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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4-27 | 來源: 嘉崎博客 | 有1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江澤民 | 字體: 小 中 大
文革期間，江澤民受到了紅衛兵的批判。與他的同學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運的。他沒有被清洗、流放或監禁。他有兩個救命的優勢：他生在壹個“紅色”的家庭；他專注於科學研究。用“文革”的語言來說，他是屬於“靠邊站”，而不是被“打倒”。雖然如此，但他依然在文革中經歷了他人生中最為屈辱的壹刻。
1993年6月10日、11日，江澤民視察寶雞（圖源：寶雞人民廣播電台）
江澤民設法在“反右”運動和“大躍進”中幸免，相對而言安然無恙。到了1962年，他所有的考慮都集中於未來。促成他的調動的又是汪道涵。兩人多年來壹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江每次因公出差去北京，都會拜訪汪夫婦。汪當時是第壹機械工業部的副部長。隨著經濟開始復蘇，他想讓江澤民離中樞更近壹些。汪把36歲的江從長春調到上海，讓他擔任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壹副所長，這是壹個需要他的管理與技術技能的職位。
“在那裡工作的有700多人。”曾培炎回憶說。曾在同壹年進入該研究所，幾拾年後，他成為江主席最重要的部長之壹。“年輕人和技術人員都喜歡同江交流。他是個組織者，又是個專家。他經常到我們實驗室來，了解我們的研究工作進展如何。”
汪還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壹研究所擔任總務秘書。此後的20年裡，她的職務不斷提升，直到擔任研究室主任。在工作中，她非常熱情並且很低調，下班後就趕緊回家照顧家庭。
在當時遭受“大躍進”破壞的中國，上海算是壹個相對繁榮的“孤島”。盡管如此，生活還是很艱辛。雖然江被提拔了，他拿的工資還是很低。他和妻子每天自己帶午飯，送孩子上學，坐公共汽車上班。他們要壹周數次設法排上最短的隊購買生活必需品。不過，江的新工作有壹個好處，就是在新職工宿舍分到了壹套現代化的兩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擁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們家庭的夢想，他們將在這套公寓中住上20多年。
人們充滿樂觀，看來，那些破壞性的政治運動似乎終於退潮了。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為領導的黨的務實派在與激進的“左派”分子的斗爭中越來越有魄力。劉在1959年接替了毛擔任國家主席。（在中國，“左”和“右”的政治標簽，就其在“保守派”或“自由派”方面的意義而言，跟在美國的情形正相反。“左派”是保守派，他們力圖維護純粹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毛澤東推行的政治控制。右派是自由派，他們力圖改變現行體制，以使其更符合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和開放的民主政府。終其壹生，鄧小平既與極左也與極右作斗爭。繼承他的事業的江澤民也將如此。）
1962年2月，劉少奇在柒千人大會上指出，國家的災難局面只有叁分屬於天災，另外的柒分屬人禍。包括毛和劉在內的很多高級領導人作了自我批評。鄧將問題歸咎於經驗不足，他說所有人都有責任。毛繼續被尊崇為新中國的締造者。他在那次會議上表現出反常的順從，但這些批評很可能已經激怒了他。4年以後，毛發動了對劉和鄧的斗爭，但當打倒這兩人的時候，也幾乎毀掉了整個國家。
而在當時，人們試圖采用務實的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最具革新精神的領域之壹是由劉少奇的門生薄壹波所領導的第壹機械工業部。他營造了以工作成績為獎懲依據的環境，像江澤民這樣的人可以在這種環境中嶄露頭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務之壹是發展國際合作，”沈永言回憶說，他在江到任後不久看望了江，“他說所長對這方面不感興趣。”江澤民熱愛學習語言，尤其是英語，加之思想開放，好奇心強，真是很有天賦。他訪問了很多國家，他的國際視野開始形成。
1965年，壹機部組織了壹個代表團出席在日本舉行的科技會議，江被選為代表團成員。由於中日沒有外交關系，因此兩國沒有直飛的航線，代表團要途經香港。江對這個島嶼的繁榮與迅猛發展印象深刻。香港所有的行業——紡織、電子、航運、房地產和旅游業——都欣欣向榮。香港的出口額相當於中國大陸出口額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驚，而上海還被認為是中國的商業中心。島上精致的百貨商店及現代化的摩天大廈讓江了解到壹個中國的城市可以達到怎樣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現和隨後所作的匯報給上級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裡有意將他調到北京，在那裡他可以協助管理全國的電機生產，但是壹項新的、 更為重要的任務突然出現了。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包括壹個原子能研究中心在內的壹項重要工程——剛剛成立。汪道涵建議由不到39歲卻有著動力工程領域過硬履歷的江擔任所長兼黨委副書記。身兼兩職給了江很大的權力，這壹任命把江提拔進了高級領導幹部的行列。
