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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4-23 | 来源: 自由亚洲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没想到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群，因为“1%”的“焦点”聚在了一起，构成了梦时代的新寓言。有人不无幽默地说，前一个1%不一定想要中国籍，后一个1%想要中国籍而难以得到。幽默的背后有现实。两个1%的人群虽然各异，但它们之间可以流动，比如那黑户的1%如果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恐怕就要进入25%的底端家庭，和他们分享那可怜的1%的财富。这些1%的影响面都很大，将远远超过1300万人。一个人的背后是一个家庭，一个群体的背后是一个阶层，如此看来，公民权利用什么来得以保证呢？
以上“两级分化”的成因是由体制机制的缺陷造成的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当今社会五大不公加快了贫富“两极分化”蔓延的速度，究其原因如下：
一是土地财政引发的住房不公拉出了“两极分化”的巨大反差的“K线图”。
土地财政是政府和房地产商直接连通的一根超级利益链条。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因政府利益驱动，无形使其成为高房价的幕后推手，将老百姓直接推入了高温炙热的高房价炉火上“烘烤”，烤干了“水分”，榨尽了“油脂”，使众多民众倾其了一代或多代人的全部家当为“房奴”埋单。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连“房奴”都当不上，成了“头无片瓦、脚无寸土”的居无定所的真正“无产者”。此时，官员和富人却在清凉优闲的“避暑山庄”度假，有的还用“灰色收入”到国外大量购房。又由于官员们曾经享受着福利分房和购经适房的特权，这就成了他们阻隔高温房价“烘烤”的天然屏障。而富人们却在一轮轮住房投机与投资中，静待着从“房奴”身上搜刮的民旨民膏源源不断地流入囊中。二者反差真是“天上人间”。
二是因曾经的社保“双轨制”不公带来的官民终身收入差距难以在短时间消除
。因官员们主宰国民财富“蛋糕”的分配大权，一些忘了自己“仆人”身份的官员，总把自己当成“上等人”，把真正“主人”人民看成“二等公民”，抓住一切机会为己敛财。不但在位时把权用到极致，还要用在位时的权力安排好自己“下岗”后余生的利益。所以，才会有扭曲了的“中国特色”社保“双轨制”出台。经官员们精心设计，使得官、民之间初始养老金的最大落差有50倍之高。原始标准官员最高养老金可达10000元∕月，平民最低只有200元∕月，这样的落差早已没了“公平”二字。尽管政府连续12年以10%比率递增了企业养老金，但因二者基数相差太大，差距还是难以拉近。别说若干年后高通胀使人生活难以维系，就是今天的物价也难免还会有少数穷人去拾“菜叶”，方能艰难渡日。
三是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两极分化”
。今天的收入不公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不公了，当属人世间“奇特”全方位的收入不公。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和政府管理研究院共同发布的《2012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称，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5以上，接近社会动荡线。报告把中国的收入层次形象的描述为金字塔型，收入金字塔的顶端高居着占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拥有几乎占全国份额一半的私人财富；处于该金字塔底座的绝大多数人收入甚少，还有不少在逐年累进积累着债务。上市国企高管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28倍。企业老板与雇员的收入高差为251.87倍。2007年，平安保险公司总经理年薪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中国前400位富豪的财富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10.45%。而美国前400位富豪占GDP的比重到2011年才超过10%。这表明中国财富集中度已经超过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2016年北大的报告则显示：处于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就说明贫富差距以几何级数“进步”的速率比想像中还快。作为在一个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尚未脱贫的国度里，这种情况实属极不正常。
四是因过去政府配置资源不公造成的国、民企职工收入上的差距
。改革开放已30多年，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由于改革不到位，我们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常常替代市场无形的手，参杂了大量与市场利益瓜葛的因素，造成了今天国企与民企如同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情形。首先是生产资源占有的不公：政府以“国计民生”大网罩住了一些垄断行业国企，将国家的优质公共生产资源（有的是国家战略资源）划归其名下，“两桶油”就是其典型代表。曾经用行业准入许可规定阻止其他企业入内，特别是限制了承载大多数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进入，致使国有垄断企业长期获取资源垄断利益。从融资环境看，国企与民企也存很大区别，不论直接还是间接融资国企都快捷便利。而民营企业间接融资困难重重，直接融资门槛又太高，一些民企上市之路难于上青天。而其间接融资的条件和成本又远远高于国企，不公的融资环境人为地加重了民企的经营成本。其二是由行政资源垄断市场造成的不公：如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企业）等行业，是行政垄断的代表企业。基本上不允许外人与外资入内，他们是政府赋予了行政特许权的。因而，行业收费、市场定价都是自己说了算，借用政府行政手段获得了垄断利润。其三是国、民企业间承载的就业人口比例悬殊引发的不公：具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前国有企业占有全国60%以上的公共生产资源，却只承载了百分之十几的就业人口（余下的全由民企承担），同时还享受政府的各种补贴和优费政策等，如此不对等的企业环境，肯定派生出巨大的企业间国、民待遇的不公，这也是造成社会财富“蛋糕”切得极不公平的很重要原因。-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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