後，要注意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運走了，只有壹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園。
早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壹看，花圈已經蕩然無存。這就激怒了廣大群眾。群眾越聚越多，拾余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憤怒的群眾沖擊了人民大會堂。接著發生燒汽車、砸自行車、追打外國攝影記者、燒指揮部小樓等情況。我當時要求立即調救火車前往滅火。這個小樓是衛戍區的房子，裡邊存有槍支彈藥，很容易出危險。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鄧小平同志也參加了。小平同志已經有壹段時間沒有參加政治局的會議了。以後我才知道是“肆人幫”有目的讓鄧小平同志出席這次政治局會議的。大家目睹了廣場上發生的事情。“肆人幫”對他們釀成的局面自以為得計。我看見張春橋竟劈頭蓋臉地大罵鄧小平同志，說：你看看，你就是納吉。鄧小平同志壹言不發，根本沒有去理睬張春橋，也沒有與其他同志交談。囂張壹時的張春橋恐怕萬想不到，被提上歷史審判台的是他自己。
開會中，毛遠新拿著毛主席的幾個批示的條子傳達。我記得毛主席說，天安門事件的性質變了。
王洪文聽了毛主席的指示後提出，要調拾萬民兵。
我說：北京的民兵沒有上海訓練得好。現在工人已經下班回家了，調不來這麼多。
王洪文問：能調多少？
當時北京市負責民兵工作的書記倪志福說：最多也就是兩叁萬人吧！
我說：廣場上這麼多人，調兩叁萬民兵進去解決不了問題。廣場上的人比能調動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廣場情況會更加混亂。
張春橋說：用廣播的辦法動員群眾離開現場，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
江青用手指著我說：你是北京市革命會主任，你怕什麼群眾？應由你出面講話，動員群眾離開，把你的講話錄音，放錄音帶。
這樣，就有了張春橋、江青分別提出的兩種發表廣播講話的意見。華國鋒、陳錫聯、汪東興等同志後來也同意讓我出面發表廣播講話。這樣就定下來了。
根據政治局的意見，我寫成了《吳德同志在天安門廣場廣播講話》。講話稿避免了提悼念周總理的內容，當時我想把周總理牽連進去不應該。這個講話稿當時就讓華國鋒看了，他同意後，其他政治局同志也看過同意了。
這個廣播講話稿，與4月8日見報的文字稿有所不同。4月8日見報的廣播講話是這樣的：“同志們！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予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請這壹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壹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4月5日晚的廣播，沒有點鄧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當時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等提法。雖然沒有點名，但大家在當時還是知道的。4月7日政治局會議根據毛主席提議，作出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議後，在4月8日發表我的講話稿時，加點了鄧小平同志的名字。
(柏丞 編輯)
4月5日的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我的廣播講話稿，並決定：5日下午6時廣播，8時出動民兵。
為了執行政治局出動民兵的決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備，就提前退會了。
我和倪志福同志離開會場到衛戍區，同吳忠同志商量了出動民兵的事。吳忠當時還兼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政法工作。他聽了我們的傳達後說：天安門廣場上群眾那麼多，民兵去壹定會出問題，可能會發生流血事件，將來誰負這個責任？
我說：政治局已決定晚8時出動民兵，怎麼辦？
我們叁個人都很怕發生流血事件，吳忠更明確提出了要采取拖的辦法。他說：絕對不能8點出動，只有等群眾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動民兵清場，否則肯定會出問題。
我們叁個人當時商定：我和倪志福在衛戍區，吳忠去歷史博物館現場指揮，由他把握出動民兵的時機。
晚上8點鍾，華國鋒、陳錫聯不停地打電話找我，多次催問我為什麼還不出動民兵。他們當時都在人民大會堂觀察形勢。
我與吳忠在電話中商量怎麼辦，吳忠還是堅持說：廣場上有幾萬人，現在不能出動。
這時，政治局找我，繼而又找吳忠，要求匯報情況。迫不得已，我們商量好幾條不能馬上出動民兵的理由：第壹，工人剛剛下班，都是從家裡找出來的，集合遲了。第贰，事先未通知交通警（東西長安街規定不許通過大卡車），民兵沿途受到阻攔，影響了集合時間。第叁，先到的都是商業系統的民兵，女民兵多，她們執行這種任務有困難。其實，這些“理由”都是為了找借口、拖時間而編出來的。當時，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集合好了。
他們聽了我們的匯報後，很不滿意，說怎麼搞的。
晚上10點半，華、陳又打電話催問，陳錫聯更為關心，他是北京軍區的司令員，首都的安全問題最為重要。我打電話問吳忠民兵可否出動了。吳忠命令把天安門廣場的燈突然全部打開，以此驚動群眾快走，並再次廣播我的錄音講話。催群眾迅速離開廣場。
晚11點，廣場上的群眾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壹千人左右。吳忠打電話給我說：“現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不肯離開的只有贰百多人了，可以出動清場了。”
清場時，先由衛戍區的徒手部隊把廣場包圍起來，然後是民兵出動清場。當時我們定了壹個原則：凡是身上帶有凶器的、帶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帶有反動傳單的人，交給公安局審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後實際被公安局拘留的有壹百多人。經過審查後，又陸續大部釋放。
整個清場過程，免不了發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死壹個人。
4月6日，天安門廣場就戒嚴起來了。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毛遠新拿著毛主席寫的條子給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壹首都，贰天安門，叁燒、打，性質變了。”毛遠新解釋說：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門廣場發生了燒、打事件，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其性質已變為反革命事件了。
