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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5-15 | 來源: 多維 | 有5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文革 | 字體: 小 中 大
50年前的文革“浩劫”，因應著1960年代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潮動，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艱難探索“救亡圖強”道路中最為慘烈的歲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這場結束了近半個世紀的運動所代表的特殊政治形態，在有了官方決議和中外無數結論、評點的情況下，依然有著等量齊觀的共識與爭議。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史 上的重大社會實踐，在50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回首那段被塵封的歷史？
時代悲劇無法改寫，50年後重提文革並非“鞭屍”，亦非否定 中共今天的統治根基，而是意在將這段前所未有的政治試驗置於中國歷史甚至是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去重新認識，反思這場浩劫的背後究竟隱藏著如何根深蒂固的 民族基因——它決定了從毛澤東本人到普通民眾，何以都被投入壹場癲狂的、注定沒有出路的社會實踐。
在東方智慧中，對人生有“伍拾而知天 命”之說。意即壹個人需要經歷相當的年限，有相當的人生積累，才能明白世間和自然的規律，鑒別真偽。歷史也是如此，時間往往可以讓人用冷靜、客觀的心態， 發現和總結接近真實的本相。越是沸騰的歷史，越需要沉澱。那麼，積澱了50年的文革，又會給中國、給世界帶來什麼呢？
歷史會不斷地被後人評判，但只要每壹次評判都是基於理智的探索，就會成為人類智慧的積累和延續。無論是怎樣的歷史都不會也不應該被割裂和回避，只要發生過，就不會無故被磨滅。特別是壹個民族的歷史，必須由全民族的人為它負起責任。
社會大變革的失敗邏輯
壹貫正確的毛澤東，為什麼會在關鍵的壹次“趕考”中失敗得如此徹底？對此理論界有很多說法，例如毛澤東對形勢判斷失誤，黨內斗爭，被“肆人幫”為代表的 野心家利用等等，都可能在壹定程度上作出解釋。但更重要的是暗藏了壹個顯而易見的含義——毛澤東個人理想主義和中國歷史演進的邏輯發生悲劇性沖突所導致的 慘烈後果。
但是，毛澤東保衛紅色江山不變色的理想本身錯了嗎？當然沒錯。自1949年進京趕考，中共在此後的社會主義叁大改造以及反右 整風等政治運動中，無不是為了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確保中共的執政地位。文革雖然是壹大異數，卻是與1949年至1966年的中共探索在打江山之後如 何坐江山壹脈相承。如果將視角放在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維度來看，文革亦帶有強烈的必然性。
從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被迫打開大門尋求壹 條道路，期間經歷士大夫階層的洋務派、維新派改革，也經歷了太平天國等傳統形式的農民起義，更經過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努力，壹路跌跌撞撞，直到1949年中 共建政取得全國基本統壹。然而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到激進左傾泛濫至巔峰的文革，中國再度被拋入萬丈深淵。這壹挫折從某種意義上可能是壹種必然的嘗試，是中 國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封建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所難以避免的壹次痛苦經歷。從事後看來，人們不接受這場社會實踐的“交換”，但是從運動開始人們從來無法 先驗地預測“代價”。如果歷史可以重來，這壹過程並不見得會更從容地逾越。
那麼，毛澤東對形勢的憂慮和擔心錯了嗎？也許沒有錯。文革前 夕，生活用品特供、脫離底層民眾等官僚主義氣息已相當普遍，毛澤東的憂慮並非無的放矢。1991年蘇聯解體，高度僵化的官僚體系成為令蘇聯難以支撐下去的 致命內因。如今，中國龐大的官僚主義體系也成為習近平(专题)等中共領導人的“心腹大患”，這顯然不是偶然的。
既然贰者都成立，究竟是什麼原因 造成了毛澤東的社會試驗歸於失敗呢？從現實實踐看，任何動機的正當性都不應該成為簡單發動社會重大變革的理由。毛澤東只是基於對政權的擔憂便發動如此巨大 的社會變革，即使其中沒有對形勢的誤判和治國理念的分歧，也是極為不負責任的。斯大林曾將古拉格強制勞動體系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力量，卻無視它摧殘人 性的罪惡本質，使其帶有不必要的血腥味，甚至以此渲染“光榮”，樹立楷模。英國歷史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1994年接受訪問時亦公開聲稱，如果蘇聯創造真正共產主義社會的工程終至成功的話，那麼犧牲2,000萬人還是值得的，“馬克思自 己不是說過，所有偉大的運動都是流血產生的？”
