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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5-14 | 來源: 穆堯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文革 | 字體: 小 中 大
50年前的文革“浩劫”，因應著1960年代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潮動，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艱難探索“救亡圖強”道路中最為慘烈的歲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場結束了近半個世紀的運動所代表的特殊政治形態，在有了官方決議和中外無數結論、評點的情況下，依然有著等量齊觀的共識與爭議。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大社會實踐，在50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回首那段被塵封的歷史？
時代悲劇無法改寫，50年後重提文革並非“鞭屍”，亦非否定中共今天的統治根基，而是意在將這段前所未有的政治試驗置於中國歷史甚至是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去重新認識，反思這場浩劫的背後究竟隱藏著如何根深蒂固的民族基因——它決定了從毛澤東本人到普通民眾，何以都被投入壹場癲狂的、注定沒有出路的社會實踐。
在東方智慧中，對人生有“伍拾而知天命”之說。意即壹個人需要經歷相當的年限，有相當的人生積累，才能明白世間和自然的規律，鑒別真偽。歷史也是如此，時間往往可以讓人用冷靜、客觀的心態，發現和總結接近真實的本相。越是沸騰的歷史，越需要沉澱。那麼，積澱了50年的文革，又會給中國、給世界帶來什麼呢？
歷史會不斷地被後人評判，但只要每壹次評判都是基於理智的探索，就會成為人類智慧的積累和延續。無論是怎樣的歷史都不會也不應該被割裂和回避，只要發生過，就不會無故被磨滅。特別是壹個民族的歷史，必須由全民族的人為它負起責任。
“赫魯曉夫就在我們身邊……”
歷史事件的發生從來都不是處於“真空環境”的自我演繹，文革亦然。
1966年5月16日上午10點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全體會議，主持人正是當時與毛澤東嫌隙日甚的劉少奇。連續多日的詭異沉默後，經毛澤東於杭州審閱8次才定稿的《中共中央委員會通知》“壹字不能改，連壹個標點也不讓動”地獲得通過。這份象征著文革大幕開啟的“伍壹六通知”警告說，“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在接班斯大林不過兩年後，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贰拾大中徹底否定斯大林所作的秘密報告壹經披露，其影響便壹發而不可收拾。這種“鞭屍”式的逆反給了毛澤東強烈的刺激，以致他在晚年都在擔心會不會有人也會如赫魯曉夫那樣藉文革對他“清算”。而在當時，毛澤東更敏感地預見到這種“全盤否定”對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帶來的沖擊。
第贰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方之間的“鐵幕”隨即落下，持續半個世紀的冷戰開啟。蘇聯用鐵犁播撒了社會主義的種子，歐美世界在“復興計劃”下迎來了高歌猛進時代。於是，東西方世界均經歷了壹個人口迅速增長的“嬰兒潮”時代和經濟大放異彩的黃金時代。在這期間，被戰爭驅使的科技進步引發了第叁次科技革命浪潮，並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和城市化引擎。然而，就像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工業革命轉型時期，財富和壟斷力量的急劇膨脹所誘發的“嘈雜”，工業化對個體生命的“狂轟濫炸”，終於在1960年代演化為難以遏制的洪濤巨浪。
在斯大林主義主導的社會主義世界，伍六拾年代的東歐國家開始嘗試突破蘇聯的控制，尋求政治改良。而恰恰在這時，赫魯曉夫開始全面清算斯大林。受西方的經濟轉型和蘇聯突然的思想轉型的波及，當時在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叁大標志性事件，即波茲南事件、匈牙利拾月風暴以及布拉格之春。
1956年6月波蘭中西部城市波茲南16,000名工人舉行示威游行和暴動，以發泄對斯大林式官僚機器的不滿。不久後的10月份，匈牙利布達佩斯學生為追求獨立自主和民主化，推倒斯大林雕像。這兩次嘗試均被蘇聯的鐵蹄所征服，但是當時的民眾反抗運動挑戰了高度集權的蘇聯政治模式。大約10年之後，同屬這壹時期的布拉格之春由時任捷共領導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自上而下推行，亦被蘇聯的坦克“扼殺”。
