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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5-12 | 來源: 惠風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1924年,為楊增新排擠革命黨立下大功的喀什噶爾長官馬福興,被楊增新突襲抓捕並處決。楊認為馬福興曾有的如下行為將禍亂新疆:擅自擴軍、隨意加稅任免官員、與舊俄領事館密議出兵討伐紅軍、暗稱“喀什噶爾帕夏”、與北京政府曹錕暗中聯絡。
楊增新對內地主義、政黨紛爭頗不以為然,曾雲“窮兵黷武,寡人之妻,獨人父母……今之人開口言同胞,而無日不戕殺同胞”。
由於政權更迭頻繁,楊增新抱定只認廟,不認神的態度,無論中央政府何人上台,楊增新在表示“新疆以擁護中央為天職”的同時,對新疆事務壹概我行我素,既不聽令,也不接受委派官員。
為防中原戰亂紛爭禍水西流,楊增新甚至命令,非經其本人同意,內地人不可從星星峽關卡入新疆。楊認為,內地社會動蕩,民無恒產、恒心,新疆孤懸塞外,不遠萬裡克服艱難入疆者,多半是膽大妄為的冒險家,而新疆多壹不安分游民,則多壹禍亂種子。
老子的小政府
楊增新服膺儒家修身之道和老子“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與內地大小政權不斷加稅、增兵、擴權相反,楊的治理之道是減稅、裁軍、縮權。他曾自誇道:“拾年以來,從未加賦稅,從未借債,人民負擔尚輕,是以外人過激主義遂難輸入。”
當時環境下,新疆做到這點極為不易。
自左宗棠收復新疆始,新疆的國家機器運轉皆需仰賴內地協餉,庚子賠款後清廷財力不足,但每年也高達240萬兩(不含伊犁、阿山地區)。辛亥革命後,內地各自為政,新疆從此斷絕了內地財政支援。新疆維持財政平衡、保持物價穩定的難度,高於中國任何壹地。
楊增新上台時,為平息戰亂、遣返革命黨人,新疆財政已造成巨額虧空。1913年,新疆軍費支出為557萬兩,而財政收入僅80萬兩。後經系統清理財政,1916年財政收入上升到了330萬兩,但顧及人民負擔,財政平衡只能靠大幅削減支出。
1912年,楊增新改組全疆行政體系,將府、廳、州、縣壹律改為縣治,裁撤了迪化(烏魯木齊)、伊犁兩府和霍爾果斯通判。新疆省設37縣,壹等縣6個,贰等縣17個,叁等縣17個。壹等縣全部科長科員12人(不含雇員),贰、叁等縣全部科長科員6人。
裁撤下來的冗員,楊增新安排墾荒或改營經商,並在公文中提醒在職官員“從速自謀生路,不要存做官之心”。
1912年新疆戰事初平,楊增新開始大規模裁剪兵員。此舉深刻改變了新疆駐軍的構成——新疆駐軍多由內地漢人組成,大規模裁撤重組後,省軍變成了本地穆斯林為主的多民族混合軍隊。楊增新認為,“以本省之人為本省之兵,則招之來可以麾之去,他省之人為本省之兵,則聚之易不免散之難”,化解了新疆出現軍閥的可能。
到了1916年,新疆省軍編制3萬,實際常不足1萬。由於極度壓縮軍費,新疆省軍被稱為“叫化子軍”,甚至不少士兵所持槍支是塗墨染色的木制假槍。楊增新對百姓嘲笑省軍的破敗不但不以為意,反施行更靈活的寓兵於民的政策:農忙時節,放開營門讓士兵自行充任耕作勞力,農閒時節同樣打開營門,讓饑饉者以當兵為名混口飯吃。
在楊增新看來,對內施以善治,防止過激主義煽動,對外不妄生事端,信守公法,即便只有象征性的軍隊,亦可保壹方平安。反之,“自治潮流日盛壹日,斷非快槍快炮所能壓制。”
經濟上,楊增新同樣奉行“無為而治”。他對經濟發展的注意力,主要在督導開渠墾荒,發展農業之利,而不在工業。楊任內值得壹提的工業成就,多為維吾爾人興建的民營輕工企業,譬如阿圖什的穆薩巴尤夫家族皮革廠的產品成功打入歐洲市場。而通常是工業命脈象征的官營重工業企業,則乏善可陳。
楊認為新疆投資重工業斷無法與蘇俄爭雄,只有農牧輕工業方才可行。但選派學生出洋留學,也不以回國後興建官營現代企業為目的,而是學成後讓他們回到民間自行改良傳統技藝。
楊增新認為官方只須教導百姓改良,官方投資辦廠應當審慎,不然近於壟斷且易造成虧損,於貧民生計無益。
新疆吉木薩爾、巴裡坤兩個軍馬場的“企業改制”遵循的也是同壹思路。歷代軍馬場皆屬官辦,但歷經反復整頓,軍馬場依然虧損嚴重。楊增新決定將全部官馬租賃給土爾扈特牧民經營,施行“鐵畜制”,即每100匹官馬,每年報交仔馬10匹,只要保證基本馬品質數量,其余歸牧民所有。此舉讓雙方均大獲其利。-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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