江對於這壹任命心情復雜。雖然他將成為有300多人的新機構的領導，但他更喜歡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職務的壹個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沒法與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這是壹段20年分居生活的開始。盡管江每年有壹個月的假期可以與家人團聚，兩地分居還是使這個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價。另壹個不利因素是，武漢作為湖北省的省會處於政治主流之外。不過，事實很快證明，這壹點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後的幾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願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運初見端倪。壹家上海報紙刊登了抨擊北京市壹位副市長所寫劇本《海瑞罷官》的文章。評論的作者是壹個叫姚文元的人，他聲稱該劇含沙射影地攻擊了毛主席，陰險地暗示有黨的高級幹部在背地裡支持該劇。後來結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為他人所操縱，特別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傳幹將張春橋。他們叁個再加上壹個名叫王洪文的工廠保衛幹部將會成為臭名昭著的“肆人幫”。
到了1966年3月，“肆人幫”（譯注：當為江青等人，此時“肆人幫”尚未形成）對毛危言聳聽地說，“你的命令沒人理會，你的權威正被人篡奪”。毛則認為可以通過淨化中國的意識形態加速中國的發展，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卻來源於他的信念，這信念產生於他動蕩的壹生的晚年，即他必須再次使中國革命化。“文化大革命”開始是為了阻止中國走上蘇聯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道路，最終卻化為拾年浩劫，幾乎毀掉整個國家。毛想造福的對象——工人和農民——全都變得更加貧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樣，毛又壹次求助於人民，敦促他們譴責其領導人和被他稱為“閻王殿”的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壹些部門。當年晚些時候，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分別被打成“頭號走資派”和“第贰號走資派”。兩人都遭到清洗。劉少奇夫婦受到了紅衛兵長期的肉體和精神折磨。當監獄方面拒絕治療劉少奇的糖尿病時，他的生命走到了盡頭。鄧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較長時間的艱辛，但其命運要好得多。
類似的懲罰也落到了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的頭上。最初，他們並不認為這種瘋狂能夠持久，但在狂熱情緒和激進分子與投機分子的推波助瀾下，“文革”迅速升級，並失去控制。毛澤東，壹個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卻被嚴重扭曲了，對他的崇拜籠罩著全國。年輕的紅衛兵大多數沒受過多少教育，他們揮舞著記錄著毛主席語錄的紅寶書，好像它是神靈的啟示壹般，對任何他們認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審判。紅衛兵呼喊著制造不和的口號：“破肆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和“永遠忠於毛主席”等。
大學被關閉了，教授們被流放到農場去清掃豬圈或在水稻田中勞作。當“革命委員會”接管了為數不多的仍在辦公的機構以後，運動進程告壹段落。人們開始相互為敵———工人對工人、朋友對朋友、孩子對父母。隨著數百萬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掃進垃圾堆，整整壹代人被毀掉了。30年後，江澤民說：“貶低和破壞美好文化藝術的荒謬行為是完全錯誤的。”
起初，江最擔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識到無政府狀態並沒有像多數人希望的那樣快要過去，而是正在不斷蔓延。12月，他請了壹個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兒子。他決定取道北京，他這樣繞道有其深意，是想親身感受壹下正在發生的壹切。