毛遠新還傳達了毛主席的兩項提議：壹是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壹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贰是撤銷鄧小平黨內外壹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毛遠新還傳達了毛主席說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的話。
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壹副主席的建議，是毛主席不把權力交給“肆人幫”的重要措施。那時，上海已經貼出大字標語“擁護張春橋同志當總理”。毛主席批評了這個問題，讓上海趕快把這個標語拿掉。
關於4月7日參加政治局會議的人員，毛遠新先是傳達毛主席的意見，說朱老總、葉帥、李先念、蘇振華不必參加會議了；但其間毛遠新出去了壹趟，回來後又通知除蘇振華外，其他人都到會。蘇振華前幾次的會議都參加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不讓他出席7日的政治局會議。於是，政治局會議直等到朱德、葉劍英、李先念都到達後才開始。
(柏丞 編輯)
對於毛主席的兩項提議，參加政治局會議的同志誰都不說話。政治局當即擬定了文字稿。我還記得朱總司令戴上老花鏡拿起文字稿看了壹遍，心情很沉重，壹言未發。
政治局通過決議後，由毛遠新拿去請毛主席批示。很快，毛遠新就回來了，說毛主席已經批准。
“肆人幫”為了大造輿論，召開了獎勵大會，接見了壹些人員，在宣傳報道上喧囂壹時。“肆人幫”還讓市委、市公安局分別總結經驗寫報告，企圖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全國。當時，我們認為這樣的“經驗”不好總結，但又不能硬頂，只好送了壹個應付差事的報告。這個報告送到毛主席那裡，毛主席認為向全國下發北京市委的報告“此計不妥”，毛主席還在報請下發的北京市公安局關於《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中反動詩文原件選印》的報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雜亂無章，近於畫蛇添足，不宜發表。”
雖然群眾當時很難被說服，但毛主席還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還很高，市委在機關、廠礦、學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樣，北京市的社會秩序、狀況才稍有平息。但這樣的形勢，表明黨和人民與“肆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不僅沒有停止，而且“肆人幫”的倒行逆施必將惡有惡報，只是時辰未到。
正像歷史告訴我們的那樣：人民終於勝利了。
粉碎“肆人幫”後，我對在天安門事件中所犯的鎮壓群眾的錯誤作了多次檢討。我還檢查說：“我在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廣播講話中，誣蔑了鄧小平同志。”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於我所處的地位，我無法不執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決議。盡管如此，錯誤總歸是錯誤，只要把它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去參考和認識，是可以做到心悅誠服的。
粉碎“肆人幫”後，壹些報刊上說在天安門事件中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等等。當時，吳忠曾在壹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壹個人。結果，吳忠的發言在會場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滿。這些同志說：血都流成河了，怎麼能說沒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說當時把天安門廣場的血跡都沖冼幹淨了，把打出來的人腦漿都沖冼掉了；更有同志說他的口袋裡就裝著有關的材料，可以說明當時的嚴重情況；還有同志說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後，中央曾派小組調查此事，調查得很認真、很仔細。調查了醫院、太平間、火葬場和參加清場的很多民兵。壹共進行了叁次調查，第壹次的調查報告我看見了，後邊的兩次報告我沒有看到，但我問過，調查的結果是壹樣的，都說是沒有死人。
吳忠同志在“天安門事件”中還是用了壹番心思的，他想把損失盡可能地減少。當時，“肆人幫”也很害怕，江青指著我、陳錫聯、紀登奎說：北京軍區、北京市委還保證不保證我們的安全了？我們叁個人當時都不吭聲。我們的處境非常困難，很容易出大的問題，造成流血事件。沒有死人，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
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壹書，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記載與事實有很大出入。我要站在實事求是的立場上對黨負責任地簡要說明兩點：
第壹，1976年4月4日和4月5日，中央政治局分別開了兩次會議，討論處理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問題。4日會議主要討論的是收花圈；5日會議主要討論的是動用民兵和決定讓我發表錄音講話。《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將這兩次會議記述為4日壹次會議了。這壹天之差就含糊了許多重大問題。
第贰，《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所載，4日的政治局會議只有華國鋒同志在會議開始和結束時各講了幾句話，其余的都是我在發言，成為會議的主角。好像“肆人幫”沒有發言，其他的同志也沒有發言。這樣表述的根據可能就是來自毛遠新給毛主席的報告，但毛遠新當毛主席的聯絡員後，向毛主席匯報的內容，從來不經政治局討論。“肆人幫”在會上說了很多話，他們攻擊這些活動的總後台是鄧小平，甚至造謠當時已經身不由己的鄧小平還到過天安門廣場等等。我沒有同意“肆人幫”的議論，我說沒有發現鄧小平同志到過天安門廣場。江青壹伙還在會上講了很多惡毒誣蔑群眾和鄧小平同志的話，他們竭力主張鎮壓群眾，“肆人幫”的氣焰當時非常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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