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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6-17 | 來源: 采桑子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江澤民 | 字體: 小 中 大
1999年5月13日，江澤民在歡迎中國駐南使館人員回國大會上的講話就強調，要把對北約野蠻行徑的巨大義憤和偉大愛國熱情化作強大的動力，來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這是社會主義中國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江澤民還意味深長地表示，要“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來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而努力”。國際社會普遍對此予以積極評價，認為這壹講話表明中國不會因炸館事件而回到意識形態對立的冷戰時代去。江澤民表示要“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來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就意味著不會把對此事件的追究無限延伸到中美關系的其他方面。
1999年5月7日，北約轟炸中國南斯拉夫使館，江澤民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圖源：AFP/VCG)
1999年5月7日發生在南斯拉夫的北約轟炸中國使館事件，引發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強烈反應，自5月8日起中國大陸各地連續叁天出現了激烈的反美示威游行，形成壹股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伍八事件”是九拾年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壹，它不但對於中美之間以及中國與周邊地區和國家之間的關系產生重大的沖擊，而且，由它所引發的民族主義將成為壹種持續的重要政治因素，對後全能主義時代的政治文化與政治選擇都將有深遠影響。
本文試圖從後冷戰時期中美關系的固有矛盾、中美兩國的政治文化差異、南斯拉夫局勢引發的中美之間的信任危機等基本因素出發，研究中國政府、民眾與知識分子在“伍八事件”中的民族主義的反應，以及這種新的民族主義的特點與發展趨勢。這壹研究對於認識贰拾壹世紀初期中國政治的走向與未來發展以及中美關系的變化趨勢無疑具有拾分重要的意義。
壹、後冷戰時代中美關系上的溫和派與強硬派
要理解“伍八事件”發生的遠因，就必須考察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系中固有矛盾的復雜性。就美國國內而言，在對華態度上存在著強硬派與溫和派兩種不同的觀點。在美國強硬的保守派看來，中國執政黨的性質，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崛起，都會被視為對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地位以及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美國國家利益的挑戰與沖擊，並刺激美國強硬派“非我族類”的政治思維。他們認定，中國的強大與發展只能使中國更“仇視美國”，而不會變得“更象美國”。這是美國相當壹部份人士主張對中國采取強硬的“遏制主義”戰略的重要原因。
而另壹方面，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迅速發展、中國社會與政治的基本穩定、以及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對美國實業家的吸引力，這些因素又使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現實主義的溫和主張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力。這種溫和主張認為，接受中國作為壹個合作伙伴，並在與中國進行廣泛深入的經濟與文化交流中，影響中國的社會、經濟、觀念與思想的變化，其最終結果不但可以使中國發揮維持國際秩序的建設性的伙伴作用，甚至有可能使未來的中國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相當壹些美國人認為，這種“卷入”或稱“接觸”的辦法，從長遠來說，無論是對美國的實際商業利益，對於國際形勢的穩定，還是對於美國實現其道德理想主義的目標，都是有利的。九拾年代美國的對華政策中，主張強硬的“遏制論”戰略與主張溫和的“接觸論”戰略此起彼伏。壹般而言，自尼克松以來的美國總統與行政當局基於現實考慮，受“接觸論”較大影響，相對而言，意見領袖、國會與新聞界人士中，美國傳統的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價值觀相當強有力，在這些人士中，“遏制論”則有著較為廣泛的影響。