到達首都後，江了解到，壹機部所有高層領導都已經或即將被打倒，並發配到農村去掃豬圈和種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壹樣都被流放。他們銷聲匿跡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樣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紅衛兵蜂擁在市委大樓門前，高呼口號要求市委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下台。兩人都曾有過光輝的革命記錄，現在卻遭到攻擊。據說是因為陳拒絕譴責劉少奇和鄧小平。12月30日，聚眾鬧事者突破了軍隊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辦公室———該事件被稱為“康平路事件”。此後不久，陳就被揪出來參加了3次批斗會和公審，電視台對此進行了現場直播。此後他和其他許多人壹樣也被清洗了。江澤民後來把這壹階段的動亂稱為“史無前例的破壞時期”，其中有些是他親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漢，他發現“文革”的沖擊已像冬日的寒風，橫掃了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調，他穿上舊軍服，與普通人裝束無贰。不過，作為研究所所長，他很容易成為攻擊目標。批判他的“大字報”貼到了牆上，其中之壹寫道“江專而不紅”。他被指控為走“白專”道路，是“修正主義者”和“走資派”。他自己說過的話——“我們必須熱愛我們正在從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證，他還因為重復陳毅將軍的話——“‘專’就是紅，它們是同壹問題的兩個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澤民身上，紅衛兵找到了大量的攻擊點：他的知識分子背景、他成長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蘇聯的留學經歷。他能說多門外語這壹事實意味著他“崇拜外國生活方式”。他們還指控江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江的確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爾會在公開場合梳頭並整理著裝。他的朋友們有時候會以此開壹些善意的玩笑，他們會說：“大腦袋小梳子。”江會微笑著回敬他們：“愛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與他的同學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運的。他沒有被清洗、流放或監禁。他有兩個救命的優勢：他生在壹個“紅色”的家庭；他專注於科學研究。用“文革”的語言來說，他是屬於“靠邊站”，而不是被“打倒”。盡管如此，他還是很憤怒：畢竟他曾為建設黨和國家那麼努力地工作。江後來告訴他的朋友和家人：“牆上的大字報真令人難以忍受。沒辦法同他們理論。對我而言，這是壹種折磨與考驗。”
紅衛兵選了壹個名叫劉振華的大學生來調查和審問江澤民，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為屈辱的事情。在審問中，江拾分坦誠。他告訴這個神經過敏的學生： “你們年輕人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有各種各樣的人。你必須學會如何用自己的頭腦分析問題並發掘真相。”當劉指責他的“資產階級生活” 時，江憤怒了。
他斥責道：“無稽之談！我住的是宿舍。我的毯子都被蟲子咬破了。我的公文包破爛不堪。你可以去查我的所有財產！”
劉私下裡告訴壹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盡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長的位子，接受公開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錯誤”並寫下檢討書。盡管他在心裡可能有時覺得生氣，有時覺得好笑，但江努力保持壹個坦率正直的態度，不給那些壞蛋以任何借口對他進行變本加厲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絕為了開脫自己而牽連任何人。壹段時間後，攻擊他的人好像已經用盡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麼原因使江澤民遭受的迫害相對較輕呢？首先，他離北京和上海比較遠———那兩個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對毛以及破壞共產主義的“走資派”的溫床。另外，江的個人行為無懈可擊：他沒什麼財產，從不追求浮華的生活方式。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塗，江強調他的父親是共產黨的烈士，而對他成長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則輕描淡寫。那時江還不知道，他的母校揚州中學是紅衛兵攻擊的早期目標，他們用鮮亮的大紅色把這棟“封建”大樓塗抹得面目全非。
江竭盡全力幫助所裡的工作人員。他的辦公室主任姓楊，曾經在中南海擔任過10年的警衛工作，對黨很忠誠，但由於曾給中央委員會寫信批評“肆人幫”（譯注：當為江青等人，此時“肆人幫”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對他說：“楊同志，你確實是壹個好同志。你壹定要相信只要我們的老壹輩領導人還健在，只要人民解放軍還在，天就塌不下來。最終，你會得到平反和正確評價的。”
