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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6-17 | 來源: 采桑子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江澤民 | 字體: 小 中 大
綜而言之，中美之間始終存在著重大的政治文化差異，中美執政層共有的務實政治理念與政策可以掩蓋、卻不能消除兩種文化的差異與矛盾。當某種國際矛盾出現時，這種政治文化差異就會顯性化，中美人士將會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文化來對這種國際沖突與事態作出根本不同的解讀，從而引發嚴重的信任危機。從而形成與美國之間的矛盾沖突。
更具體地說，美國以其道德理想主義的人權價值觀，對國際人權受到破壞地區所進行的幹預行動，在中國政治文化的解讀下，往往被中國官員、知識分子與民眾單純理解為美國霸權利益擴張的借口，這種解讀進而引起中國對受到外族入侵的苦痛歷史記憶，並進而產生對中國統壹利益構成威脅的擔憂，從而迅速在民眾與政府之間形成反應性的民族主義的共識，激發起強硬的反應。另壹方面，中國方面作出的反應則又會被美國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義的強硬派勢力理所當然地理解為，日漸強大的“專制中國”對西方人權理想與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從而進壹步加強美國原已存在的“遏制論”思潮。壹旦出現這種對峙，由於中國與美國相比，在國力上處於弱勢，就使中國方面往往以相當激烈的、乃至強烈擴大聲勢的方式來作出反應，以此來警告美國不要越出雙方之間形成的界線。而美國則對中國人這種極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對中國的此種激烈反應模式又會作出同樣強硬的反應。潛在的矛盾的極易引發公開的沖突。
綜上所述，就美國壹方而言，美國的“道德原教旨主義”與美國的自身利益相結合的外交幹預政策，是壹種可能不斷激活中國反應性民族主義的外部力量；就中國壹方而言，強烈的“歷史上的受害者意識”、集體人權的價值觀念、中國內部的分立主義壓力，這些因素均是促成中國新的民族主義浪潮崛起並走向激進化的重要內因。在沒有發生重大國際事件的情況下，中國執政層領導人的溫和對外對策與美國務實的卷入政策之間存在著良性互動，中國執政層對激進民族主義可能對政治穩定的沖擊也持警惕、擔憂與防范的心態，這些因素可以在壹定程度上抑制中國的民族主義向極端發展。然而，在面對重大國際事態的情況下，由於美國與中國之間客觀上存在的政治文化差異，並在壹定條件下會引發信任危機，這種信任危機壹旦形成，就會使雙方的強硬派產生互激性反應，並進壹步強化雙方的對立，問題就會相當復雜多變。
叁、科索沃事件與中美信任危機的形成
南斯拉夫事件使中美關系急劇惡化，形成了拾年來最嚴重的信任危機；正是在已出現這壹信任危機的特定情勢下，不幸發生了北約轟炸中國使館的事件，從而導致了中美之間嚴重的對峙。下面，本文將對這壹互動過程進行深入分析。
北約東擴與美國在亞洲的“戰區導彈防御系統”（TMD計劃）是引起中美信任危機的重要原因。這兩件事本身未必有內在聯系，但中國還是會自然地產生壹種被包圍的疑慮和仿佛受到南北“鉗形攻勢”的無形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之所以揮之不去，是因為九拾年代後期的世界格局畢竟離冷戰時代並不遠。如果西方人批評中國戰略家把這兩件事聯系起來是“冷戰思維”，那麼中國戰略家也完全有理由回應：如何證明你們的北約東擴與“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新月形戰略部署與中國無關？中國人甚至進而可以認為，TMD不僅是冷戰思維，而且是冷戰行動。中美建交以來中國對美國最大的信任危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在這種氣氛下，南斯拉夫國內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科索沃危機局勢的幹預，則使中美關系進壹步蒙上了陰影。
眾所周知，南斯拉夫歷來就存在著復雜而深刻的民族矛盾。鐵托逝世後，長期受到壓抑的民族矛盾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惡性膨脹。科索沃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引起了北約各國的深深憂慮。西歐各國視這壹地區為歐洲安全所系，力求通過強烈的政治或軍事幹預來阻止事態的擴大。但北約本身缺乏足夠的力量與領導核心，於是，在北約的要求下，美國與北約各國開始對南斯拉夫進行軍事幹預。
應該承認，中國的相當壹部份人士在判斷歐洲新出現的這壹形勢時，更多地是從北約與美國軍事幹預的先例可能對中國的國際生存環境產生的影響來考慮問題，他們擔心的是，如果美國能夠以此為理由幹預南國內政，那麼也會以同樣的理由幹預中國的內部事務。
事實上，美國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理應對國際秩序和世界的穩定負有道義責任。壹位美國學者曾指出，克林頓之所以積極幹預科索沃危機，與他當年未能有效地阻止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悲劇而深感後悔有關。1994年因美國未積極參與解決盧旺達內部的民族矛盾，結果胡圖族與圖希族之間的種族矛盾日益激化，以致肆拾萬人死亡。美國總統克林頓後來親自去盧旺達為此表示了歉意。-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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