就中國壹方而言，在對美關系問題上，中國政府內部與知識分子中也同樣存在著強硬論與溫和論這兩種傾向。主張強硬論的人士主要有兩種類型。壹種類型是原教旨意識形態左派人士，“反和平演變論”是其思想基礎。他們力求采取強硬態度來抗衡美國的影響，以保護他們所認為的獨存的社會主義政權的安全。但隨著左派保守政治勢力在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後的逐漸消退，這種觀點和立場已經在公眾中失去其政治支撐點，在中國九拾年代政治生活中已經不具有重要影響。
主張強硬論的另壹類人士，則主要是決策層與知識分子中的壹些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思想觀念比前壹類型對中國未來政治更具持續的影響力。他們主張對美態度強硬與他們所理解的民族主義的國家安全觀有關。他們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西方國家，也是唯壹能對中國的利益與安全構成威脅與挑戰的國家。對美國保持警惕是中國國家利益所系”。
產生這種新民族主義思潮有更復雜的時代背景。中國近代以來長期受列強侵略，中國人的政治文化深處壹直存在著反應性的民族主義情結，而美國在後冷戰時期不再受到另壹方的制約而形成對外幹預主義的強勢化，這很自然地激起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與民眾中對美國的疑慮與相應的民族自衛心理。自“銀河號事件”以及中國申奧因美國反對而失敗，中國相當壹部份知識分子中就開始出現反美情緒。九拾年代中期，幾位青年作者合寫的《中國可以說不》，以及李希光、劉康合寫的《在妖魔化中國的背後》這類時論書籍所表達的反美民族主義思想以及它在大眾中的暢銷，正是這種民族主義思潮與心態的突出表現。
九拾年代中期，中國政府高層曾壹度表現出對這種民間自發的反美民族主義在壹定程度上的肯定，但由於擔憂這種自發的民族主義有可能失控，並被異見人士利用來進行超越政府控制的社會動員，後來這種自發民族主義思潮不再受到政府的支持。自九拾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政府對民間自發的民族主義思潮與行動的基本做法，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報導，並予以及時化解的方式。例如，民間的對日索賠運動、民間對於菲律賓排華事件的自發反應，均受到約束與控制。
自九拾年代中期以來，在中美矛盾未激化的情況下，這種自發的反美民族主義思潮不但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也受到多數知識分子的批評。例如，九拾年代中期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發表了“文明的沖突”壹文，強調中美之間沖突的必然性，中國的知識分子紛紛著文批駁亨廷頓的觀點。這壹事實足以說明，至少在九拾年代中期以前知識分子確實還普遍對美國抱有溫和的態度，雖然上述自發的民族主義和對美警惕的心理仍然在知識分子中相當程度地存在。
應該指出的是，構成對美強硬立場的這兩種政治勢力之間，即左派官僚與知識分子民族主義者之間，並不存在著有機的聯系。更具體地說，相當壹部份民族主義者在政治價值上根本不認同原教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他們對美國的自由民主也並無根本上的反感，有的甚至在其內心深處仍然是自由主義者。有壹位主張對美強硬的知識分子曾對筆者說過，他在訪問美國以後也認為，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該國的運行確實相當成功；他只是對美國以人權幹預別國事務，有可能對中國的民族生存條件構成威脅抱有高度的警惕。這壹觀念確實代表著中國大多數持民族主義價值立場的知識分子的態度。
1989年以後，在中國占主流地位的對美態度仍然是溫和論思想。他們支持鄧小平的務實外交政策方針。改革中得益的主流知識分子與新興的白領中產階級在對西方關系上也屬於務實的溫和派。作為中國戰略設計大師的鄧小平顯然認為，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在經濟上與美國合作以及與西方和平共處，是中國實現現代化進步不可缺少的外部條件。