在江被停職期間，他為技術人員組織講座和課程，考慮到當時反知識的政治氣候，這真是個小小的奇跡。其中包括用英語和俄語來授課，吸引了100多名學生。他還加深了自己對核工程學及馬列主義的理解。頭壹次有了那麼充足的時間，他可以如饑似渴地讀書，特別是英語書籍，非常具有反諷意味也非常聰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澤東著作。畢竟，怎麼能夠批評他讀毛的著作呢？江的另壹項自我完善是學游泳，這壹技能成為他在以後歲月中最主要的鍛煉方式。
9月，江探訪了壹些新入所成員的房間，注意到他們中的4個人擠在壹個狹小的屋子裡。在與壹位名叫華明春（音譯）的不到20歲的畢業生交談時，他說：“小華，為什麼不和我住到壹起呢？”聽到這話，新來的同志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是緊張地笑笑。“這不是什麼大事，”江說，“所長和其他人都應該壹樣。 領導決不能搞特殊。”當華到了江的房間，他驚訝地發現江已經重新放置了兩張單人床，還把自己的小書桌放在床中間，與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動達到高峰的壹年。華明春回憶說：“有壹天，我問江所長，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紅衛兵派系間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說：‘小華，你還年輕，你應當把時間用到學習上。如果我們沒有知識，就不能建設我們的國家。’”
在華搬進來之前，江把所有業余時間都用於在宿舍裡學習。他的床上總是堆著高高的書。如今他有了個室友，江便在辦公室裡讀書，直到很晚才回來，幾乎總是要到華睡著以後。“他總是很小心地開門，”華說，“他從不開燈，總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備。”
華和江在壹起住了3年。他記得江從不抽煙或喝酒。不過，他的確記得江的寬邊眼鏡，還有那頗有意思的頭發問題。華說：“我們所裡有些人批評江的頭發留得太長了。他們說江的發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別無選擇，只能把頭發剪短，但當他回來時，聽到了同樣的抱怨———說他的頭發還是不夠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讓理發師給他理了個政治上正確的寸頭。當他這次再回來的時候，他摩挲著幾乎已被剃光的頭問他的室友：“小華，現在我的頭發怎麼樣？”
華忍不住笑了起來。他說：“好啊，江所長，短頭發能防止被人‘揪辮子’。相信我，這次沒人會批評你的頭發了。”
江澤民在武漢的那幾年裡，只有很少的個人財產———個舊皮箱、壹個人造革手提包、壹條藍色碎花小棉毯、壹頂舊蚊帳、壹個小收音機以及壹個煤油爐。研究所沒有食堂，單身漢要吃飯就得到隔壁的武漢鍋爐廠去。有時候，江工作或學習太忙，他會給華留壹個字條，讓他帶碗米飯回來。其他時間，他會用煤油爐做點簡單的湯面。“我們所裡就有煤油，”華解釋說，“但江總是到商店去買他需要的那壹點煤油。”
“個人的就是個人的，”江說，“所裡的就是所裡的。我們必須公私分明。”
“在我看來，這有壹點過分了。”華補充說。
1968年，有更多的人進所，由於沒有空房子，兩個人搬進來與江和華同住。江對華說：“我們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無論屋子裡有多吵，只要江在屋裡而又沒睡覺，他就總是在讀書。有壹次，壹個室友的家人來訪，江建議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幾天，讓那家人有些私人時間在壹起。
多年後（1991年），華明春驚訝地得知江澤民是江上青的兒子。“我們在壹個小房間裡生活了3年多，”華當時說，“但他從沒對我提過他是烈士的兒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來總理———在這個災難性的時期幾個孤獨的理性的聲音之壹———訪問了武漢。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按要求夾道歡迎這位偉人，江與其他同事壹樣，都把這看成是壹種榮譽。但是，就在周到來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邊站的高級領導被強行關進壹個空屋子裡，不許出來。這讓江感到苦澀和失望。他說：“今天，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見到周總理。”江的同事從沒見他這麼沮喪過。
在停職近兩年後，江澤民被要求接受黨的嚴格審查，結論是在江的個人背景或政治行為中找不到任何嚴重問題。結果，江被送到“伍柒”幹校。“伍柒” 幹校的得名是因為毛澤東在這壹天號召知識分子去體驗農民的體力勞動。幹校位於壹個農場，通過身體受苦的方式來改造人，據說這是錘煉政治純潔性的火焰。吃飯就是用粗糙的飯碗，像農民壹樣蹲在地上吸溜面條。幾拾年後，江仍記得農場那“塵土滿天、泥濘崎嶇的鄉村小路”。
江在農場住了壹年多。由於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並和壹些人建立了友誼。除了按要求養豬和種小麥，他靠演奏樂器、練習書法和繪畫來打發時間。文化興趣又壹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狀態。轉折即將來臨，幹校生活是江復出的第壹步。-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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