與此同時，贰戰的結束推動亞非拉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持續高漲，壹大批新興國家宣告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體系崩潰。此原因除民族解放意識的覺醒外，還多多少少滲透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反抗斗爭的示范和傳導效應。譬如非洲大陸，納賽爾通過政變上台並讓蘇伊士運河在1956年擺脫了英國的控制；1960年非洲大陸民族解放運動橫掃17個國家，被稱為“非洲獨立年”；“南非國父”曼德拉於1961年參與創立“民族之矛”武裝組織，接受毛澤東和切？格瓦拉的游擊戰思想。
在歐美世界，對資本主義的失望與叛逆從1950年代開始萌發，並在1960年代開花結果。1960年代被強烈的社會矛盾和“弱勢群體”的壓抑感所觸發，充滿躁狂、搖擺、激進和異化。披頭士、酗酒吸毒、同性戀、女權主義、黑人運動、性解放等反傳統行為，成為催生各種社會政治運動的“思想啟蒙”。
同時在“3M”，即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塞思想影響下對資本主義仇恨和暴力運動的痕跡隨處可見。它深刻地影響了各種反傳統、反資本控制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遍及歐美國家的學生運動和街頭抗爭此起彼伏。1968年要求戴高樂下台的學生運動“伍月風暴”便是這些運動中最為矚目的“浪花”。那些年輕人高喊著「消費社會不得好死，異化社會不得好死，我們要壹個新的獨創的世界，我們拒絕壹個用無聊致死的危險去換取免於饑餓的世界”，正是對資本主義傳統叛逆的詛咒。
東歐國家對蘇聯模式的反抗，以及亞非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歐美反傳統的左翼運動所體現的叛逆精神都強烈地讓當時的中國感受到壹種深深的危機感。尤其是在毛澤東看來，“和平演變”的危機如此真實而迫近，令其不得不考慮剛剛建立的脆弱的社會主義政權如何不被這場洪流所淹沒。“伍壹六通知”警告“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正顯露了彼時毛澤東的想法。表明他已經將對政權的主要威脅從外部的帝國主義勢力轉為內部的“野心家”“陰謀家”。
事實上，美蘇兩大陣營的較量早在贰戰結束之前便已經打響。隨著贰戰的結束，兩大陣營的互相滲透和“和平演變”便浮出水面。美國1950年代盛行的麥卡錫主義反共運動雖然頗具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蘇聯在歐美國家尋求“突破”的努力的確存在。同時，1953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表示，寄望於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第叁代、第肆代實現“和平演變”，使社會主義國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為“自由的人民”，對蘇聯和毛澤東本人造成了直接影響。毛澤東不可能對洶湧而來的世界政治運動潮流毫無反應。深感“和平演變”危機的毛澤東1959年提出“必須警惕美國用和平手段，通過滲透和腐蝕，使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所以說，盡管彼時的中國依然身受美蘇兩大陣營的政治和經濟“孤立”，但中國的脈搏與世界的時代節奏依然擁有緊密的和聲與互動。
就毛澤東而言，即便外部世界風雲變幻，這位兼具虎性與猴性的領導人最為忌憚的，還是那個“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換言之，紅色江山是否能夠穩固，能夠永不變色，關鍵在於內部是否足夠純潔，足夠壹律。
毛澤東的“進京趕考”
如果說1949年3月23日，已然勝利在望的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北上北平的那場“進京趕考”，是屬於全黨上下的，那麼文化大革命同樣作為壹場“趕考”，則是屬於毛澤東的。而且以結果論，屬於毛澤東的這場趕考，不僅最終以失敗告終，而且給中國造成了至今難以彌合的創傷。
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這是毛澤東“趕考”路上思索最多的命題。在對內的警覺中，赫魯曉夫的上台更讓毛澤東將注意力引向中共及國家的掌權者身上。文革之前，毛澤東的權威已經遭遇了嚴重的挑戰。蘇共贰拾大否定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內容波及中共，中共八大黨章刪除了毛澤東思想的表述。叁年困難時期之後，毛澤東不得不在柒千人大會上對自己錯誤有所表示。在文革前夕，毛本人已退居贰線，但他意識到權力正在失去，又表現出無法接受的矛盾心理。人們可以從各種回憶資料中看到，當時毛澤東抱怨他的話沒人聽以及被實權人物劉少奇、鄧小平冷落的內容。