鄧小平在1990年提出，“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壹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鄧小平的“不出頭”、“韜光養晦”、“只要不發生第叁次世界大戰，中國以經濟為中心搞建設就不動搖”等基本思想的核心內容，可以被概括為政治與經濟兩個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言，其核心是放棄意識形態冷戰與攻勢，以避免刺激美國同樣地以冷戰意識形態思維來與中國對抗，而這種對抗必然使尚未強大起來的中國處於被動應付的劣勢，其結果對中國的傷害會遠大於對美國的傷害。就經濟方面而言，鄧小平的對美政策主張通過經濟上的互惠合作來鼓勵務實的美國人積極采取對華溫和的政策。更具體地說，鄧小平主張通過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發展經濟關系，以市場經濟提供的機會來吸引外國資本，使西方在中國市場上有利可圖，同時也發展了中國的經濟力量。這樣，鄧小平的外交思想與對外方針的實施壹方面達到了中國通過改革開放來實現穩定和平的國際環境的意願，另壹方面也滿足了西方國家在中國開辟市場的願望。
這壹“務實──合作論”的溫和政策的雙贏戰略，在1998年以前取得相當的成功，中美貿易的成倍增長也鼓勵了美國“接觸論”的對華關系戰略與政策，在美國公眾中取得越來越大的支持。自鄧後時期以來，江澤民基本上繼承了鄧小平的溫和方針。江澤民在1995年提出：“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是我們處理中美關系的基本政策。”江澤民訪美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基於鄧小平制定的這種和平外交戰略的基本精神而取得的。
至1998年中期，由於中美雙方各自的溫和派勢力都在本國占上風，雙方在互動與磨合過程中在壹定程度上已經逐漸學會相互克制與合作。當1998年6月克林頓訪問中國大陸時，中美關系似乎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時期，克林頓在中國的講話，出人意料地在中央電視台上播出，可以被理解為克林頓的“接觸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成功，中國也在沒有外部壓力的情況下主動宣布准備簽署聯合國的兩項人權公約。作為回報，克林頓向中國大陸公開許諾對台灣問題的“叁不主義”，這同樣被中國人理解為中國采取對美國的溫和外交政策的壹大勝利。美國的“接觸論”也在美國廣大公眾與政界甚得人心。雖然，中美之間建立的“戰略伙伴關系”並沒有具體明確的內涵，但這種關系的建立，標志著中美雙方對對方的溫和方針成為兩國外交的主流傾向。是時，可以說是自1989年之後中美關系拾年發展過程中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朱扁基在訪美期間提出：“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中國是最大的潛在市場，美國是最富裕的國家。如果雙方保持良好的關系，對兩國對世界和平都會拾分有利。”這壹講話最明白清楚地表明了中國溫和派的中美關系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美兩國務實派政治家力圖通過與對方合作來建立兩國的友好關系，他們均希望以此作為自己引以為自豪的政績來載入史冊的。
盡管中美關系中將長期存在著各種不穩定因素。美國對華強硬派仍然會不斷找到新的機會向溫和派的卷入政策提出挑戰。例如，自九拾年代中期以來所謂的“軍售事件”、“政治獻金事件”以及福建船民非法入境事件先後被提出之後，1998年底又出現了影響中美關系的兩大事件，壹是“中國民主黨”非法組黨事件，贰是美國強硬派主動掀起的“核機密泄露”案，為美國強硬派堅持的“遏制論”的重新抬頭提供了機會。然而，由於中美執政層雙方都認識到中美關系的重要性，並表現出相對的克制與靈活性。只要沒有出現重大的信任危機，以上種種不穩定因素雖然會使中美關系不斷受到挑戰，但基本上不會使雙方溫和的關系發生重大的逆轉。壹般而言，中美關系中確實存在著通過相互合作達到利益互補與雙贏的真實動力。這種以務實互利為基礎的互動過程，雖然不可能完全化解雙方強硬派之間的對峙，但只要沒有發生重大的國際事件，克林頓與江澤民各自主持的溫和政策就可以把上述矛盾有效地控制在壹定范圍內。
贰、中美關系中的政治文化矛盾
科索沃危機本身與中國的利益並無直接具體的關聯，甚至與美國的直接具體利益關系也並不大。然而，恰恰是這場發生在巴爾幹地區的區域性沖突卻使業已改善的中美關系陷入壹場巨大危機，其原因何在？單純的現實國家利益分析不能對此作出合理的解釋。我們必須把研究的視角轉向另壹個更深層的領域，即政治文化與政治觀念領域。這裡講的政治文化是指社會群體對政治的反應態度模式以及支配人們采取政治行動的政治思維定勢。對於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與政治思維方式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這個民族在某壹特定情況下會如此看問題，會如此作出判斷並采取政治行動。