同樣，任何動機的正當性都不應該成為手段合法性的理由。“以革命的名義”就可以砸爛公檢法，突破壹切法律制度甚至社會倫理的底線，不接受壹切監督和制約，這在壹切以意識形態為主的社會常常成為通例。
此外，任何正確的理念都必須擺脫極端和絕對的實踐。從哲學上講，毛澤東熟稔辯證法，知曉“動”的絕對性，但忽視“動”與“靜”的相對性，所以人為地制造 “動”，甚至壹刻不停，從“叁反”“伍反”到“反右”，從“大躍進”“肆清”最後到文革，把繼續革命推到極端。在歷史觀上，毛澤東也將人民對歷史的推動作 用放大到極端，例如他只承認人民創造歷史，對其余壹概否定。在文革中，他更是只相信最無負擔和最底層的民眾，如學生、工人、農民、士兵，甚至追溯其家庭成 分，將無產階級“絕對化”。這樣的結果反而導致了最大的民粹運動，壹切官員，壹切規章制度，壹切文化傳承，壹切道德倫理，都在這種民粹中被打砸，結果卻沒 有建樹，大亂有，大治無。
清晰還是模糊？
經過烈火淬煉的億萬中國人，是否已經看清了文革的真面目？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可是已經結束40年之久的文革，卻在官方解釋的困境和民間的想像中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
文革的世所罕見和復雜性也正在於此。所以，即便歷史敘事早已重回正常的邏輯，依然難以阻擋爭議和質疑的不斷湧現。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 准”得以重新確立。同年年底的拾壹屆叁中全會，中共正式宣布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恢復中共八大以“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 盾”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內容，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81年拾壹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 革的理論基礎，對毛澤東進行了政治清算和總結。自此之後，中國進入了壹個狂飆突進的上升周期。
發生在中國大地上，延續時間長達拾年之 久，參與人數無出其右，致死人數多達數百萬，親歷者尚且有很多人在世，文革的真相原本並不復雜，可就是這樣壹場內亂和浩劫，為何卻在共同的記憶和不斷的反 省中越來越模糊？不得不說，文革雖然已經結束，但余毒猶在，中國上下依然在文革的潛意識影響下前進，思考方式和行為模式還沒有徹底脫離文革的慣性和軌道。 換言之，每個有足夠資本談論文革的人，都無法以超脫者的姿態來審視這場運動。也正是如此，在歷史細節愈發清晰的同時，文革實則也在被標簽化或者理想化，愈 發模糊而不真實起來。
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12年3月14日回答記者提問時依然在提醒人們，“粉碎‘肆人幫’以後，我們黨作出了 關於新中國成立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彼時，主政重慶的薄熙來很有文革意味的“唱紅 打黑”運動正如火如荼，不僅得到極左派的擁護，甚至在底層民眾中擁有廣泛號召力。這再壹次引發社會對文革重現的關注。最後，當人們知道薄熙來的這些“文革 做派”是在為自己爭政治資本，意圖謀權時，人們開始深思這種由下而上的文革再現。
人們可以看到，無論文革中的施虐者，還是受虐者，如今 大多依然在保持著沉默，希望將這場噩夢掩蓋；人們也可以看到，包括未曾經歷文革的激進左派希望重來壹場文革，摧毀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修正主義”路線， 完成毛澤東當年的歷史任務；更有自由派希望將中共所供奉的毛澤東徹底拉下神壇，還原成人……朝野之間的多元撕裂、對抗、攻擊，幾乎從未絕跡。這些情況也表 明，文革這種形式，其實各種意識形態都可以利用。
大陸媒體聲稱，搞壹場全社會的所謂“（文革）大反思大討論”，已有的政治共識就會受到 威脅，思想動蕩就可能發生，並且認為“在價值多元的社會裡，大辯論經常會擴大公眾之間的裂痕”。不過，這本身便是壹種實用主義的邏輯。事實恰恰相反，否定 大辯論的必要性，只能繼續不負責任地回避問題，讓真相更加暗惑不明。如此，社會的多元分裂不是消失，而只是被隱藏起來。
無論回避還是激進，不應該成為壹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所應有的狀態。所以，今天人們試圖去喚醒記憶，不是也不應該緬懷彼時所謂的造反自由，也同樣不是渲染血腥，喚醒仇恨，鞭屍歷史。
同時，審視文革並非只服務於現實政治，並非像自由派所鼓勵的那樣去搞政治清算，徹底否定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否定現有的政治體制和秩序。這可能是某些人的 目的，但並不是反思文革的責任。任何以此夾帶個人私貨和目的的動作都是對中國的贰次傷害。壹篇《“文革”從全面否定到全面反思》文章即提出，不能抱著實用 主義的態度反思文革。壹方面不能因為現在社會上出現壹些問題從而肯定文革，也不能因為要維護中央決議的權威而全面否定文革，更不能選擇性地為當下服務和為 個人的價值觀張目。
相反，重拾歷史便是要全面地認識文革本身，展現壹個民族可貴的自我反省意識和精神，坦然直面本民族的陰暗面。正如壹代文豪巴金的傳記作者所說，壹個不懂得反思與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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