英國學者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叁部曲將文革的歷史淵源追溯到1956年至1957年的反右，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以及1961年至1966年中共領導層的嚴重分歧，並努力還原當時中共高層中的微妙狀態——毛澤東的猜忌與劉少奇的小心翼翼。不過，如果從權力爭奪去認識文革，將發起壹場政治運動看作如歐洲中世紀的“獵巫”（witch－hunting）以剿滅政治對手，則不免陷入簡單化的邏輯。事實上，毛澤東當時看重權力，正在由於他清楚權力在“和平演變”中的重要性。
1966年，得到劉少奇支持的彭真等人組成的中央伍人小組通過“反對將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立場問題”的《贰月提綱》，忤逆了毛澤東的設想，更加重毛澤東的疑慮。此時，毛澤東對中國形勢作出了極為嚴峻的判斷，認為處於黨政壹線崗位的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正是在和平舒適的環境中，在等級日益突出的官僚主義做派中產生了對基層民眾的壓迫，甚至已經“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中共黨內對國家規范和經濟發展的重視轉移了革命的方向，階級調和取代了階級斗爭；這樣的中高級幹部大量存在，在思想和組織上已經存在如同赫魯曉夫那樣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組成的黑線。毛澤東認為所有這壹切皆因他被迫放手後，劉少奇、鄧小平走了壹條不同的路線，而且已經與他的“趕考”思路背道而馳。此番資本主義代理人的政治復辟，劉鄧壹旦接班，那麼不僅自己可能會被像同斯大林那樣遭政治清算，甚至自己親手打下的江山也有可能就此斷送。
於是，毛澤東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解決這個問題，擔負起1949年“進京趕考”，守衛紅色江山的歷史使命和革命理想。他針對“和平演變”中的“和平”開刀，認為外部敵對勢力將希望寄托在和平環境對革命者的腐蝕上，所以就要針鋒相對。精研歷朝歷代治亂興衰的毛澤東深知“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道理，認為歷代王朝由盛到衰都體現了由革命到享受的必然，所以要不斷地“動”，不斷地“清掃”。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革命不能停，不能“船到碼頭車到站”，不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否則，國家機器就會“腐”會“蠹”，脫離底層民眾，最終被和平演變。所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理論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此外，文革的理想主義色彩也與毛的個人性格相關。毛澤東很推崇孫悟空的“造反精神”，認為條條框框束縛了人的“造反精神”。例如他曾喝問，“要把拾八層地獄統統打破，孫悟空鬧天宮，你是站在孫悟空壹邊，還是站在天兵天將、玉皇大帝壹邊？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早年毛澤東在湖南鬧革命，發動最底層的農民造反、抄家，被黨內及社會批為“痞子運動”，他專門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痞子運動”叫好、平反。毛澤東喜歡運動戰，揮灑自如；喜歡搞運動，不喜歡按部就班，這壹切在他發動的文革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1966年8月，毛澤東用鉛筆在《北京日報》的空白處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不點名批評“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何其毒也！”，吹響紅衛兵奪權的動員令，矛頭直指劉少奇和鄧小平。毛澤東帶頭“造反”了。國家最高領導人公開挺造反派攻擊國家機器和領導人，前無古人恐也後無來者。-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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