事實上，上述中美之間近贰拾年來的漸進溫和化趨勢，是在雙方政治文化差異受到掩蔽的情況下，單純由於利益上的相互吸引而形成的。但雙方政治文化的差異對雙邊關系的重要影響是不可低估的，1998年的巴爾幹危機就使這種原來即存在的政治文化與理念差異以超乎尋常的方式突顯出來。
中美之間的政治文化差異表現在，就美國壹方而言，美國政治文化中始終存在著壹種以人權、自由、民主為基礎的道德理想主義或“人權原教旨主義”，美國的民族性中存在著強烈的新教文化因素。這種政治文化源遠流長，從白種人的負擔到以自由民主的理念與理想來“解救全人類”。這種人權自由幹預主義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確實出於真誠，並不能簡單地解釋為少數富人對外擴張的自私的貪欲。這種美國政治文化拾分特殊，其中有自以為是的堂.詰柯德式的救世熱情、以自由人權為基礎的道德優越感、壹種希望其他民族分享他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與人權普世價值的道德信念，也因對別國的歷史與文化的無知而有盲目的自信。美國對國際事務采取幹預主義的傾向，這既與美國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有關，也與這種美國價值有密切關聯。而冷戰結束以後，制約美國國際行為的另壹極的消失，美國國力的空前膨脹，都使這種新幹預主義得以在世界事務中長驅直入，更使這種政治文化中的人權觀顯示出巨大的影響力。
就中國壹方而言，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存在著兩個相互依存的因素。其壹是強烈的反應性民族主義傾向，它包含著壹種深層的“歷史上的受害者心態”。中國人對國際局勢可能造成的對中國利益的損害保持著壹種相當強烈的敏感，壹種直接的、即時的對近代民族苦難的聯想與追憶很容易經由這種聯想的“受害意識”與“危機意識”而形成群體性的激烈的反應。由於西方人沒有中國人的歷史文化體驗，因而往往難以理解這種心理。壹般而言，第叁世界國家的知識分子與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相比，對本國過去受強權欺凌的歷史的記憶拾分深刻，並對西方有壹種高度的敏感與不信任心理。另壹因素是主權高於人權的價值觀。中國近代以來不斷被迫失去主權而遭受外族侵凌，這使中國人保持著高度重視“主權”的社會價值理念。“沒有主權就無所謂人權”的觀念之所以被中國當代政治家與相當壹些知識分子接受，正是以國人的近代歷史感受為基礎的。另外，中國人中的這種集體人權觀又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強烈的集權主義與集體主義文化價值的影響有關。中國近代的歷史經驗使之對“主權”還有壹種特殊的不同於西方的理解，那就是主權被化約為壹個民族的“集體人權”，即體現國家利益的“集體人權”遠高於以個人為本位的個體人權。這種政治文化使中國人很容易從美國以個體人權為本位的國際幹預中，激發起民族受難經歷的歷史聯想。除了上述政治文化因素以外，在現實問題層面，由於中國還存在著分立主義勢力以及歷史上形成的台灣獨立、西藏獨立問題與新疆民族分離主義，在中國政府與知識分子看來，這些都是威脅統壹的“心腹之患”。而對多數中國人來說，中國自古以來政治文化中的“定於壹”的“大壹統”價值取向可以說是個生死相關的不可妥協的原則問題。這樣，美國依據人權原則在國際事務中作出的選擇與幹預行動，就拾分容易引發中國人對自身心腹之患的擔憂，並激活中國人深層的“受害者意識”。
綜而言之，中美之間始終存在著重大的政治文化差異，中美執政層共有的務實政治理念與政策可以掩蓋、卻不能消除兩種文化的差異與矛盾。當某種國際矛盾出現時，這種政治文化差異就會顯性化，中美人士將會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文化來對這種國際沖突與事態作出根本不同的解讀，從而引發嚴重的信任危機。從而形成與美國之間的矛盾沖突。
更具體地說，美國以其道德理想主義的人權價值觀，對國際人權受到破壞地區所進行的幹預行動，在中國政治文化的解讀下，往往被中國官員、知識分子與民眾單純理解為美國霸權利益擴張的借口，這種解讀進而引起中國對受到外族入侵的苦痛歷史記憶，並進而產生對中國統壹利益構成威脅的擔憂，從而迅速在民眾與政府之間形成反應性的民族主義的共識，激發起強硬的反應。另壹方面，中國方面作出的反應則又會被美國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義的強硬派勢力理所當然地理解為，日漸強大的“專制中國”對西方人權理想與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從而進壹步加強美國原已存在的“遏制論”思潮。壹旦出現這種對峙，由於中國與美國相比，在國力上處於弱勢，就使中國方面往往以相當激烈的、乃至強烈擴大聲勢的方式來作出反應，以此來警告美國不要越出雙方之間形成的界線。而美國則對中國人這種極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對中國的此種激烈反應模式又會作出同樣強硬的反應。潛在的矛盾的極易引發公開的沖突。
綜上所述，就美國壹方而言，美國的“道德原教旨主義”與美國的自身利益相結合的外交幹預政策，是壹種可能不斷激活中國反應性民族主義的外部力量；就中國壹方而言，強烈的“歷史上的受害者意識”、集體人權的價值觀念、中國內部的分立主義壓力，這些因素均是促成中國新的民族主義浪潮崛起並走向激進化的重要內因。在沒有發生重大國際事件的情況下，中國執政層領導人的溫和對外對策與美國務實的卷入政策之間存在著良性互動，中國執政層對激進民族主義可能對政治穩定的沖擊也持警惕、擔憂與防范的心態，這些因素可以在壹定程度上抑制中國的民族主義向極端發展。然而，在面對重大國際事態的情況下，由於美國與中國之間客觀上存在的政治文化差異，並在壹定條件下會引發信任危機，這種信任危機壹旦形成，就會使雙方的強硬派產生互激性反應，並進壹步強化雙方的對立，問題就會相當復雜多變。
叁、科索沃事件與中美信任危機的形成
南斯拉夫事件使中美關系急劇惡化，形成了拾年來最嚴重的信任危機；正是在已出現這壹信任危機的特定情勢下，不幸發生了北約轟炸中國使館的事件，從而導致了中美之間嚴重的對峙。下面，本文將對這壹互動過程進行深入分析。
北約東擴與美國在亞洲的“戰區導彈防御系統”（TMD計劃）是引起中美信任危機的重要原因。這兩件事本身未必有內在聯系，但中國還是會自然地產生壹種被包圍的疑慮和仿佛受到南北“鉗形攻勢”的無形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之所以揮之不去，是因為九拾年代後期的世界格局畢竟離冷戰時代並不遠。如果西方人批評中國戰略家把這兩件事聯系起來是“冷戰思維”，那麼中國戰略家也完全有理由回應：如何證明你們的北約東擴與“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新月形戰略部署與中國無關？中國人甚至進而可以認為，TMD不僅是冷戰思維，而且是冷戰行動。中美建交以來中國對美國最大的信任危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在這種氣氛下，南斯拉夫國內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科索沃危機局勢的幹預，則使中美關系進壹步蒙上了陰影。
眾所周知，南斯拉夫歷來就存在著復雜而深刻的民族矛盾。鐵托逝世後，長期受到壓抑的民族矛盾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惡性膨脹。科索沃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引起了北約各國的深深憂慮。西歐各國視這壹地區為歐洲安全所系，力求通過強烈的政治或軍事幹預來阻止事態的擴大。但北約本身缺乏足夠的力量與領導核心，於是，在北約的要求下，美國與北約各國開始對南斯拉夫進行軍事幹預。
應該承認，中國的相當壹部份人士在判斷歐洲新出現的這壹形勢時，更多地是從北約與美國軍事幹預的先例可能對中國的國際生存環境產生的影響來考慮問題，他們擔心的是，如果美國能夠以此為理由幹預南國內政，那麼也會以同樣的理由幹預中國的內部事務。
事實上，美國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理應對國際秩序和世界的穩定負有道義責任。壹位美國學者曾指出，克林頓之所以積極幹預科索沃危機，與他當年未能有效地阻止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悲劇而深感後悔有關。1994年因美國未積極參與解決盧旺達內部的民族矛盾，結果胡圖族與圖希族之間的種族矛盾日益激化，以致肆拾萬人死亡。美國總統克林頓後來親自去盧旺達為此表示了歉意。
當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發展到越來越可能出現類似盧旺達式的悲劇時，無論是基於美國所自承的國際警察的職能，還是就美國的利益而言，美國總統都認定不可袖手旁觀。在美國看來，由於不久前中國對馬其頓要求聯合國駐軍壹事在聯合國安理會使用了否決權，為了避免中國再次在聯合國運用否決權，美國就理所當然地繞過了聯合國而自行其事，開始轟炸南斯拉夫。
這又引起了中國政府與知識分子前所未有的強烈反應。中國人之所以如此反應，首先是因為，北約與美國拋開聯合國直接幹預南斯拉夫內政，不僅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有潛在的威脅，而且也忽略或輕慢了中國在安理會的地位和權力，意味著中國在未來國際安全事務中的發言權受到直接的損害。在中國看來，中國本可以通過在聯合國中享有的否決權來維護自己的主權與利益，失去了聯合國這道屏障，中國就會處於極為被動的地位。其次，北約以人權高於主權的道義理由來幹預他國事務，會使中國人聯想到，壹旦將來中國的中央政府打擊台獨勢力、西藏、新疆、內蒙的獨立勢力時，是否同樣會受到“人權高於主權”的西方勢力越過聯合國來進行軍事幹預和戰爭制裁？
中國對此問題的擔憂還在於，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決不會是壹個孤立事件，從現今國際的大趨勢來看，由於冷戰結束後美國與西方勢力不再受到另壹極的制約，過去維持國際秩序平衡的力量改變了，天平將會不斷向不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中國的壹些戰略家的判斷是，第壹，美國與西方國家推行北約“全球化”的戰略逐步成形，北約已在中東歐、東南歐擴展了勢力，下壹步很可能在北非、中東或者中亞繼續挺進。其次，世界范圍內的民族宗教問題本來就極為復雜，這種矛盾沖突本來就會因冷戰結束而更為強化，而西方的“人權高於主權論”又為幹預這種國際沖突提供了“人道”上的理由，並在這壹理由下去謀求西方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國接受美國幹預這壹事實而不加以反對，北約與美國對南斯拉夫的幹預所提供的先例，將有可能使中國成為下壹個受害者。
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的軍事行動本身與中國無關，但這壹行動卻使中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唇亡齒寒”式危機感。相當壹部份國人認為，中國理所當然地要表現出最強硬的反對姿態，以阻止美國進壹步染指中國內部事務。在這種危機意識引導下，中國在輿論宣傳中支持南斯拉夫抵抗美國的力度也越來越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科索沃事件發生後歷來主張對美強硬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者的表現比政府更為強硬，而同時民眾對科索沃問題的復雜性往往只作簡單化的理解，這對以後出現激烈的反美情緒有重要影響。
肆、北約轟炸中國使館事件：“預謀論”與“誤炸論”
正是在這種信任危機的背景下，發生了1999年5月7日北約轟炸中國使館的事件。在國際關系中轟炸他國使館是極為嚴重的事件，這究竟是誤炸還是預謀呢？從軍事角度看，“預謀論”似乎頗有說服力：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精確度以米計的瞄准系統與飛彈制導系統；北約確定轟炸目標要經過歐洲美軍司令部、北約司令部與美國國防部的審查和反復核實，外國使館被列入最重要的禁炸項目；中國使館肆周空曠、方位容易辨認，很難令人相信炸館事件僅僅是軍事計劃或技術操作上的失誤所致。但從政治角度來看，“誤炸論”則有相當的說服力。
首先，轟炸大使館不僅是嚴重的戰爭行為，而且為國際法所不容。更何況中美之間目前也不是交戰國。任何美國的行政當局都不敢背著國會制定這種嚴重違背美國戰爭法的重大陰謀。更何況克林頓緋聞事件已經被國會搞得沸沸揚揚，克林頓決不敢讓壹心與之作對的國會獲得致其於死命的機會。事實上，沒有壹個美國總統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而采取公然轟炸外國使館的做法。質言之，由於西方民主政治程序的透明性，由於國會對政府近乎苛刻的嚴格監督，由於國會與政府之間復雜的制約機制以及無孔不入的傳媒的監視，使得任何非程序的政府陰謀行為在這種體制下都難瞞過。西方公眾之所以普遍不相信“美國飛機轟炸中國使館是出於美國政府的預謀”，其原因就在於基於這種意識。持“預謀論”的人似乎並不了解美國政治與外交決策過程的關系。
其次，從克林頓個人利益的角度來看，他本人是中美關系上的溫和派，時常面對著國會、輿論界反華派的強大壓力，在位柒年來他在外交上引以為自豪的最大成就之壹就是與中國建立了友好關系。他決不至於要在下台前壹年多的時間裡去破壞他親手建立的這種關系，更不會笨到在即將結束任期時去做否定其兩屆總統任內全部努力的蠢事。所以，認為轟炸使館是白宮預謀的觀點，是對克林頓對華外交政策的嚴重誤判。同時，即使按西方的價值觀來看，此類政府陰謀也是違反公共道德的，克林頓承擔不起這樣做而導致與中國決裂並使其政黨的名聲掃地，以及由此帶來的對他本人及其政黨的嚴重後果。
第叁，從政治邏輯來看，轟炸中國使館也完全不符合美國的利益。這首先因為，美國在幹預南斯拉夫期間決不希望樹敵過多。而且，要最終解決南斯拉夫問題，可能轟炸後還是要回到聯合國的桌面上來；而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並擁有否決權，這壹票對美國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以公然轟炸中國使館來得罪中國，從而為聯合國默認的北約行動平添嚴重的障礙，顯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第肆，從長期戰略考慮，今天沒有任何壹個西方國家會把有核武器和拾叁億人口的中國看成壹個弱國。即便退壹萬-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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